如果没有F·S.菲茨杰拉德，就不会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而如果没有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就不会有《你的懒惰让我愁肠百结：菲茨杰拉德致女儿书》——尽管这本书并非他的本意。这些信件是由菲茨杰拉德从小的朋友安德鲁·特恩布尔收录编辑的，他也出版过菲茨杰拉德的传记。
书信贯穿了女儿斯科蒂的青春期（12岁到19岁），此时让菲茨杰拉德愁肠百结的还有他痛苦的中年。妻子塞尔妲精神崩溃，支付女儿的学费之外他还须支付妻子的医疗费用。《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出版，却是一本有口碑的滞销书。菲茨杰拉德只能不断给流行杂志和晚报供稿，自嘲用“粗制滥造的东西”换取颇高的稿费。后来他又给好莱坞做编剧，“消耗自己的天才”（译者序）。只有信件这样私人的文体，才能为文学天才毫无保留的父亲形象赋形。菲茨杰拉德的信不长，却有着令人惊讶的巨大信息量。作家不但要评价斯科蒂的近期表现、提及自己的状况、谈论某个他们熟知的人（比如她的母亲）、对斯科蒂寄语或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最后一封信中，他要求斯科蒂为一件收到的外套写感谢信，并列明了每个收件人以及对应信件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关于文学的探讨自然也不会缺席。书中收录的信件数量随女儿年龄递增，尽管他在信中称不指望女儿明白自己的处境，别惹麻烦就是帮了大忙。但事实上，他仍将女儿作为自己最忠实的听众，抒发着“愁肠”。
与此相比，《在秋天》则完全是一部默认女儿为观众、以第一视角拍摄、带有评论音轨的看世界的影像了。以自传小说《我的奋斗》征服读者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开始写这本书时，距离他的女儿安妮出生还有六个月。他循着时间的次序，从九月起，每天写下一篇——从麦茬地、手指、猛禽，到安静、孤独、福楼拜——怕她错过种种美妙而向她“原原本本地展示”这个世界，这个她即将投身却一无所知的世界。尽管如此，克瑙斯高一样默认，安妮会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形成自己独特的体验，过自己的生活，并谦逊地将这份尊重，视为养育安妮三个哥哥姐姐积累的经验。“奇怪的是，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 “我猜想，你也会这样，你已经成为了想成为的人。”
因此，在给女儿的第一封信中，克瑙斯高诚恳地感谢她。这本书是为她所写，但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自己。“向你展示这个世界，小家伙，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全书的三封信，分别作为九、十、十一月即每个章节的开篇。除此之外，他很少再用到“你”。书的讲述方式让人想起本雅明的《柏林童年》，每篇都由一个平凡的、人人皆知的物件或场景，引向一个只有讲述者知晓的、意味深长的目的地。他描述蝰蛇，它们没有听觉，视力也不好，又贴着地面匐匍，他想象蝰蛇的世界是安静的，只有颤动和气味。克瑙斯高熟悉它们的习性，冬天，上百条蝰蛇互相寻找，躺在一起冬眠；到了春天，它们向着温暖的地方蜿蜒而行。途中如果遭遇人类，人类脚步发出的震颤就会让蝰蛇敏锐地躲起来。而此时，“一位男子和一名小男孩走了过来。”讲述的重心便发生了转向，那位男子一次次地用石头击中它，直到击碎它的脑袋。仿佛他憎恨这条蝰蛇胜过任何东西。“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后来也再未见过这样的他。”这条蝰蛇不属于科普世界，而是克瑙斯高童年至今的创伤和无解。就这样，作为父亲的他不仅客观地写下万物，也触发了万物之间的联系。正是这些联系，将万物移情，揭开他生活中的隐密感受和冲击留下的痕迹。很快，根据题目猜测每篇的落脚点变成了阅读的别样乐趣。
孩子给作家机会揭示自我内心生活的多样性、奇异和微妙。反之，孩子也会将自己这样的内心生活向作家反哺。
台湾作家朱天心，曾以充满怜爱的观察者视角，纪录了女儿谢海盟从出生到刚入小学的“口吐人言”和“鸟兽行踪”，也在观察女儿的间隙里回眸自己曾经的生活。自序中朱天心提到，对于这本书，“有小孩的”多抱着自己的妈妈经礼貌沉默。倒是“没有小孩的”觉得“好看极了”。读上一版《学飞的盟盟》时，我一定也属于后者，才能在今年的新版里认出二十年前让自己大笑的段落。比如盟盟的个性关键字“不好意思”——绝不跟老师同学道早安，绝不和熟人长辈打招呼，绝不对妈妈说生日快乐，“因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无论是几年前我们对标的芬兰人还是时下标记的i人，都能和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产生共情。再比如，朱天心因为盟盟那一群小孩都喜欢在小木屋里待着，“问他们里面有什么好玩，也都说不上来”，而想起自己小时候，和玩伴们在某间屋外用一张废弃的榻榻米斜着靠墙搭出一个黑漆漆的天地。大家还各自偷了衣服、被单、食物来，不需要约定都打算从此长住下去。“觉得彼此亲爱非常，可以不要爸爸妈妈。”
