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日本

新近出版的《李长声自选集》由《雪地茫茫呀》《况且况且况》《反正都能飞》组成。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评说:长声老哥旅日三十余年,看惯岛国春光,也看穿春光里的秋色,他不是仇日派哈日派,他就是知日派,他知道这个民族的颓美丧忍和,他时常一语道破天机而不以为能。他这个人太好,按说性情这么好的人,不该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BIBF期间,我们采访到了李长声先生。

腾讯文化:您这套自选集的书名都很有意思,《雪地茫茫呀》《况且况且况》《反正都能飞》,书名怎么来的?有特别的意义吗?

李长声:如今作文出书,起名为难,“语不惊人死,不休”。日本文学里我喜爱俳句和随笔,偶尔兴之所至,也写写所谓汉俳。不过,我们的名家努力把汉俳写得像古典诗词,除了自然数的外形类似而外,并没有俳趣。我写的也算不上俳句,有点近乎日本叫“川柳”的打油诗罢了,追求的是滑稽。

这三本书的三个书名取自我的三首伪汉俳,分别印在封面上:雪地茫茫呀/如何踩上第一脚/人生想当初;无尽地重复/噪音听来也耳顺/况且况且况;满屏错别字/苍鹰误作了苍蝇/反正都能飞。

从情境来说,所表现的分别是徒步、火车、飞机,人生不断地变换前行的方式,越来越快。我这辈子不可能坐上火箭了,虽然小时候曾画过坐火箭超英赶美什么的。我写的是随笔,内容驳杂,只能归拢在“日本”这个题目下。既然说不清,那就逗逗趣。每本还有副标题,和正题也有点关联,若即若离。“雪地茫茫啊”副题是“生活并审美”,脚踏实地;“反正都能飞”所指错别字是“文学及出版”的事,而“历史与文化”经常是“况且况且况”的重复。

李长声: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日本

李长声自选集

腾讯文化:可以谈谈您的写作与日本的关系吗?

李长声:我是年将不惑去日本的,从年龄来说已难以改造,好在日本爱拿来人家的东西加以改造的年代早已过去,也没有改造人的意思。之前在国内做编辑,动笔是改稿,基本不写作。

到日本不久开始给北京的《读书》杂志写关于日本的随笔,可以说,我在日本压根儿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旁观者,并非一头扎进水里呛几口水或许能学会狗刨式游泳的生活者,更没有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念头。我有一本比较早的集子就叫作《东游西话》,几乎表达了我的生活方式。始终在中国文坛上比拼,近两年突然被划为海外的华文作家了,似乎被另类。

当初学日语,用日语写过日记,但写不来文章,一向用中文写作。在洋泾浜语言泛滥的环境里,我是固执中文纯粹性的,不夹带怪词儿,像电视剧的鬼子说中国话,硬让看客当日本话听。

有个电影叫《武士的一分》,恐怕看完了也不明白怎么个“一分”,我是坚决译作“武士的底线”的。不过,如今国内流行用日语,我反倒未得风气之先。每听“日料”之类的说法不禁起鸡皮疙瘩。

日本词语也有被改造的,例如“暴走”,日本指飚车,我们拿了来,真的是“走”而且“暴”,健行变成了暴走。当然也受到日文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但包子好吃不在折上,并不表现在搬弄几个外来语上。

常有人说日本话暧昧,其实中文更暧昧,但中文是中文本身暧昧,而日本是说话方式暧昧,所以从国民性来说,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暧昧,而是好自以为是,动辄下结论。

古代中国人写日本很潇洒,同情他们远在天边,但自从甲午战败,中国人写日本就满怀悲情了,大都带有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出国潮”以来也如此,甚至情感更复杂,有人找他山之石,有人浇胸中块垒,也有人打鬼借助钟馗,似乎都不大有文学意识。对于文学性,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所以我一向强调我写的是随笔。

腾讯文化:我知道有几个在日华人专门写日本的公号,例如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但好像年轻的作者特别少,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年轻人很少参与中文写作?

李长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来日本的人,如果把日本比作河,那么,他们大都在中国的岸边洗手或濯足,或者打打水漂,而年轻人,相当于他们的下一代,下了水,甚至到中流击水。不要念念不忘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人。他们或许听郭德纲相声,但不用中文写作,不感兴趣,更没有那种情结。我期望他们用日文写作,获得芥川奖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大小媒体就可以鼓噪华裔日本作家如何了得。我向来认为应该拿兵马俑当礼物送给国外,到处的博物馆里都立着,中华文化不就走向世界了吗?

腾讯文化:被誉为“知日作家”,会有压力吗?

李长声:“知日”,也就是知道日本罢了,在日本年头多了,所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被说成“知日”当然有压力,这表明我写的东西有人信,更得“下笔如有神”,有神在看着,知之为知之,不能装,不能信口开河。

应该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日本。有些文章常说日本如何如何,所以很可怕,这种心态就不免有问题。总觉得人家可怕,也就是处于敌对的角度或立场看待它。日本人爱强调自己特殊,到处宣扬这种特殊,世界也真就觉得它特殊,把它看得怪怪的,简直没了人样。

李长声: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日本

李长声先生

腾讯文化:现在写日本的人越来越多了,为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提供了可能。在您看来,国人写日本有哪些好与不好?

