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宅是杭州古书画修复师，学艺工作于杭州书画社、西泠印社，师从书画修复大师“小扬州”陈雁宾。他潜心修复六十载，过手书画数千件。由他本人口述的《书画修复六十年》近日出版，收录了他从学艺开始到修复各类古书画文物的故事。本文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他赴新加坡对流散海外一墨千金的皇帝御书进行修复的全过程，反映了其高超的修复技艺和对文物保护的责任心。
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的重任
1999 年 4 月的一个中午，我偶然在电视里看到有关天福宫修复现场的直播，只见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人及诸多报社记者、摄影师都围着一块从起重机上徐徐吊卸下来的大匾额——《波靖南溟》。在这块由九条龙环绕着的匾额上方，横置左右的两条龙各伸一爪，抓住一只已经氧化发黑的铜圆筒，建筑工程师王忠义将其取下，打开套筒盖，抽出一卷黄绢，正想打开看个究竟，谁知黄绢顿时破裂。当镜头里黄绢展开到“溟”字，证实是清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原作时， 我在电视机前本能地大喊：“不能再翻动了！”幸而在场的都是专家，没有再翻动便将其轻轻推放回筒内……事后，新加坡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同时展开讨论：《波靖南溟》是光绪帝亲笔题写的御笔真迹，还是翰林代笔？为何会写《波靖南溟》给新加坡？又是由谁将其带到新加坡的？各种疑问接二连三地见于报章，紧接着又有紧急通告发出：应该请谁来修复这卷一动就破的光绪帝御书？
《波靖南溟》匾额 “波靖南溟”，意为祈盼南洋地区风平浪静，国泰民安
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发现后，新加坡国家文物局邀请了当时有着 50 年文物研究经验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教授 对其进行了鉴定。罗哲文教授通过四个方面的论证，确定这件《波靖南溟》是光绪帝亲笔御书：
第一，中国封建王朝规定，只有皇帝才可在黄绢上挥毫， 公卿大臣一概不可。
第二，匾额上刻有“御赐”二字，已说明它是皇帝墨宝。
第三，匾额上雕刻 9 条龙，更可证实其为御制墨宝，旧时只有皇帝才能称龙，做“真龙天子”，穿黄色龙袍。
第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发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新加坡，得到当地华侨邱菽园等人资助。当时，南洋华侨大力支持变法，希望祖国能走向富强，光绪帝题写“波靖南溟”，祝愿南洋风平浪静、国泰民安，也是情理之事。
从匾额的龙爪上取下装有御书的圆筒 初次发现《波靖南溟》时，因翻动造成的爆裂
根据《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记载，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一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颁给新加坡天福宫。从北京到新加坡路途遥远，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是谁千里迢迢把光绪帝御书带到新加坡？按清朝制度规定，皇帝御书必须交给有分量的官员携带，翻开史料追查，当时清朝官员到访新加坡的盛事有两桩，皆与左秉隆有关：1881 年 9 月 25 日左秉隆赴新加坡任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1891 年 7 月卸任回国；1907 年再度受任南下，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直至 1910 年辞官。左秉隆第二次赴新加坡任职的时间，正与新加坡天福宫接到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匾额的时间（1907）吻合，可见匾额由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带去的可能性最大。
