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否认关于吸烟、疫苗、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到认知偏差的心理根源，从社交媒体塑造的信息孤岛，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波士顿大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研究员李·麦金太尔（Lee C. McIntyre）在《后真相》一书中追溯了后真相现象的形成根源，揭示出后真相的本质：它是一种信念至上的断言，其危险之处在于，制造者迫使他人接受观点而无视证据，使人们陷入脱离现实的风险。澎湃新闻经“风之回响RESONANCE”授权，摘发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
先生，当事实改变，我也会改变主意。你呢？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过去几十年，科学界发生的事情预示了后真相的到来。科学结果一度因其方法的权威性而受到尊重，现在却遭到大批非专家的公开质疑。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结果通常会在科学家内部进行程式化的验证，但这不是我们在此处谈论的内容。
当某位科学家提出一个理论时，预计它将通过同行评议、尝试重现，并对经验事实进行最高级别的核验。执行上述步骤的规则相当透明，因为它们服务于科学价值，即经验证据在评估科学理论中至关重要。但是，即使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也可能会发生错误。这个过程可能非常苛刻，但科学界有必要尽可能确保只有好的理论才能过关。因此，如果没有披露全部潜在的偏见来源，如利益冲突或资金来源，就会被视为严重缺陷。既然已有如此高水平的科学自我检验，为什么非科学家们会觉得有必要质疑科学的结果？他们真的认为科学家会懈怠吗？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然而，那些发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与科学结论相冲突的人，却常常散播这种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外行会认为对科学家的动机和能力提出质疑更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这就是“科学否定主义”（science denialism）诞生的根源。
《后真相》
对于那些不喜欢某些特定科学结果的人而言，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是发现这个科学结果的科学家存在偏见。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识到非经验性（宗教、政治）信念可能对实证调查产生有害影响，这是对科学之高标准的尊重。不幸的是，情况通常并非如此。事实上，对于那些反对特定科学发现的人来说，在“开放”和“公平”的幌子下，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应用于某个研究领域，对其进行检验（尽管他们可能会否认自己的作为）。其目标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尝试，以削弱科学之公平性的观点，并挑拨起关于实证研究是否真的价值中立的怀疑。一旦这一目的达成，似乎就为转而考虑“其他”理论迈出了一小步。毕竟，如果一个人怀疑所有科学都存在偏见，那么去思考一个可能被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所败坏的理论，似乎就没那么过分了。
然而，另外一些批评者则有点狡猾，他们声称其所指摘的科学家本身没有坚持良好的科学标准，他们宣称这些科学家思想封闭，只顾自身利益。其中一些建立在对科学运作方式的直接误解（或愤世嫉俗的利用）之上，错误地以为科学家们只要收集足够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一个理论。但这并非科学的运作方式：无论证据多么完善，科学理论都无法被证明是真理。无论经过多么严格的检验，每一个理论都“只是一个理论”。有鉴于科学证据的收集方式，理论上而言，未来总是有可能出现一些数据，可供反驳某个理论。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理论不合理或不值得相信。但这确实意味着，在某些时候科学家必须承认，即使提出最强有力的解释，也不能使理论成为真理，而只能基于证据的正当性来提供强有力的信念。那些声称他们是真正科学家的人常利用这种所谓的科学推理的弱点，即如果科学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那么它就不应该排除任何替代理论。他们相信，在某个理论得到绝对证明之前，任何一个与之相互竞争的理论都有可能是正确的。
我坚持认为，科学不应当因其在认识论上的特点而感到尴尬，而应该将其视为寻求真相的美德。基于证据断言一个科学理论是有根据的，这绝非易事。事实上，如果人们希望对经验解释采取最高标准，为什么那些与科学理论竞争的伪科学理论不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证明”游戏打不赢，我们就玩“证据”游戏，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不妨用这个问题来问问科学否定论者。在这样的盘问之下，科学否定论者通常无力回答。然而，对于那些对科学的实际运行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人们无法“证明”像进化论这样的理论，这似乎是科学的一个超乎寻常的弱点——也是替代性理论取而代之的绝佳机会。（当然，从技术角度讲，我们也无法“证明”地球是圆的。）
