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美] 达林·M.麦克马洪 / [美] 塞缪尔·莫恩编， 张智 / 左敏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343页，128.00元
美国学者达林·M.麦克马洪 （Darrin M. McMahon）塞缪尔·莫恩 （Samuel Moyn）主编的《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原书名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2014）是一部关于欧洲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史、史学理论文集，收入了十四位资深思想史家在思想史学科复兴的背景下关于欧洲思想史研究的反思性论文，从不同的思想史领域及不同的学科交叉视角重新思考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研究目的、流派方法和主要论点，力图在新的研究语境中恢复和重建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具体来说，这十四篇论文中既有反思过去几十年间主要的思想史流派（如阿瑟·洛夫乔伊和他的观念史、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语境主义剑桥学派），也有梳理与回顾在二战后至20世纪末英、德、法等国学术界的思想史传统，尤其是在思想史与观念史、科学史、新文化史、学科史等领域的关系讨论中，把跨文化、跨学科的各种核心议题作为重新激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使“重思”（rethinking）具有尖锐的自我反思、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力度和深度。
对于该书的两位编者我们其实并不陌生。达林·M.麦克马洪的《幸福：一部历史》（Happiness: A History , 2006）多年前有中译本（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是一部西方思想史上的“幸福”观念史，该书考察了古代和基督教的幸福概念转变为现世目标的种种途径，同时也探究了幸福这一概念世俗化之后的暧昧之处以及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困惑。塞缪尔·莫恩的《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 2010）也有中译本（汪少卿、陶力行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莫恩作为偏重于政治史、思想史和法律史的学者，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具体例证充满了概念、意义、意图及功利之间细致而复杂的论证，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微观的思想光谱与现实进程的关系，因此该书更像是一部以论辩和思想原创为特色的人权思想论著。
这两位编者在其自身课题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学术敏感与思辨能力在这部欧洲思想史论文集中同样表露出来。该书“导言”描绘了一幅“过渡中的思想史”的复杂版图，主要内容是对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及其与史学其他领域的关系的反思。在这幅版图上充满了复杂的地形、或显或隐的边界、纵横交错的小径和相互挤压的褶皱，同时在所有这些图像上掠过时光流逝的光影变化。在这幅画面上，一枚被称作“思想史”的图标随着两位作者的思绪和论述不停地移动，勾勒着变化与过渡中的思想史印记。勾勒这幅思想史学术版图的背景是“目前思想史正享受着一个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声名鹊起、充满自信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两位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自我反思的衰退迹象——相互推崇取代了尖锐争辩，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中“可能演变成在一顶宽敞舒适的帐篷下对折衷主义的庆祝”。因此，“在这个全球时代及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领域的关键时刻，从实践中抽身出来，进行一次理论反思是合适的。现在正是总结欧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在当前所处的位置，并反思其未来可能性的时候” （第1-2页）。这几句话可以作为对该书内容的一种概括。但是我在阅读中更重要的感受是该书所有论文的作者都是站在研究前沿上提出最有挑战性的问题意识，同时在思考与论述中极尽思辨性地揭示议题中的所有复杂因素、微妙的语境以及无法下结论的难题，几乎所有的议题都带有在质疑与自我质疑中展开诘问与争辩的论述方式。
数学家、哲学家王浩曾经在他的《超越分析哲学》（徐英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提出一个令他困惑多年的问题：“为何哲学没有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呢？”对于思想史研究者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面对当下的困惑问题：为什么思想史研究没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王浩所说的公众对哲学的困惑是：“今日哲学家所搞的那些名堂，在很多时候看来就是一小撮哗众取宠的智者在面对一堆枯燥乏味的鸡毛蒜皮时所捣鼓出来的一些毫无成果的论证游戏。”这话说得很尖锐。其实说实话，在当代学术领域中这种“哗众取宠的智者”已经不是“一小撮”，而是多如过江之鲫。王浩提出：“我的核心论题是：哲学应当关注于我们人类当下的所知、所信和所感。依据在下浅见，这应当成为任何一种严肃哲学的根基。”（见上书，49页）接着就是对“超越分析哲学”的最简明的概括：“如若我们要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就等于要求我们在考察当今哲学之时将这个问题本身长记在心，自然，这也就等于要求我们自己从这样一个角度真刀真枪地做哲学”（同上）。好一个“真刀真枪地做哲学”！而且作者把“所知”列为首要的、最为根本的探索目标，完全切合当下我们的生存状况：所感之狂乱与所信之飘忽，根源正是来自所知之浅、之被遮蔽。由此想到在这部《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论文集中，编者和研究者共同提出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意识、勇于自我诘问的精神和真知灼见也正是要求我们在当下“真刀真枪地”做思想史研究。
