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李长声自选集》由《雪地茫茫呀》《况且况且况》《反正都能飞》组成。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评说：长声老哥旅日三十余年，看惯岛国春光，也看穿春光里的秋色，他不是仇日派哈日派，他就是知日派，他知道这个民族的颓美丧忍和，他时常一语道破天机而不以为能。他这个人太好，按说性情这么好的人，不该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BIBF期间，我们采访到了李长声先生。
腾讯文化：您这套自选集的书名都很有意思，《雪地茫茫呀》《况且况且况》《反正都能飞》，书名怎么来的？有特别的意义吗？
李长声：如今作文出书，起名为难，“语不惊人死，不休”。日本文学里我喜爱俳句和随笔，偶尔兴之所至，也写写所谓汉俳。不过，我们的名家努力把汉俳写得像古典诗词，除了自然数的外形类似而外，并没有俳趣。我写的也算不上俳句，有点近乎日本叫“川柳”的打油诗罢了，追求的是滑稽。
这三本书的三个书名取自我的三首伪汉俳，分别印在封面上：雪地茫茫呀/如何踩上第一脚/人生想当初；无尽地重复/噪音听来也耳顺/况且况且况；满屏错别字/苍鹰误作了苍蝇/反正都能飞。
从情境来说，所表现的分别是徒步、火车、飞机，人生不断地变换前行的方式，越来越快。我这辈子不可能坐上火箭了，虽然小时候曾画过坐火箭超英赶美什么的。我写的是随笔，内容驳杂，只能归拢在“日本”这个题目下。既然说不清，那就逗逗趣。每本还有副标题，和正题也有点关联，若即若离。“雪地茫茫啊”副题是“生活并审美”，脚踏实地；“反正都能飞”所指错别字是“文学及出版”的事，而“历史与文化”经常是“况且况且况”的重复。
李长声自选集
腾讯文化：可以谈谈您的写作与日本的关系吗？
李长声：我是年将不惑去日本的，从年龄来说已难以改造，好在日本爱拿来人家的东西加以改造的年代早已过去，也没有改造人的意思。之前在国内做编辑，动笔是改稿，基本不写作。
到日本不久开始给北京的《读书》杂志写关于日本的随笔，可以说，我在日本压根儿是一个观察者，甚至是旁观者，并非一头扎进水里呛几口水或许能学会狗刨式游泳的生活者，更没有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念头。我有一本比较早的集子就叫作《东游西话》，几乎表达了我的生活方式。始终在中国文坛上比拼，近两年突然被划为海外的华文作家了，似乎被另类。
当初学日语，用日语写过日记，但写不来文章，一向用中文写作。在洋泾浜语言泛滥的环境里，我是固执中文纯粹性的，不夹带怪词儿，像电视剧的鬼子说中国话，硬让看客当日本话听。
有个电影叫《武士的一分》，恐怕看完了也不明白怎么个“一分”，我是坚决译作“武士的底线”的。不过，如今国内流行用日语，我反倒未得风气之先。每听“日料”之类的说法不禁起鸡皮疙瘩。
日本词语也有被改造的，例如“暴走”，日本指飚车，我们拿了来，真的是“走”而且“暴”，健行变成了暴走。当然也受到日文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但包子好吃不在折上，并不表现在搬弄几个外来语上。
常有人说日本话暧昧，其实中文更暧昧，但中文是中文本身暧昧，而日本是说话方式暧昧，所以从国民性来说，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暧昧，而是好自以为是，动辄下结论。
古代中国人写日本很潇洒，同情他们远在天边，但自从甲午战败，中国人写日本就满怀悲情了，大都带有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出国潮”以来也如此，甚至情感更复杂，有人找他山之石，有人浇胸中块垒，也有人打鬼借助钟馗，似乎都不大有文学意识。对于文学性，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所以我一向强调我写的是随笔。
腾讯文化：我知道有几个在日华人专门写日本的公号，例如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但好像年轻的作者特别少，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年轻人很少参与中文写作？
李长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来日本的人，如果把日本比作河，那么，他们大都在中国的岸边洗手或濯足，或者打打水漂，而年轻人，相当于他们的下一代，下了水，甚至到中流击水。不要念念不忘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人。他们或许听郭德纲相声，但不用中文写作，不感兴趣，更没有那种情结。我期望他们用日文写作，获得芥川奖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大小媒体就可以鼓噪华裔日本作家如何了得。我向来认为应该拿兵马俑当礼物送给国外，到处的博物馆里都立着，中华文化不就走向世界了吗？
腾讯文化：被誉为“知日作家”，会有压力吗？
李长声：“知日”，也就是知道日本罢了，在日本年头多了，所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被说成“知日”当然有压力，这表明我写的东西有人信，更得“下笔如有神”，有神在看着，知之为知之，不能装，不能信口开河。
应该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见一个正常的日本。有些文章常说日本如何如何，所以很可怕，这种心态就不免有问题。总觉得人家可怕，也就是处于敌对的角度或立场看待它。日本人爱强调自己特殊，到处宣扬这种特殊，世界也真就觉得它特殊，把它看得怪怪的，简直没了人样。
李长声先生