发现文物不易，保存更难。在谈到能否修复光绪帝御书时， 罗哲文教授说：“可请中国文物研究所或北京故宫文物修复专家，他们有一套修复方法……”1999 年 9 月，距离御书被发现已经过去五个月，我忽然接到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通知，得知他们最终决定由我来修复《波靖南溟》。想到之前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加上这次修复的风险很大， 难度极高，修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总之，这又将是一次“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的考验。
9 月，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来电，约我去库房察看御书实物。在打开御书前，我预先在库房里备好桌子并铺上衬纸，并告知工作人员尽量少走动，而后才轻轻动手，从左到右将御书缓缓展开。当展开到先前专家们展开的位置时，我就再也不敢推展下去了，因为我发现御书实际损伤的程度远比在电视上看到的要严重，墨迹从外到内层层脆裂，且有不少绢料碎片脱落，大小不一，难以分清层次。
虽然绢本古书画易被虫蛀、折损，不及纸本好保存，但该御书的黄绢却比一般传世绢本古书画损伤得更严重，御书绢料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损伤，与其特殊的保存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被送到新加坡天福宫后，即被安置在一根铜圆筒内，随匾额高挂在天福宫正殿中央。当时， 保管者认为此举既能防盗，又能防潮，还可供民众朝拜，这原本是最佳的收藏方法，但保管者却忽略了周围环境对御书的影响。新加坡紧靠赤道，整年受太阳高温照射，御书随匾额高挂靠近屋顶，殿内又整日烧熏香烛。在内外高温夹攻的百年时间里， 御书一直倍受烘烤，黄绢纤维降解，墨迹发硬、皲裂。再加上御书未经托裱，两米多长的黄绢直接背贴面紧卷成筒状，字与字多层重叠，导致墨迹粘连。
在这次的天福宫修复工程中，御书从高处取下后又经多次展合，尽管每次都很小心，但移动、展合的过程都有震动，不可避免会对御书造成二次伤害。这就是为何我首次在库房近距离观察御书时，发现其实际损伤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补料
“名医会诊”与“加护病房”
修复这幅绢本光绪帝御书，难度不亚于一场外科手术。那 时没有先进的仪器辅助，只能凭自己以往的修复经验进行操作。在近距离接触实物后，我又根据实际情况初步拟定了修复方案：1.匹配与画心最接近的补绢；2. 匹配与画心用墨最接近的光绪年间的旧墨；3. 增设修复光绪帝御书的“加护病房”；4. 选用喷糨法及正面修补法修复；5. 为了凸显皇帝御书的庄严，选用织有龙纹的黄色花绫作镶料；6. 考虑到画心形制，为避免画心展卷摩擦，将御书装裱成横 3 米，纵 1 米的镜片。确定了大致的修复方案后，我带着御书的“病历”、小块的碎绢样本及修复方案回到中国，准备进行“名医会诊”。1999 年 11 月，我携小女张艳赴沪拜访已从上海博物馆退休的绢本修复名师华启明。
赴沪拜访绢本修复名师华启明（左一本人，左二师傅华启明，右一女儿张艳）
虽然我也收藏有多种旧绢，却没有与御书画心近似的绢料， 要匹配到适合御书的补绢，谈何容易？我向华师傅做了汇报，但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诉苦。华师傅朝我笑笑，叫我先喝茶，便进里屋拿出一些收藏多年的零碎旧绢让我寻配。我取出御书的碎绢样本，细细对比、匹配，终于配到了与御书画心最接近的补绢。古书画修复补料越来越稀缺，补绢料更是异常珍贵， 华师傅给我的这片补绢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我心中充满感激。
我拿出拟定的修复方案与华师傅讨论，他对我的方案做了肯定和补充，并语重心长地说：“卷着的光绪御书，年久发脆，无法打开，看不见内部，难以做进一步分析，其难度不低于湖南马王堆帛画的修复，毕竟帛画是平盖着的。你可要做好随时应对变化的准备。”翌日，我带上刊载着《波靖南溟》相关新闻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再与有着 30 多年交情的钱立新师傅研讨，听取他的意见。
与钱立新师傅研讨修复方案（左一钱立新师傅）
补绢难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寻配旧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杭州书画社门市部的寄售柜台的老前辈阮吉人曾向我推荐过一些旧墨，我一直收藏着，而其中正好有光绪年间所制的旧墨，与画心用墨非常接近。
