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西的见证者:建在那不勒斯的中华学院

在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那不勒斯,有一座“中华书院”(collegio dei cinesi)。其历史可追溯到18世纪初,是西方第一所教授中文、传播中华文化的教育机构,当今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

近年来,随着中意人文交流的不断加强,意大利有关部门对书院旧楼进行了修缮。在尘封了百余年之后,这幢历史建筑于2018年重新焕发生机。今年,恰好在意大利访学的我迫不及待地约上当地友人,只为一睹其真容。几年前,笔者曾奔赴那不勒斯寻找书院旧址。只不过,因建筑物年久失修,彼时的书院一直大门紧锁。据友人介绍,当地政府为书院的修缮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喧嚣的那不勒斯街头,我们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当车缓缓驶出老城中心时,迎面而来的是曲折向上的山坡小路,宁静且悠长。这便是传说中的“华人坡”(salita dei cinesi),与之相邻的是“马国贤路”(via Matteo Ripa)。望着车窗外的美景,我和友人难以掩盖内心的激动。正如19世纪德国学者卡尔·奥古斯特·梅叶尔(Karl August Mayer)在《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Neapel und die Neapolitaner)中所记载的那样:“中华学院建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山坡上面,风景很是美丽”。

远眺中华书院


俯瞰那不勒斯老城


中华书院彩绘图


华人坡


马国贤路


当车行至“华人坡”时,我们决定下车步行,沿着古人的足迹继续前进。在路的尽头,我们惊喜地发现了焕然一新的中华书院,与记忆中那幅萧索凋零的破败景象形成对比。进入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拱上方的“圣家”二字。在当地人的口中,“中华书院”又称“圣家书院”(collegio di sacra famiglia),其创始人是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

书院入口处的“圣家”字样


修缮前和修缮后的书院外墙


修缮前和修缮后的马国贤雕像


修缮前和修缮后的书院内部


内部细节,“圣家”二字


1707年,意大利人马国贤受罗马教皇的委托,踏上了前来中国的旅程。经过两年多的辗转,他成功抵达澳门,并在这里遇见了教廷首位访华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此时,正值“中西礼仪之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多罗特使受到教皇委派访华,旨在调查“礼仪之争”,平息不同传教士之间的纠纷,试图与清廷建立一种更为“官方”的联系(corrispondenza)。然而,基于对“中西礼仪”的不同理解,双方产生了分歧。无奈之下,康熙皇帝一方面命令所有在华传教士领“票”,遵守“利玛窦规矩”,即“文化融合”策略,发誓永不复回西洋;另一方面又希望招贤纳士,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传教士为其服务。由于深谙西洋绘画技巧,加上教廷特使的举荐,马国贤很快被召见进宫。

“票”,图片引自笔者专著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Rome: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10—1723年,马国贤以画师、翻译等身份在清廷服务。期间,他将西方油画和铜版画技法传入中国,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画卷,如《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目前,这组铜版画在全世界仅存四套。作为翻译,马国贤的高光时刻发生在1720年。那年11月29日,俄国彼得大帝的使臣伊兹马伊洛夫(Leon Vasilevich Izmailov)携90随从抵京。马国贤成为康熙皇帝钦定的6名译员之一,负责与俄国使节交涉。根据马国贤的回忆录(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 C. scritta dallo stesso fondatore M. R. e de’ viaggi da lui fatti, II, Napoli 1832)记载,俄国使臣通晓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点拉丁文,其出使目的在于“增进两国友谊,推动双边贸易,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

同年,马国贤还陪同康熙皇帝接见了教皇派往中国的另一位重要使臣嘉乐(Carlo Ambroggio Mezzabarba, 1685-1741)。这位新特使的任务在于继续推进多罗所未能完成的使命,并就礼仪问题再次与中国交涉。然而,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教廷与清廷的第二次官方接触仍以失败告终,这一结果也引发了马国贤的身份认同危机。多年前,作为教廷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曾宣誓要捍卫教皇的绝对权威;而如今,作为清廷的“官员”,又须服从皇帝的崇高旨意。这种两难的境地在康熙去世后不断加剧,逐渐燃起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1723年,马国贤决心返回欧洲,创办中华书院。他认为,只有通过培养真正兼容并蓄的人才,才能克服语言、文化上的隔阂,推动中西间的交流。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活计档》雍正元年(1723年)记载:“十月十一日,西洋人马国贤因父及伯父、叔父相继病故,奏为恳恩给假事。奉旨:准他去。钦此。”临行前,雍正的第16位兄弟庄亲王还赠予马国贤两匹骏马、贡缎和一些工艺品,并允许他携带4名中国学生和1位老师前往欧洲。经考证,这4名中国学生分别是:谷文耀,字若翰,古北口人,1701年生;殷若望,河北固安人,1705年生;黄巴桐,河北固安人,1712年生;吴露爵,江苏金山人,1713年生;而那位老师则是王雅敬,江苏川沙人,1693年生。就这样,马国贤告别生活十余载的中国,从广东经伦敦返回了意大利。