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思想史界已经在面对社会史、文化史诸领域的崛起时意识到了自身的学科“危机”。1980年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L. Kaplan）在康奈尔大学组织了一次以应对危机、自我反思为主旨的大型研讨会，编辑出版了题为《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1982）的论文集，主要论题集中在思想史的语言转向问题、使意义和语言理论化的不同方法、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工具和批评视角能否为思想史家提供阅读文本的新方法等。三十多年之后，达林·M.麦克马洪和塞缪尔·莫恩仍然认为当年“卡普兰和拉卡普拉的冒险事业将欧洲思想史带到敏锐性的高点，带到前所未有的自省式诘问”（第5页）。这种评价也完全适用于他们自己编辑的这部《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而且在今天的思想史研究语境中，问题的复杂性与争议的尖锐性远超出八十年代初的语境，两位编者无疑是站在了更有冒险性和敏锐性的新的高点上。
与该书相比，我在前段时间读到的也是专门研究欧洲思想史的美国学者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的论文《思想史：从观念到意义》（收入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显得像是一份关于“重思”的背景指南，“重思”这个概念也出现在该文之中（见该书第五章，123页），对于阅读这部《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会有所帮助。但是假如把凯利这篇颇有概述性的论文作为《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的导言，那也显然难以匹配，主要的原因是两者所预设的目标与读者无疑是不一样的。
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门外读者，我难以真正进入这幅版图的那些思想漩涡之中，但即便只是在艺术史学领域的工作经验也使我意识到这幅版图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思想史研究。这篇导言和该书所收论文的讨论内容实际上是以思想史研究视角去重新认识自身与几乎所有史学研究学科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和讨论路径既是极为专业的、微观的，同时对于所涉及的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彼得·E.戈登（Peter E.Gordon）的论文《思想史中的语境主义及批评》对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剑桥学派提出部分质疑，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两位编者在“导言”中提醒说，如果说英国剑桥在这里更多是作为反思的对象和批评的目标，而非未来思想史的发源地，其原因仅从讨论这些论文的研讨会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举行的就能说明问题。这也是关于学术史中的地缘与谱系研究的一个案例。由此谈到“剑桥学派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对近代早期的研究，它并未对美国从事近现代研究的学者产生普遍的影响，而美国的‘思想史’学科无疑提出了令人兴奋的理论建议，也有其本土传统”（第7页）。这已经是对戈登所处的研究者语境的一种说明。戈登在他的论文中并非要全面质疑和推翻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而是质疑“作为关于意义的普遍理论的强语境主义”。他的具体观点是：“我并非建议思想史家放弃使用有限意义上的语境主义，即作为一种注意到语境的方法。在这一有限意义上，语境主义是历史理解的重要工具，因为它唤起我们去注意思想在不同的和多样化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共鸣和影响。我将在文章的最后回到这个更具限制性和更为有利的语境主义。这里，我旨在建议，思想史家不应赞同一种作为整体的、详尽的意义理论的语境主义，也就是说，不应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特定语境可以完全解释一个观念的所有可能性。这种穷尽性的观点取决于一些前提，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前提也是不可靠的。”（35页）这对于我们在研究中如何适当运用语境主义方法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提醒，问题就回到了重返历史语境与研究者现实语境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要警惕“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与现实保持疏离的实践，这一假设只会强化我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过去乃异邦”（54页）。应该认识到过去并非异邦，所有的时代也并非孤岛，所谓的历史语境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足、封闭、绝对唯一的本土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在重返历史语境的路径上就应该带有多元视角和保持清醒的条件意识，从而使实践性的和批判性的思想史研究成为可能。
