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定(1923.9—2004)是中国第二代水彩画家中的代表，也是美术教育家。以哈定为代表的一些现当代西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展史有着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身影却日渐模糊。对于他们的艺术和教育实践的研究甚少，长期以来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
11月19日，“纪念哈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举办。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上海西画溯源、哈定艺术特色及美术教育事业等多角度做了探讨和交流。
“拓展研究哈定与他的朋友圈，是对历史文脉和上海美术发展史的全新认识。碎片化的信息背后是座‘沉睡的矿井’，值得我们深度挖掘。”与会学者说。
1972年，哈定在黄浦江边写生
上海油画雕塑院“纪念哈定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现场
1923年，哈定出生于上海，原名哈弼兴，祖父哈少甫是沪上工商巨子，酷爱金石书画及古玩。1927年，他继吴昌硕任西泠印社第二任会长。哈定7岁起便随祖父习中国画。哈氏家业到了哈定父亲一辈中落，哈定不得不挑起重担，到舞厅、咖啡厅为美国军人画像，在上海永安公司、大兴公司出售写生作品，接受油画风景和肖像定件，以此养家。幸运的是，在跟随张充仁先生习西画期间，得到张先生赏识与襄助，成为“充仁画室”助教，并被推荐至徐家汇天主教堂绘宗教画。
1940年代后期，哈定已经是上海著名的肖像画家。后来虽然在历史波澜中经受磨难，但“文革”结束后，哈定便用画笔表达了他在困苦生活中的思考与体悟，打开了艺术创作的新境界。他远赴边地、国外采风，兼取中西方绘画的有益经验，同时研修佛学，进而突破了水彩画表现题材、技法、意蕴上的传统藩篱。他的《世界屋脊》、《秋色》、《海浪》等作品均曾在国外展出。
1958年哈定（前排端坐者）与林风眠（后排站立者）一起去上海郊区写生
在美术教育领域，哈定既通过开设画室悉心指导学生，又投身于上海美专的学院化教育，“哈定画室”的教育实践反映出特殊年代里私人画室对上海官办美术教育空缺的“补白”。当时的画室教学普遍强调绘画基本功的训练，哈定却还格外重视带领学生深入体验工人、农民的生活，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此外，他编写的《怎样画人像》和《怎样画铅笔画》填补了当时中国基础美术教材的空白，影响了整整一代求学者。80年代哈定又出版了初级美术技法专著《水彩画技法初步》以及画册《哈定画选》，为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哈定和学员在一起
在“纪念哈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学者们围绕哈定的从艺之路、艺术特色以及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本次活动也是继9月“纪念周碧初先生诞辰120周年”、10月“勇猛精进——俞云阶文献展”后，第三个“大师之道”学术系列活动，由上海美术学院和上海油画雕塑院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哈定作品图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超认为哈定是一座“宝藏”，研究哈定不能仅仅局限纪念个人，更要对历史文脉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李超从“画室文脉”“衡复古道”“文献重光”等多个方面来阐释哈定的艺术价值。
与哈定相关的资源有很多种关注点，第一是海派美术，第二则是中国现当代水彩艺术，包括上海私立美术教育、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历史、上海画院院历史，都与哈定生平发展有诸多关系。李超在研讨会上提醒大家可以更多地关注上海画室，私立教育当中画室历史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系统的专业研究，目前的资料也较为碎片化，这里面有很大程度还是“沉睡的矿井”，值得深度挖掘。
目前学界和公众对衡山路和复兴路历史风貌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上海和中国美术发生国家记忆关系就有两个地方可以切入，一个在虹口，一个是在当年的卢湾。上世纪50年代，在张充仁先生支持下，哈定在大沽路寓所试办画室， 首批学生里面有庞卡和董连宝等人。李超提出，从充仁画室到哈定画室，实际上就是衡复历史街区构成的历史脉络。
1947年，哈定与张充仁
李超还提到，上世纪50年代关于私立美术教育培训班画室审核审批（报批资料）的大量原始资料出现，涉及的美术家几乎是上海美术界的半壁江山。一些文献资料非常珍贵，当时审批申报的比如潘耀昌的父亲潘思同、陈秋草创办的新中国美术研究所。这些老先生都与哈定有密切的往来，他们之间同道的交流需要深入了解，用朋友圈的方法深入拓展哈定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他和中国美术发展的故事，包括朱屺瞻，包括陈盛铎办了新美术研究所，后又办了中青年美术班，还有像何伯年、程恩办的中西研究所等等，诸如此类的画室教育在上海出现的历史奇观。
哈定作品《浦江晨曦》（1957）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认为研究哈定，还要和土山湾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合力，将近代上海美术的轮廓清晰勾勒。哈定的老师张充仁早年是土山湾学徒，土山湾画馆的影响力得益于上海，反过来又反馈上海，这个远东大都市，移民趋之若鹜，凡是有才能的艺术家，特别是留学生，都不放弃到上海这个码头闯荡的想法。出于上海都市发展的迫切需要，商店橱窗、广告招贴、照相馆背景、影剧海报、书籍装帧、报刊插图等都急需美术人才，美术，特别是西画，成为职场最有竞争力的手段之一。市场需要推进了西式美术教育，西画开始流行。当时社会上办美术教育的有周湘（也受教于土山湾）的美校、刘海粟等的美专（与土山湾都有渊源关系），而水彩画以其便捷的优势成为西画学习的首选，上海也因之成为中国水彩画的重镇。
美术教育，除了正规美校外，还有业余美术教育，如张充仁的“充仁画室”，以满足社会对美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当时有名的画室还有陈秋草等的“白鹅画会”。月份牌大家杭穉英当时就向自己学生推荐去这两家画室进修，认为那里的画画功夫比较扎实。因为画室规模不大，与学校相比显得不太规范，可以说是土法上马，上海话称为“野路子”，但其不拘泥于所谓正规教育，也呈现自己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私人画室的弱势更加显现，但与公办美校相比，亦有其特色：前者维持师徒关系，私人感情密切，学习目的明确、实用，趋向专一化。可惜无有效学历文凭；后者国家指导，课程多，科目门类多，课程设置系统化，趋向综合性，有国家认可的学历文凭，就业较为方便。当然，二者各有千秋，仍存在互补关系。