李长声:如今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几日游,回来就可以恣意汪洋。无所谓好不好,因为看走眼,说不定有举烛之趣。侨居日本,对日本就无所不知,怎么可能呢?长住久居也未必知,甚至好些人近乎文盲。他们回国探亲什么的,也大讲日本,必须的,自有他们的观察和见解。讲不讲由他,听不听由你。写不写由他,读不读由你。至于信不信,要经过你的脑袋,那就是你脑袋好不好使的问题了。

腾讯文化:您认为日本文化是建立在跟中国文化唱反调上,具体怎么讲?

李长声:日本拿来中国文化,渐渐有了民族意识,要创立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也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采取了一些手法,首先就是跟中国唱反调。例如茶道,常说日本审美出自茶道,那么茶道的审美从哪里来的呢?本来吃茶来自中国,不仅吃,还重视器具,茶碗、茶罐什么的,起初以中国舶来品为贵,叫“唐物”。

人们对于外来事物总会不由自主地珍视,比本家更固守。平民百姓没有那些奢华的东西,于是一个叫千利休的,提出搞茶道用不着“唐物”,朝鲜半岛老百姓吃饭的粗瓷碗就行,日本人自己烧制的七扭八歪的碗就行,平民百姓们跟风,渐渐形成了一种审美。

传说某人有一个精美的唐物,拿给千利休看,他不予理睬。某人一气之下摔碎了,别人觉得怪可惜了的,拼粘成原状,这时千利休就大叫其美。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更经常参与这样制造美意识,但不如日本把一种美坚持得那么久,他们毕竟有所谓万世一系的历史背景或情结。

千利休的茶道是“草庵茶”,主张简素、静寂、枯淡,实际上奢华的“书院茶”更源远流长,但不如千利休后代善于经营,不那么兴盛,以致连一般日本人几乎也只知道所谓“三千家”。

还有一种手法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及审美推至极致,就当作它自己的。例如简素,这是从南宋文化艺术里拿来的,特别是禅宗,本来就崇尚简素,被日本加以极致化。简素不等于素朴或简单,做出这种美是费工费事的。

京都有一座金阁寺,还有一座银阁寺,是游客必游的去处。金阁是上世纪50年代重建的,所以它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却不是日本国宝。80年代重新贴金,令游客惊叹其金辉灿烂。它代表了日本文化的华丽一面,像和服,像三岛由纪夫的文字。这种华丽基本是接受中国文化的印记。

日本文化的另一面则以银阁寺为代表,那就是被大肆宣扬的所谓日本美。银阁并没有贴银,而是涂了黑漆,泛起银光,因年久失修而剥落如疤,可能我们中国人便看见衰败,国家兴亡,但日本人看出美,称之为“侘”。如果修缮得焕然一新,恐怕银阁也就无“侘”可言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多是游览金阁,于是寂寥的银阁寺更显得“侘”。

就汉字文化圈来说,反中国文化就是反传统,所以日本文化压根儿具有“前卫艺术”的潜质。

腾讯文化:常有人说到京都寻找唐朝,能找到么?

李长声:有点难,一是需要有唐朝知识,二是要知道哪些是日本改造而创造的。有一个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么,日本则可以说应仁乱后有日本。应仁是年号,动乱发生在1467年至1477年,长达十一年,整个京都几乎都变成废墟。丰臣秀吉掌权后重建,但不是回复原状,而是大加改造,譬如街市的格局不再搞中国式对称。明治维新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大破坏,特别是废佛毁寺。日本的很多所谓传统,建筑乃至习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搞旅游而复原、重建乃至伪造的,后世日本人尚且不明底细,更何况我们外国游客。

李长声: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日本

李长声先生

腾讯文化:如今盛行夸日本的工匠、工匠精神,您怎么看?

李长声:我觉得全世界的工匠都一样,都具有所谓的工匠精神。例如意大利、法国,某日本评论家认为欧洲工匠比日本传承得更好。中国更是个工匠大国,恐怕盛赞日本工匠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少见多怪。如果说工匠有什么精神,我认为那就是做事认真。同时要看到,工匠具有落后性,因循守旧,不善于经商。日本手工艺的现状是气息奄奄,一方面被中国价廉制品冲击,另一方面后继无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大力宣扬工匠,鼓吹工匠精神,挽狂澜于既倒。

腾讯文化:听说日本喜欢立规矩,守规矩,干干净净,彬彬有礼,您觉得呢?

李长声:大致是这样。例如我亲身经历了他们从手机一问世就开始制定规矩,车上总在广播不要用手机,茶馆也有不能用手机的告示,大家渐渐都自觉遵守。

日本生活的规矩古时候多出自禅寺,特别是永平寺、总持寺。道元是日本曹洞宗鼻祖,开山永平寺。他从南宋的禅寺带回来规矩,给庙里写下了如何做饭、吃饭的规矩。后来传入民间,形成习俗,很多规矩至今仍遵守,也就是传统。

我们讲究改朝换代、破旧立新,向来以不守规矩为能事。例如飞机降落,广播说不要打开手机,但嘟嘟声彼伏此起。看看乘客都一脸的文化,却少了点教养。不能用法不责众壮胆。不责众的就不是法。不过,好些场合与其说不守规矩,不如说国内没立规矩,或者不懂外国规矩,一旦立了,懂了,一般还是会遵守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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