近年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尽管在科学界几乎没有人质疑全球气温在上升，且人类活动是其主要原因，但公众被蒙蔽，认为这个问题存在极大的科学争议。
这件事已有人很好地讲述了，我在此只进行简要总结。我的目标与之不同，我意在表明科学否定论的现象通常是相关联的，可供作为理解后真相现象的一种方式。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应该再往前回溯，回到 20世纪50年代，当时烟草公司意识到，关于吸烟是否会导致肺癌患病率增加的疑虑，会对他们的既得利益产生影响，随后科学否定论的现象真正开始抬头。
“我们正是要撒播怀疑的种子”
科学否定论可以出于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最常见的是由利益遭受损失的人首先发起，随后由陷入错误信息的人继续推动。阿里·拉宾-哈夫特（Ari Rabin-Havt）在他的《谎言公司》（Lies, Incorporated）一书中，通过探讨企业资助的游说（和撒谎）如何影响有关气候变化、枪支、移民、医疗保健、国债、选民改革、堕胎和同性婚姻的政治立场，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利益与后真相政治之间联系的理解。
关于科学否定论如何在有关吸烟的辩论中诞生的历史，有几个不错的资源。在《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中，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追溯了烟草业研究委员会（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mmittee, TIRC）的科学家们制定的策略如何成为科学否定主义蓝图的历史。对于理解看似基于政治的反对如何根植于金钱利益而言，这个故事中的经济层面，而非后来延伸出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这一点也印证了大量（由石油利益集团资助）的草根团体何以反对气候变化的故事，也预告了我们稍后将讲述的假新闻如何从追求利润的标题党演变为随处滋生的假信息。
故事开始于1953年纽约市的广场酒店（Plaza Hotel）。大烟草公司的领导者们齐聚一堂，商订怎样应对最近发表的一篇对他们而言具有毁灭性打击的论文，此文将香烟焦油与实验室老鼠的癌症联系起来。峰会的领导者是公共关系界的传奇人物约翰·希尔（John Hill），他建议与其继续争论谁家香烟更健康，不如寻找一种团结的办法，通过赞助更多“研究”来“对抗科学”。高管们同意资助这项工作，并由希尔新创立的烟草业研究委员会来主持开展，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让公众相信“没有证据”表明吸烟会导致癌症，而之前声称存在这种联系的研究工作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质疑。
这的确奏效了。科学表明吸烟和癌症之间“没有决定性的联系”（因为科学永远无法对任何两个变量做到这一点），利用这样的观点，烟草业研究委员会在众多美国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覆盖了4300万读者——这就对一个接近达成共识的科学问题造成了混乱和怀疑。正如拉宾-哈夫特所言：
烟草业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质疑吸烟会导致癌症的科学共识，让媒体相信关于烟草带来风险的故事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应该得到同等重视。它最终试图引导政治家掉转方向，以免损害烟草公司的经济利益。
接下来，这个故事持续了40年——即使面对进一步确证烟草有害的科学研究依然如此——直到1998年，作为2000亿美元和解协议的一部分，烟草公司最终同意关闭烟草业研究委员会的继任机构（并在此过程中披露了数千份内部文件，表明其一直都知道真相），以保护自己免受未来的诉讼。然后，烟草公司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将产品销售到原本应该知晓风险的全球市场。它们为何如此行事？显然，这40年的利润肯定远远超过了所付出的成本，但一旦证据确凿，真正打起官司，这些公司肯定早已经盘算过，他们未来的利润也一定会远远超过为和解支付的2000亿美元。不到十年后，根据《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 Infl 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RICO），这些烟草公司因密谋隐瞒早在1953 年就知道的吸烟和癌症之间的关联而被判犯有欺诈罪。
然而，科学否定论的问题还远未结束。因为现今已有一幅蓝图，其他对抗科学家的人可以仿效行事。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中，奥利斯克斯和康韦详细解释了这幅蓝图。事实上，作者提供的证据不仅表明其他科学否定论者遵循了“烟草战略”，而且涉及到同一拨人。1969年，一位烟草高管撰写的声名狼藉的内部备忘录中这样说：“我们正是要散播怀疑的种子，因为它是与存在于公众头脑中的‘事实主体’进行竞争的最佳手段。”从那以后，需要如何去做就已昭然若揭。当然是去寻找并资助自己的专家，借此向媒体暗示这个故事有两面性，通过公共关系和政府游说推动你所倾向的这个方面，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公众混乱来对你想要争议的任何科学结果提出质疑。