腾讯文化：现在写日本的人越来越多了，为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提供了可能。在您看来，国人写日本有哪些好与不好？
李长声：如今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几日游，回来就可以恣意汪洋。无所谓好不好，因为看走眼，说不定有举烛之趣。侨居日本，对日本就无所不知，怎么可能呢？长住久居也未必知，甚至好些人近乎文盲。他们回国探亲什么的，也大讲日本，必须的，自有他们的观察和见解。讲不讲由他，听不听由你。写不写由他，读不读由你。至于信不信，要经过你的脑袋，那就是你脑袋好不好使的问题了。
腾讯文化：您认为日本文化是建立在跟中国文化唱反调上，具体怎么讲？
李长声：日本拿来中国文化，渐渐有了民族意识，要创立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也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采取了一些手法，首先就是跟中国唱反调。例如茶道，常说日本审美出自茶道，那么茶道的审美从哪里来的呢？本来吃茶来自中国，不仅吃，还重视器具，茶碗、茶罐什么的，起初以中国舶来品为贵，叫“唐物”。
人们对于外来事物总会不由自主地珍视，比本家更固守。平民百姓没有那些奢华的东西，于是一个叫千利休的，提出搞茶道用不着“唐物”，朝鲜半岛老百姓吃饭的粗瓷碗就行，日本人自己烧制的七扭八歪的碗就行，平民百姓们跟风，渐渐形成了一种审美。
传说某人有一个精美的唐物，拿给千利休看，他不予理睬。某人一气之下摔碎了，别人觉得怪可惜了的，拼粘成原状，这时千利休就大叫其美。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更经常参与这样制造美意识，但不如日本把一种美坚持得那么久，他们毕竟有所谓万世一系的历史背景或情结。
千利休的茶道是“草庵茶”，主张简素、静寂、枯淡，实际上奢华的“书院茶”更源远流长，但不如千利休后代善于经营，不那么兴盛，以致连一般日本人几乎也只知道所谓“三千家”。
还有一种手法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及审美推至极致，就当作它自己的。例如简素，这是从南宋文化艺术里拿来的，特别是禅宗，本来就崇尚简素，被日本加以极致化。简素不等于素朴或简单，做出这种美是费工费事的。
京都有一座金阁寺，还有一座银阁寺，是游客必游的去处。金阁是上世纪50年代重建的，所以它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却不是日本国宝。80年代重新贴金，令游客惊叹其金辉灿烂。它代表了日本文化的华丽一面，像和服，像三岛由纪夫的文字。这种华丽基本是接受中国文化的印记。
日本文化的另一面则以银阁寺为代表，那就是被大肆宣扬的所谓日本美。银阁并没有贴银，而是涂了黑漆，泛起银光，因年久失修而剥落如疤，可能我们中国人便看见衰败，国家兴亡，但日本人看出美，称之为“侘”。如果修缮得焕然一新，恐怕银阁也就无“侘”可言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多是游览金阁，于是寂寥的银阁寺更显得“侘”。
就汉字文化圈来说，反中国文化就是反传统，所以日本文化压根儿具有“前卫艺术”的潜质。
腾讯文化：常有人说到京都寻找唐朝，能找到么？
李长声：有点难，一是需要有唐朝知识，二是要知道哪些是日本改造而创造的。有一个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那么，日本则可以说应仁乱后有日本。应仁是年号，动乱发生在1467年至1477年，长达十一年，整个京都几乎都变成废墟。丰臣秀吉掌权后重建，但不是回复原状，而是大加改造，譬如街市的格局不再搞中国式对称。明治维新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大破坏，特别是废佛毁寺。日本的很多所谓传统，建筑乃至习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搞旅游而复原、重建乃至伪造的，后世日本人尚且不明底细，更何况我们外国游客。
李长声先生
腾讯文化：如今盛行夸日本的工匠、工匠精神，您怎么看？
李长声：我觉得全世界的工匠都一样，都具有所谓的工匠精神。例如意大利、法国，某日本评论家认为欧洲工匠比日本传承得更好。中国更是个工匠大国，恐怕盛赞日本工匠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少见多怪。如果说工匠有什么精神，我认为那就是做事认真。同时要看到，工匠具有落后性，因循守旧，不善于经商。日本手工艺的现状是气息奄奄，一方面被中国价廉制品冲击，另一方面后继无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大力宣扬工匠，鼓吹工匠精神，挽狂澜于既倒。
腾讯文化：听说日本喜欢立规矩，守规矩，干干净净，彬彬有礼，您觉得呢？
李长声：大致是这样。例如我亲身经历了他们从手机一问世就开始制定规矩，车上总在广播不要用手机，茶馆也有不能用手机的告示，大家渐渐都自觉遵守。
日本生活的规矩古时候多出自禅寺，特别是永平寺、总持寺。道元是日本曹洞宗鼻祖，开山永平寺。他从南宋的禅寺带回来规矩，给庙里写下了如何做饭、吃饭的规矩。后来传入民间，形成习俗，很多规矩至今仍遵守，也就是传统。
我们讲究改朝换代、破旧立新，向来以不守规矩为能事。例如飞机降落，广播说不要打开手机，但嘟嘟声彼伏此起。看看乘客都一脸的文化，却少了点教养。不能用法不责众壮胆。不责众的就不是法。不过，好些场合与其说不守规矩，不如说国内没立规矩，或者不懂外国规矩，一旦立了，懂了，一般还是会遵守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