相信在当下，“有小孩的”也会在孩子身上唤醒自己很久想不起的记忆，也从与孩子的关系中重新理解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也会为“人类幼崽”这一特殊物种的行为之相似而觉得它“好看极了”。孩子的逻辑总令大人意外却又十分自洽——当朱天心问临近幼儿园开学的盟盟，会不会想念学校。“她说会呀，我问想些什么，盟盟思索半天回答：‘灯泡’”；孩子如果丢了宝贝，会引发令家长深受震动且心向往之的哭相——一次下公车，盟盟手里的叶子被风吹跑了。暮色里，朱天心紧张地趴在地上找，盟盟在一旁绝望大哭。好心人来问丢了什么一起找，“我备感艰难地回答：‘一片叶子’”；他们让人无从嫉妒的准确又浪漫的语言——盟盟形容“撒娇”，“就是两个大头碰在一起磨一磨，像要长角了”。
“这绝非一本教人如何教养小孩的书，”朱天心这样写道，“而是实例展现一次：你可以不一定要像大多数人那样教养小孩。”我倒觉得这本书与川岛小鸟的《未来酱》、秋山亮二的《你好，小朋友》等摄影集有异曲同工之妙。孩子的行为言语既是一颗偶然掉落的苹果，也受严谨因果关系的牵引。抽丝剥茧地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便是观察孩子行为的意义，也是身为家长的乐趣。当父母从主导和评价者退居观察和纪录者时，意义会显现，乐趣能萌生，孩子则迸发出天真。而如布莱克所说，“天真与智慧同在，但绝不与无知同在”。
与上述作家一样，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也有一部读来有自传意味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而这部小说又与上述作品截然不同。小说的第三章“生为女人”被选摘作为她的深度访谈与随笔合集《如果你生而为女人》的序，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立意。在这一章中，她希望自己未出生的孩子“生为女人”（尽管“生为男人”将免去许多耻辱、奴役和虐待），去反驳她母亲为自己性别的灾难与不幸发出的叹息。“你经常、几乎总是会失败……战斗本身比获胜更为可取。”
不过，这里想从小说中她为孩子说的一个“童话故事”讲起。一个倚在面对花园的窗前，整天望着花园中央那棵木兰树的小姑娘，每天梦想能有人摘下一朵那开在高空的洁白木兰花。有一天，一个男人因为见到一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抱在一起、倒卧在露台上，而将那个女人从露台朝木兰树的方向扔了下去。“好像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掉在了木兰树上。”当她从树杈间坠向地面的瞬间，她的手摘下了一朵木兰花。小姑娘的妈妈跑出去看，发出一声尖叫。而小姑娘从此坚信，要是一个女人摘下了一朵花，她必定会死去。“我就是那个小姑娘。”她希望上帝保佑她的孩子，不像她一样，“那么早就认识到：一个女人要首当其冲为这个现实付出代价。”木兰花的故事，令人触目惊心地解释了区分外面世界的标准，“一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力量关系。” 如果你生而为女人，你必须学会敏捷、强壮、保护自己。
对未出生孩子的希望，显然是她自己生为女人、坚持自由——包括不成为母亲的自由——的一种折射。小说纪录了她从得知自己意外怀孕的那天起，在“诞下生命是否正确”与“为了诞下生命而放弃个体自由是否正确”之间的犹疑和因此遭受的折磨。（正如她把这个故事说给孩子听，希望她尽早失去人们称赞的纯真，又怀疑现在说这些是否不合时宜。）在她反抗自己的母性时，孩子该为谁出生？肯定不是为了她自己，“因为我完全不需要你”。一个尚不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孩子，对被抛弃也毫无知觉；在她为此懊悔时，“你一定要原谅我说过的那些要把你遗弃的话。” 她决定接受一个孩子形成的偶然性。她不是从爱的角度，而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孩子，她为同时感受到两个生命而喜悦。
她决定留下孩子，却因此被视作另类、被不公对待，愤怒逐渐推翻了她的决定。“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最多被人看作一个怪胎、麻烦制造者，或一个女英雄，但绝不会被看作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向孩子倾吐世界的拥挤、丑恶，家庭是谎言，工作是敲诈。她向孩子呐喊，否认自己有过选择。就在此时，在箴言之外，一种奇异的悬念和紧张感形成了。她感受到了孩子的死亡。
“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是“一个永远不会出生、拒绝出生的孩子”，而法拉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整篇小说都是虚构的。她承认身为女性是一种苦难，但不认为这种苦难无法逃脱。身为作家，职责是帮助别人在黑暗中看得更清楚。她认为她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一条出路，也正因如此，小说的主角对孩子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女人，战斗本身比获胜美好得多。也可以说，这些信是写给所有女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