修复材料配备就绪，我再次前往新加坡，向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当时的文物库房主管罗杏莲做了汇报。考虑到御书破损严重，“病情”复杂，为保持修复现场空气流场的稳定，防止因人员走动、门窗开关产生的气流使画心剥落的细小碎片被卷走而遗失，我要求单独开设一间“加护病房”，作为关键修复阶段的修复场所。修复场地落实好，我们就要正式着手修复工作了， 罗杏莲主管向我介绍了库房制度及作息时间，并提到下午三点可在休息室享有 10 分钟的咖啡时间。因为中国和新加坡的文化差异，这之后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在杭州书画社工作期间，每到夏天，单位都会在午休后提供免费的干菜汤或者绿豆汤供职工们消暑解渴。我便想当然认为新加坡这边也会有类似的惯例，到了下午三点的休息时间， 我走进休息室，见到电磁炉上果真煮着咖啡，便倒了一杯喝了起来。我喝着咖啡，发觉周围有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让我感到不自在起来，心想：难道因为我是陌生人？事后我才知道， 这里的职员都是自己带饼干、咖啡的，只是到了下午的休息时间才去休息室享用。因为文化差异，我误以为休息室的咖啡是免费提供的，冒失地喝了别人的咖啡，至今尚无法向咖啡的主人道歉，深感内疚。
1999 年 12 月 14 日，我清楚记得那是开工的第一天。当时在“加护病房”里的首要工作，便是要设法把那卷经历了高温烘烤的御书展开。我极轻、极慢地小心推展着，突然听到噗的一声，一道黑影在我眼前晃过，一大片带墨迹的碎绢横搁在“溟”字上，我意识到现行的方法不妥，立即停下手上的动作，开始考虑调整方案。我坐在御书前冥思苦想，看到裱画桌上一片片崩裂的黑色碎绢，联想到 1986 年研究纸灰修复托裱的事。经过长年烘烤的黄绢，其干燥、易脆裂的特征不正与燃烧后的纸灰非常接近嘛。纸灰一触即破、一碰即碎，不吸水，蒸汽也无法软化，于是我采用了纯净水加甘油混合的喷雾法。这回我再次尝试用纯净水加适量甘油的混合剂，均匀喷洒在黄绢上，使其由表入里渐渐渗透到黄绢丝缕间，进而使绢丝微微膨胀，软化松动。这才缓缓地展开了整幅御书，同时也证实了用水、甘油混合剂软化干燥、易脆裂书画的可行性。
和女儿一起慢慢展开墨迹黏连的《波靖南溟》
画心背面看不见的努力
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御书完全展开后， 我发现在一处很不显眼的地方——画心右上角的背面沿边自上而下写着“新加坡天后庙用扁一面 高二尺二寸宽七尺”18 个蝇头小楷。因原绢未托裱，画心不方正，上下两边有倾斜，而这 18 个字的蝇头小楷正处在画心的右斜角上，若修复师粗心， 稍不注意，这行小字便会被裁掉，或遇不良之工，明知有此记载，也会为了方裁画心（书画装裱工序之一，要求做到画心规矩方正，上下、左右对边都是平行相等的，四角都是 90 度的直角） 便利而一裁了之。更何况当时只有修复师见过御书展开的全貌， 旁人根本不知晓这行小楷的存在，在没人对修复师提出要求的情况下，画心背面的这些小字完全有可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刀切掉，省力又省事。
十八个蝇头小楷
在画心上做减法容易，但想要保住这行小字，就必须在其上做加法，接补好右边的斜角，使画面方正，这无疑会增加许多困难。也许有人会问，画心背面即使做得再好，也未必会被人看见，这样的付出真的有必要吗？对于书画修复师而言，需要具备精湛的修复技术，更要有高尚的职业操守，而保证修复过程中画面不被破坏，完整保留历史印记，是修复师应当坚守的原则和底线。为了补出缺损的斜角，我用上了之前在华师傅处选配的补绢，它们与画心在年份、材质、粗细、厚薄、纹理、结构和颜色等方面均相匹配。我将那大约 50 厘米长的斜角缺损补全，才保住了这 18 字的蝇头小楷，御书画心终于回归方正。
用补料修补出缺损的斜角
如果按常规修复绢本的方法，应在油纸上刷糨水然后粘在画心正面，用以固定，待干后在其背面补洞。但是，考虑到御书上文字部分的破损，加之“波靖南溟”四个字的字体粗、墨浓厚，画心留白多，不宜采用常规修复方法，而只能在油纸上刷水，吸附在御书正面排紧排实，然后连同下面的衬纸一起翻过来，夹住整幅御书，使御书正面朝下，背面朝上，再揭去衬纸，理顺绢丝。为了不使字体走形，更为防止破裂的碎片在刷糨水时移动、走位或粘到排笔上被带走，我没有用排笔刷糨水，而是用喷糨法把糨水均匀地喷洒在御书背面，然后取事前染好的黄色命纸托上。待自然晾干后，在绢本御书的正面补洞、刮口、接笔、补墨。所以《波靖南溟》御书正面没有留下任何糨糊痕迹， 这不仅可以大大降低绢本画心受虫蛀、开裂的风险，而且不会影响画心正面的内容，保证字迹乌黑清晰，这为后续的收藏和保护带来许多益处。
在展开的《波靖南溟》御书上修复