要真刀真枪地研究思想史，就不能忘记，更不能有意割裂思想观念与人的生活的真实联系，不能无视在这种联系中可能呈现的政治性冲突关系。这对于那些经历过全能政治时代而在时代有所转型之后从事思想史研究的个人来说，对待这种真实联系的态度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想成色的检验。该书中玛茜·肖尔（Marci Shore）的论文《我们能看见观念吗？——唤起、经历和共情》主要从观念史与经验史研究的视角回应了这个问题。她强调“要克服观念论—经验论的划分，捕捉观念的真相和人的真相，意即同时尊重个体和他们思想的‘厚重感’。毕竟，没有任何观念产生于时间、空间和具体的人的生命之外。‘生活’总会入侵，卷入其中”（221页）。所谓“捕捉观念的真相和人的真相”，就是要把观念与人的真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反复谈到了有关“海德格尔事件”的各种思考路径和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思想史但又无法确切回答的因果关系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如果知识分子经历着观念，那么为了历史地理解这些观念，我们就需要理解那些经历了它们的人的经历”（23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史研究不能脱离对研究对象的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她以伊琳卡·扎里佛波尔-约翰斯顿为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埃米尔·萧沆写的传记为例，约翰斯顿在书中坚持认为，“需要在与萧沆的生活更为紧密的联系中解读他的文本……不是要把文本视为他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作为他自己对这种生活的解读”（231页）。玛茜·肖尔认为，“这种政治介入在我们抽象地谈论观念与生活的关系、谈论观念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关系时，常常是‘房间里的大象’，它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人们刻意回避一一政治往往会支配‘现实生活’的经验领域。这就迫使我们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共情和辩护的分界在哪里？”（232页）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在我的理解中，是否真刀真枪地做思想史研究，那头“房间里的大象”也是一个重要的检测点。玛茜·肖尔还说，“观念从来不是纯洁无瑕的。”（同上）这对于识别当下那些仅仅在文本与观念中深耕细读，企图或在客观上为劣迹恶行洗白的思想史、文学史研究来说，是很好的箴言。因此，“我们能否利用传记来照亮思想史，同时又不把传记简化为政治，要么谴责要么辩护？”（233页）这是思想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迪丝·瑟吉斯（Judith Surkis）的论文《丑闻与增补：关于思想史与文化史》从一个独特视角提出了以“丑闻”和“增补”为中心的问题意识，所关注的是思想史与文化史之间的交叉关系。作者首先从新文化史家那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把丑闻置于主流历史研究之中的观点谈起，希望“丑闻和增补这对双子主题非但没有败坏女性主义史学和文化史，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方式，去思考这两个关系密切的史学领域之间的关系”（105页）。在新文化史研究中，丑闻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分析场域。正如林·亨特（Lynn Hunt）对色情文学的研究所显示的，关于丑闻的研究“给理解政治和权力的种种精神-象征维度提供了新洞见”（105页）。“它们还重塑了有关历史‘事件’的观念，质疑了宏大历史叙述。”（106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唯物论的社会解释模式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范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清晰可见。就在此时，对丑闻的探究激情四溢，给历史学者提供了诱人的方法；而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的丑闻的关注，也吸引了思想史学者的注意。因为“这些丑闻提出了有关作者身份，以及作家的伦理和政治观点的问题”（107页）。到了八十年代末，政治丑闻成为争论与骚动的源头，对文学评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战时作品和马丁·海德格尔在政治上信奉纳粹主义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学界就文本与语境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批评同样关注思想史在政治上和方法论上的得失”（同上）。很显然，思想史研究无法回避关于丑闻的议题。