《贩卖怀疑的商人》
按照奥利斯克斯和康韦的解释，这一策略在后来关于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核冬天、酸雨、臭氧空洞和全球变暖的科学“争论”中都得到了成功应用。这些活动的部分资金甚至来自烟草业。当气候变化在21世纪初成为党争议题时，企业资助的科学否定论机制堪称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
受雇专家炮制的虚假研究被转化为话题和梗（memes），然后在电视上通过付费广告重复播放，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在必要时还通过付费广告活动深深植入公众意识。
科学上的分歧既然可以炮制，为什么还要寻找？当一个人的意见可以通过恐吓媒体或通过公共关系传播时，为什么还要费心进行同行评议呢？当你可以用行业资金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时，为什么还要等待政府官员得出“正确”的结论？所有这一切当然足以令人震惊并生出愤世嫉俗之心，但这仅仅是当今通向后真相道路上的一站。2016年之后，当真相这一概念本身受到质疑时，何必再忧心于泄露的备忘录、确凿的证据和自相矛盾的录像呢？那些人怎么知道可以把事情做到如此程度？因为这些策略在接下来的运动中取得了成功：反对全球变暖。
气候变暖及其他
在现代科学否定论的案例中，全球变暖可能是最恶劣的一个。如前所述，已有大量探讨炮制“怀疑主义”骗局的长篇著作，这些骗局的目的在于挑战确凿的科学证据，质疑导致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中，奥利斯克斯和康韦把从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烟草战略”与今时今日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气候变暖的“争论”中，资金似乎来自化石燃料行业，而相关的“智库”是哈特兰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令人沮丧的是，哈特兰研究所背后最早的资助来自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这些年来，该机构的其他若干资助来自于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和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哈特兰研究所在1998年至2010年期间从埃克森美孚获得了超过730万美元的资助，在1986年至2010年期间从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的附属基金会获得了近1440万美元资助，他们的公司科赫工业拥有大量的石油和能源。
自2008年以来，埃克森美孚声称已停止资助所有否认气候变化的组织。与此同时，调查人员发现，尽管埃克森美孚正在花钱掩盖气候变化的事实，但一旦极地冰盖融化，他们就计划在北极探索新的钻探机会。哈特兰研究所现在警告说，他们将起诉任何暗示其正在从化石燃料利益集团获取资助的人。由于他们已停止披露资金来源，人们不得不相信他们的话。然而，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哈特兰研究所接受了《经济学人》对他们的描述（这条信息出现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宣扬对人为导致气候变化之说持怀疑态度的全球最知名智库”。根据若干泄露的文件，人们还是可以对他们的策略窥得一斑，《纽约时报》将其描述为“破坏公立学校关于全球变暖的教学，[并]推广一种课程，以引发对科学发现的质疑，使人误以为化石燃料排放不会危及地球的长期福祉”。
位于休斯敦的埃克森美孚大楼
当然，哈特兰研究所绝非唯一对气候变化提出异议的组织。早期还有爱迪生电气集团（Edison Electric Group）、美国国家煤炭协会（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西部燃料协会（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等行业支持的组织，以及气候委员会（Climate Council）和环境信息委员会（Information Council on the Environment）等行业资助的公关组织都在其列。这些组织之于全球变暖，似乎就如烟草业研究委员会之于烟草。在2015年乔治 · C.马歇尔研究所关闭之前，它在挑起对气候变化（以及二手烟、酸雨和臭氧空洞）的怀疑态度上一直表现突出，尽管其得到了来自化石燃料行业的若干资助，但也有人怀疑，他们的拒绝“大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推动力。甚至一些在大学任职的科学家（他们在哈特兰研究所的活动中发言时受到摇滚明星一般的待遇）也对气候变化提出了一些质疑。但声称气候变化没有“科学共识”——或者说它不是“已有定论的科学”——似乎是个笑话。
2004年，研究人员发表了对当时928篇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论文的文献综述，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一篇对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之说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在2012年对这些发现的最新研究中，另有研究人员发现，在总计13950篇论文中，持不同意见的仅占0.17%。2013年，一次针对经同行评议的4,000篇表达气候变化立场的论文展开的调查发现，97%的人认同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却只有27%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几乎所有气候科学家都同意人类行为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公众不仅普遍疑惑气候变化是否真实，还普遍疑惑科学家是否已就此达成共识。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种怀疑是由那些既得利益者厚颜无耻地炮制出来的。