马国贤与中国学生,背景中依稀可见“中华书院”,图片源自那不勒斯历史档案馆


绘画中的中国面孔,是第一批跟随马国贤来欧的两名学生,由18世纪那不勒斯画家Antonio Sarnelli创作


两名中国学生的形象还出现在了书院中另一幅名为“圣家”的宗教题材绘画当中,画作同样出自Antonio Sarnelli之手


1724年,中华书院的雏形在那不勒斯诞生。1732年4月7日,教皇克莱蒙十二世颁布通谕,正式承认了该书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那不勒斯恰好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在成立之初,马国贤得到了查理六世(Charles VI, 1685-1740)的支持,后者愿意每年提供800杜卡特币的资助。此外,查理六世的姐姐、奥属尼德兰总督玛丽亚·伊丽莎白(Maria Elisabeth von ?sterreich, 1680-1741)也以个人名义捐献了200弗罗林币,大大解决了书院初期的财务危机。关于书院,除了培育传教士外,另一大使命便是培养翻译人才。在早期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为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服务。这是一家以南部尼德兰奥斯坦德为中心,由查理六世颁发贸易特许状,全名为“皇家特许奥斯坦德”的贸易公司。借助书院的译员,奥斯坦德公司于1722年投身对华贸易,通过茶叶生意繁荣一时,成为英、荷等国的重要竞争对手。

除此之外,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庞大的使团访华,其身边的译员同样来自中华学院。他就是李自标,1760年出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自幼跟随其师、陕西渭南人郭元性(1718-1778)来那不勒斯学习。实际上,马戛尔尼一行是先在英、法两国寻找翻译未果之后,使团副使老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才匆匆赶往意大利。

在罗马教廷传信部历史档案馆中(Archivio di Propaganda Fide, 简称APF),笔者发现了一封书信,是马国贤的继任、中华书院第三任院长弗朗西斯科·马塞(Francesco Massei, 1713-1800)写给时任教廷传信部部长莱昂纳多·安东内利(Leonardo Antonelli, 1730-1811)的,落款时间为1792年3月17日(APF, CCN, b.12, ff. 131r-131v)。在信中,马塞表示:“作为英国访华使节,马戛尔尼十分渴望从书院中挑选两名中国学生,陪同使团旅行至澳门,在旅途中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为此,英国驻那不勒斯的公使威廉姆·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 1730-1803)多次尝试说服我们,而老斯当东先生更是亲自登门拜访,希望挑选合适的学生带回伦敦,再从那儿前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与大多数已知文献不同,罗马教廷传信部收藏的档案显示,英国使节在那不勒斯从未提及寻找译员,而是“中国事务专家和中文老师”(esperti di cose cinesi ed insegnanti di lingua sinica)。此外,马塞还表示,英国人承诺“书院学生一旦抵达澳门,就会脱离使团,各奔东西”。

谈到当时的罗马教廷,对于英国的态度可谓是颇为友善。在传信部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文献中(APF, Lettere, vol. 262, f. 143)笔者发现,1792年3月24日,莱昂纳多·安东内利部长专门致信时任北京教区主教、葡萄牙人汤士选(Alexandro de Gouvea, 1787-1807)。在信中,安东内利指出,英国将派遣使团访华,“请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来华人员中包括柯宗孝和李自标两名中国人,皆属于那不勒斯的中华书院”。关于柯宗孝,我们知道他在抵达澳门后如约离开了使团。至于李自标,他却跟随了马戛尔尼。根据教廷档案,或许我们可以猜测,李自标前往北京,大概率是出于个人选择。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认为:“历史事件中翻译人员往往默默无闻,实际上却在谈判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是在19世纪以前,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不仅担负着跨文化中介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叙述。”的确,译员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更要懂得如何“周旋”于两种文化。当然,上文提到的李自标只是中华书院众多留学生中的一名。据考证,自书院成立后共培养出中国本土学生106人,他们来自直隶、顺天、江苏、四川、湖北、广东、陕西、山西、福建、甘肃、山东、湖南、河南等十余个省份。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学成后选择了归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东西交往的一段佳话。

自1724年至1868年,中华书院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培养出了大量人才,在欧洲对华关系、国际汉学、东方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初,那不勒斯处于法国统治之下,拿破仑甚至设想将书院搬迁至巴黎,因为英国使团仅在意大利找到中文译员一事震惊了欧洲朝野。1868年意大利统一后,中华书院改名为“皇家亚洲书院”,增加了俄罗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教学。1878年,时任意大利教育部长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推动教育改革,书院又新添了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和现代希腊语等语种。1888年12月,“皇家亚洲书院”改名为“东方学院”,为中意间的对话输送了大批翻译人员、海关职员和外交官员。1946年,意大利共和国成立,“东方学院”的名称正式变更为“东方大学”,至今引领着该国汉学研究的潮流,续写着中意友谊的新篇章。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校徽,如今仍保留着创始人马国贤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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