实际上，思想史研究中的“丑闻”概念是广义性的，更接近于被权力与意识形态谎言遮盖的历史恶行。因此作者认为，“沿着这一脉络进行的新研究表现出对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暴力与剥削的关注，还有对如战争与犯罪、性与轰动性事件、反犹主义、公开审判这些更为人所熟知的主题的关注；这些研究也显示出更广泛的转变。近十年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恐怖主义、国家批准的严刑拷问和企业的违法行为……”（120-121页）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接着讨论了欧洲关于穆斯林头巾和“面纱”的争议。她认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具有鲜明政治性的思想史问题：“女学生的服饰选择考验了人们对欧洲思想史核心概念的思考，考验了格尔茨的符号解释模式。对共和主义、民主、世俗主义、权利、普世主义、自由、平等、同意、良心、隐私和公共领域进行政治思考的历史，全都为这些女孩的行为及其引发的后续讨论所检测和改变。”（122页）瑟吉斯以人类学家玛扬蒂·费尔南多（Mayanthi Fernando）对这个议题的深刻论述为例——“费尔南多的解释拒绝这样的解读，即头巾象征着相互独立、互不相容的文化之间的‘冲突’”，说明费尔南多的研究在一些重要方面为传统思想史研究作了增补（123页）。由此而引申出关于“增补”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的阐释：“将‘思想史和文化史’放在一起的提法，最好被理解为增补性的，或至多有‘弱一致性’。……增补质疑着确定的边界，同时抵制着自主和融合。”
最后作者指出，可以把“丑闻与增补”这对“双子主题”理解为凸显差异性与独特性所具有的价值，是对学科边界的检测而非固化，更重要的是对关于语境与文化的总体化观念提供批判性的矫正意见。很显然，是否愿意接纳和主动探寻“丑闻与增补”，也是衡量是否真刀真枪地做思想史的一种检测。
前阵子在美术史年会上和一位美术史同行学者谈起整理老一辈学者的学术遗产问题，他也认为这是本学科亟待迅速开展的学术史工作。但我的疑虑是当下某种学术史叙事模式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有意无意甚至是刻意地回避在学术史中的那些与充满冲突性选择的历史语境、与学术外因素混杂在一起的争议事件甚至是政治伦理丑闻的历史，于是一部学术史看起来总是显得那么纯粹和令后学者敬佩。这种极为化约的学术史叙事自觉地与历史语境和所有复杂因素高度切割，无疑是在与历史研究各领域学科的比较中自我贬低，因为即使在同样的大气层之下还存在稍为像样的研究。因此，重思现代思想史的视角的确有某种普遍性的启发意义。
读完该书所有论文之后，有所遗憾的是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图像转向”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虽然杨-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论概念史》中提到了希望概念史能够卓有成效地将其目标和抱负转向理解生活经验，“将对政治图像学的关注囊括进来”（84页），但是并没有在这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该书的多篇论文中都论述或谈到了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但是都没有提到他关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政治哲学与图像叙事之间关系的研究，而这本来可以看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图像转向”的典型范例。根据斯金纳的解释，西方传统在论辩中有运用修辞方法的习惯，不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印刷术的兴起，一种新的方法，即绘画变成“一种极为有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来呈现你的观点”（昆廷·斯金纳著、李强、张新刚主编《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讲演录》，朱华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3页）。 以这种语境为背景，斯金纳颇为细致地分析了霍布斯于1642年发表的拉丁文版《论公民》以及1651年英文版《利维坦》这两部著作的卷首图。他认为“两部作品都有意义丰富且精妙绝伦的卷首图，用于介绍霍布斯的观点。对我而言，它们最好地展现了两本著作复杂的政治观点”（同上，65页） 。我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谈到，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斯金纳首先通过史料考证肯定了这两幅卷首图的确是传达了霍布斯本人的创作意图，而不是画家的个人想法，解决了文本作者与图像作者的思想观念的一致性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中，在文本——观念——图像——图像作者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图像所表达的观念直接看作是文本作者的观念，必须经过考证才能确定图像与文本作者观念的关系。其次，我认为斯金纳以图像文本与古典文献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揭示这两幅卷首画所蕴含的思想涵义，同时在具体分析论述中紧贴那些图、文的历史语境，把它们看作是霍布斯的思想资源，使思想史研究中的图像研究始终不脱离思想语境。
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他的《图像证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2001）中还提到斯金纳有一篇重新解释安布罗焦·洛伦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为西耶那市政厅绘制的壁画的文章，题目是《把艺术家视为政治哲学家》，伯克认为这是“解读图像的方法之一”。他指出，把抽象概念可视化和具体化并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家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象征和符号本身在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0页）。
由此看来，现代欧洲思想史的“重思”正未有穷期，的确如该书前言所讲，“这是个过渡时刻”。对于我们而言，更是一个必须面对是否愿意真刀真枪地做思想史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