1998年，美国石油协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API）……在其华盛顿特区办事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业界对主要气候条约（《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潜在反应，当时该条约就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正处于磋商阶段。与会者中有来自全美最大石油公司的代表，包括埃克森美孚、雪佛龙（Chevron）和南方公司（Southern Company）。
一定有人想知道，约翰·希尔和1953年烟草高管们的幽灵是否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可能原本是打算保密的，但由于几乎立刻泄露，公众不必再苦等四十年才能知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后续行动备忘录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获胜条件：
·普通公民“理解”（认可）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认可成为“大众认知”的一部分；
·媒体“理解”（认可）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
·媒体均衡报道气候科学，并认可挑战当前“大众认知”的观点的有效性；
·行业高层领导了解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成为影响气候政策制定者的更强有力的大使；
·让那些基于科学范畴（原文如此）推动《京都议定书》的人显得（原文如此）与现实脱节。
“烟草战略”和美国石油协会行动计划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让人无法忽视。正如人们在泄露的会议备忘录中所读到的那样，实施该策略的关键在于（1）“识别、招募并培训一个由五名独立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参与媒体宣传”，（2）“建立一个全球气候数据中心……作为非营利的教育基金会”，以及（3）“为议员们提供信息和教育”。上述种种看起来是否眼熟？
我相信我们可以就此打住了。尽管接下来的故事也很耐人寻味，但您完全可以参考本章中引用的资源来了解其余部分。最重要的是，尽管美国石油协会的策略在制定后不到一周就完全公开了，但它仍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事实”并不重要。媒体现在已经训练有素，可以在任何“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上反射性地呈现“故事的两面”。因此，公众仍然充满疑惑。我们的新总统（以及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和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其他著名共和党人）继续宣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
后真相带来的影响
今天的政客们不可能丢弃从这些科学否定论的案例中习得的一切。显然，人们甚至不必再隐藏自己的策略了。在可以设想的党派之争中，通常无须查看证据，只要“站队”就足够了，错误信息可以被公开传播，事实核查反遭轻视。采用支持自身立场的事实，彻底摒弃表明相左立场的事实，这似乎是创造新的后真相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关心事实和真相的人来说，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那些希望达成政治目的的人既然无须为此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又何必费心去掩盖他们的行径呢？当唐纳德·特朗普持续多年煽动“质疑（奥巴马）出生地”的阴谋论并当选总统时，他肯定已从中明白了这一点。当一个人的支持者关心立场胜于证据时，事实可能真的要为意见让步了。
我们在今天的后真相世界中看到的策略，是人们从否认真相者的早期运动中学到的，他们想与科学共识做斗争，并且的确取得了胜利。如果人们可以否认有关气候变化的事实，那为什么不能否认有关谋杀率的事实呢？如果持续数十年的错误信息和怀疑可以掩盖烟草与癌症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不能对其他意图政治化的问题也如此行事呢？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同一种策略，拥有同一个根源；只不过如今它着眼于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现实本身。在意识形态胜过科学的世界里，势不可当的正是后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