自 1999 年 8 月接到修复任务，至 2000 年 1 月，经过长达 5 个多月的修复，《波靖南溟》御书最终修复成功，我也因此一度被戏称为“光绪御医”。2000 年 3 月，我收到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的感谢信：“我局对您修复光绪帝御书并恢复这件国宝的原貌，使之能长久保存于我馆，甚表欣幸！乃特函向您致敬。”
之后，为避免修复后的御书原迹再度受损，我向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推荐了原浙江美术学院教授蔡衍先生，他按照《波靖南溟》原尺寸仿制了四幅御书，以备展出之用，并选用绿玉石， 按御书印章大小仿刻朱文篆书“光绪御笔之宝”印一方，交由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保存。
1973 年，天福宫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2001 年，经过大规模的古建筑修复后，天福宫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教科文组织亚太 2001 年文化遗产古建筑奖”。2005 年 4 月 17 日，在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见证下，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原件由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民间组织移交给新加坡国家文物局。2012 年 9 月，我受邀参加雕塑家陈连三作品展开幕式，新加坡总统纳丹先生得知是我修复了《波靖南溟》御书后，转身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中文说着：“谢谢,谢谢！”
十八字蝇头小楷现状
距《波靖南溟》御书修复完成已过 20 多年，我时常牵挂着它修复后的变化，担心其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达到文物修复“百年不变”的要求。于是，小女张艳于 2019 年 10 月联系了新加坡文物中心的相关人员，提议给御书“把脉复诊”并获批准。次年 1 月，我按约定到达新加坡国家文物局，通过身份验证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穿过一道道厚重的大铁门进入文物中心库房。管理人员已提前取出御书，正等着我们到来。我远远见到“波靖南溟”四个字，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我迫不及待地大步向前，贴近御书细细查看起来。我与文物管理人员同步检查，一处处对照原破损点及修补处，反复细看。见到修复处的补绢与御书原绢的丝缕粗细、厚薄、颜色皆一致， 接笔不差分毫，所补墨色统一和谐，破洞、裂缝衔接处也看不出修补痕迹，我 20 多年来一直悬着的心才踏踏实实地放下。之所以能够达到“天衣无缝”的文物修复要求，使其在修复 20 多年后色不褪，墨不变，形不改，是因为当初制定了正确的修复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修复方法，配对了补绢和旧墨， 选对了修补和托裱方法。
我为浙江省博物馆修复的出土文物《北宋丝质绣花经袱》经受住了 20 年的考验，《波靖南溟》的修复则是又一次经受住20 年时间考验的实例。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在专门有放文物的库房，温度、湿度都得到科学地调控，储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文物的寿命得以延长，光绪帝御书《波靖南溟》存放在专业的库房中，也能更长久地保存下去。在修复《波靖南溟》的整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文物库房主管罗杏莲、修复师黄林春月等人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至于《波靖南溟》画心背面那 18 个字的蝇头小楷，如果我不说，谁也不会知道那背后的付出。当初如果图方便，一刀裁掉也无人知晓，之所以诉说这段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希望我所保住的这份古意，能让后人离历史更近一些。
《书画修复六十年》 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