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虚构的犹太民族》，[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 张蓉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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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个人经历对历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的影响，也许会比对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影响更大。但想当然地以为个人经历会主导历史作品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则是错误的。有时，慷慨的资助会引导一位研究者进入某一特殊领域。在其他时候，虽说不那么经常，研究成果却会造反并迫使学者选取一个新的方向。与此同时，所有起初使学者注意到他所专注的中心问题的东西，会不断地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力。当然，所有知识分子的努力也都有其他因素在促成。
除了所有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历史学家在成为一位研究者之前，都充分地积累了各个方面的集体记忆。我们每一个人都吸收了由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塑造的多种多样的叙事。历史课、公民班、教育体系、民族假日、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国家仪式——各种领域的记忆汇聚成一种表征过去的想象的世界，它完全生成在一个人获得批判性地思考这个想象世界的能力之前。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家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开始理解时间的展开时，这个巨大的文化建构的“真实”世界在学者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必然要经历它。这样说来，历史学家不仅是个人经历，而且也是逐步灌输的记忆之心理和文化的产物。
当笔者还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年幼孩子时，在献殿节（Hanukkah festivities）上跺着脚，满怀激情地吟唱“我们伴着火与光来到这里/要驱除黑暗！”之时，“我们”和“他们”那最初的形象开始在他心中形成。我们，犹太马加比家族（Maccabees），变得与光明相联结；他们，希腊人和他们的仿效者则变得与黑暗为伍。后来，在小学阶段，《圣经》课程告诉他，《圣经》中的英雄们征服了神已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因为来自无神论的生活背景，他曾怀疑那份许诺，不过他却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证明了约书亚（Jushua）的勇士们的正当性，他把他们视作祖先。（对他这一代而言，历史是直接沿着从《圣经》到民族复兴这一道路的发展，这与从流亡到大屠杀的后来岁月中所制造的断裂不同，）余下的事情为世人所知——作为古代犹太人的一名后裔的感觉不仅是一种确定的事实，而且成为他自我认同的核心成分。在大学研究历史和成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都不能消除掉那些定型了的历史“记忆”。尽管历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兴起于大众义务教育之前，但只有通过大众义务教育这一套体系，民族国家才能巩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构的记忆牢牢地固守在国家教育的上层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学。
在现代，为了构建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因为这样一种据称在一个民族体内会令人热血沸腾的紧密关联，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从未存在过，因此，是记忆代言者们的苦心经营发明了它。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帮助下，各种发现物被搜集起来。这些都得到了随笔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小说作者们的润色。从这种经过了外科手术式的改进的过去中，民族之高贵庄严和气魄雄伟的画像浮现了出来。
每一种历史都包含着神话，但潜藏于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则尤其无耻。人民的和民族的历史被设计得像城市广场的雕像——它们必须庄严宏伟、高耸卓绝、英勇雄壮。直到20世纪最后25年，阅读民族史恰如阅读地方报纸的体育版：“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几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个多世纪里，关于“我们”的生产成为民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终生的工作，他们成为官方的记忆祭司。
在欧洲，在民族这种枝条成长起来之前，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代。在18世纪末，人们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了上述神话。受到职业学者们关于过去——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响，现代希腊人把自己看作是与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大帝具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国的直系后裔。自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把古罗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学校里，在尤里乌斯·恺撒时期反抗罗马的高卢各部落被描绘为真正的法兰西人（尽管有着差不多的拉丁气质）。其他历史学家则选择克洛维（Clovis）国王在公元5世纪皈依基督教作为几近永恒的法兰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先驱们从达西亚（Dacia）这个古罗马的驻防人员居留地，推断出了他们的现代认同；考虑到这一尊贵的起源，他们称自己的新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在19世纪，许多英国人开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凯尔特人（Celtic）的爱西尼（Iceni）部落的首领，视为第一位英国女性，她曾强烈地反抗罗马入侵者，她那被颂扬的雕像一直矗立于伦敦。德国作家们则热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对领导古代切鲁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描绘，把后者描绘为他们国家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和众多黑奴的拥有者，他甚至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玺应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萨（Hengist and Horsa）的画像，他们在克洛维接受洗礼的那个世纪，领导着第一批不列颠的撒克逊入侵者。杰斐逊给出的理由：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拥有了世代传下来的荣光，且拥有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纪，大体相同的情形仍在继续。在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后，新土耳其的居民认为他们是白种雅利安人，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后裔。一位懒惰的英国官员武断地绘制了伊拉克的边界图，画就了一条笔直的死亡线；那些一夜之间变成了伊拉克人的人们，很快从他们官方指定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他们是古代巴比伦人的后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萨拉丁（Saladin）的英勇斗士们的后裔。许多埃及公民毫不怀疑他们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是古老的异教的法老王国，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民族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小学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记忆漫长的历史故事。
对于以色列人，特别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来说，上述那类神话荒诞不可靠，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则立基于坚实而明确的真相之上。他们确定无疑地认定自从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来，犹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们是犹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后裔（除了十支族外，他们是有待查明的）。他们坚信这个民族“出离”于埃及，征服并定居在“以色列的圣地”上，那是上帝给它的著名的允诺；它缔造了宏伟的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的王国，该王国后来分裂为犹太王国（Judah）和以色列王国（Israel）。他们还坚信这个民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后——公元前6世纪第一圣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后，另外一次则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后。不过，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这个独特的民族还缔造了犹太哈斯蒙王国（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过希腊化的邪恶影响。
他们相信这些人民——他们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两千年的流亡中颠沛流离，尽管长期寄居于非犹太人之中，但他们设法避免与人融合或同化。这个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们带往也门、摩洛哥、西班牙、德国、波兰和遥远的俄罗斯，但它始终设法在遥远的各社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血缘联系，保持着它的特性。
后来，在19世纪末，他们认为诸多罕见的境遇结合起来，使这个古代民族从它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为它恢复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准备。此后，这个民族开始高高兴兴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许多以色列人还会相信，“犹太人的圣地”会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所充溢，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都梦想着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疆域；与此同时，一处空旷的处女地也期望一个民族来使其焕发生机。确实，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这片祖地上，但是，因为犹太民族两千年里“在他们的大流散中坚守对它的信念”，所以，这片土地就只属于犹太民族，而不属于少数没有历史却碰巧来到这里的民族。因此，由一个流浪的民族为征服其故土所发动的战争被证明为正当，当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则是犯罪；只是由于犹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闯入者才被允许留下和定居在犹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犹太民族则重归了它的《圣经》语言和它奇妙的家园。
作品简介
《虚构的犹太民族》，[以色列]施罗默·桑德 著，王岽兴 张蓉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
《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
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诉诸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强烈排他的民族认同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人类记忆的代言者发明而成。
这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极具胆量地批判了广为传布的主导性叙事和史学话语，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施罗默·桑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