哈定作品《放鸭》（1962）
哈定，《和平饭店》，水彩，40X50cm，1981年
潘耀昌提到哈定的个性，是有着上海的“要强”精神特点。凭他的才气，解放后他可以进入体制内，获得更多机会，但他偏偏选择了自己办画室。他如果到美院或者到学校里面，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但是他自己搞。私人办学不容易，哈定学老师张充仁那样，27岁自己办学，设“哈定画室”，这注定他未来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哈定选择的道路就是培养后来者，不像科班培养年轻人，十几岁就进来读，而是结交社会的朋友。上海因为刘海粟美专外迁，有一段时间没有美术学院，所以私人画室地位也非常重要。讲上海美术史，离不开这几位重要的画师和他们培养出来的艺术家。
哈定在教学之外，雄心勃勃，作为体制外的画家，仍汲汲于新美术的主题性创作，意在油画，主攻人物画，画过主题性题材的作品，他画水彩的初衷是用来作油画草稿，当时人物画是水彩画的弱项，哈定人物素描基础好，人物画成为一个突破点，成绩令人瞩目，但毕竟处在体制之外，他的主题性创作机会不多，也难获重视。以致他的最高成就还是在水彩风景画上面，如《上海城隍庙九曲桥》。
1980年哈定在上海船厂收集素材
哈定，《船厂》，水彩，42.5X61cm，1982年
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蒋英则提到了哈定对素描教材的贡献。哈定的《怎样画人像》《怎样画铅笔画》在20世纪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美术爱好者的入门教材，同时也加深了自己对造型原理的认知，助力了创作中的大胆创新；这两本教材是阿尔茫·加什涅素描教材在中国传承发展的结晶，也是上海素描发展及本土西画理论建设的重要文献。
蒋英认为，在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当中，哈定长期处于一种主流叙事的边缘，这与他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成就不匹配。哈定的老师张充仁师从巴比松画派阿尔茫·加什涅的素描，哈定可以说是中国的“加什涅”，既能画又能教，还能够写。哈定也非常善于理论，除了把自己理论总结教给学生，让学生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 哈定具有非常丰富的培训经验，喜欢示范，不停思考、创作，他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非常勤奋的教师、艺术家，所以他的理论非常鲜活，而不是教条的。
哈定作品《草原上的喜悦》（1984年）
上海油雕院美术馆馆长傅军对哈定的艺术作品进行了特征评论。 哈定第一次获得很高的评价，或者说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1943年（20岁），他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首届美术奖励展中随展作品获得甲等奖。解放之前，哈定基本上是以著名青年油画家的身份被社会所知晓，包括1954年哈定先生出版了第三本著作《怎样画人像》，这本出版物总发行量达到159000册，可以说明哈定在人物画、肖像画领域有非常强的实力。
傅军总结了哈定50年代作品的几大特点：注重大关系、大气氛，舍弃对细部的描绘；用笔奔放，造型简约，痛快淋漓，借用了中国水墨的留白技法和虚实相生的原理将水墨画的意趣，气韵吸收到水彩画中；发挥出水性材料的特性，非常贴切地表现出江南地区特有的水色空濛，用艺术的方式揭示出这种地域性特征，站在这些作品面前我们似乎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湿度感和朦胧感；哈定的作品反映出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面貌和人文环境，以及一座城市的活力与魅力。
“纪念哈定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现场
1980年代哈定又对都市风景系列进行了创作，根据潘耀昌的研究，因为纸张发生了很大改变。原先五六十年代是国产纸，玛丽国产颜料，国产纸和国产颜料有局限性，但它对艺术家来说有的时候也是挑战性。这种即性画的，甚至有挑战性的，反而容易形成一种风格。80年代特点是严谨扎实、有力度，技法更为成熟老练，缺乏五六十年代流畅的感觉、水色空濛，没有温润的那种潮湿感。
主题性创作也是哈定比较在意的，1960年应邀参加了《美术杂志》座谈会（水彩画专题座谈会），哈定是参会专家中最年轻的，发表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命题，他认为“水彩不应该受到画种所限，拘泥于材料技法层面”。他要创作人物题材的水彩画，这与他本人积极致力于创新的意识有关，但也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不无关系。
“纪念哈定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现场
1949年以后，第一方面水彩画处在主题性油画、民族性国画、政治化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和版画的夹缝中，他作为水彩画家有深深的危机感；第二方面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这是建国后总体的趋势，哈定所提出想要用人物画创作，最终希望进行主题性创作；第三方面他很渴望得到体制的认可。
1980年以后意识形态相对宽松，基于现实本体和个人喜好综合，他把全部精力投身于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比如《塞外风光》，大量到边疆少数民族写生。他在那里找到心灵的归宿，把艺术当做最终的寄托，包括《阳光灿烂》《提水》等等。像这两幅作品就很典型，左边还是非常写实，右边更多是个性的，释放，或者对于本体语言更多一种研究后的尝试。
决定画家艺术走向不仅仅在于家学师承、地域文化、生存方式，也包括时代背景、思想信仰、主流价值、个人喜好、材料性能等种种因素，他们都影响着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艺术选择。
哈定，《世界屋脊》，油画，89X132cm，1984
研讨会上，明珠美术馆馆长李丹丹、上海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李根、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王劼音、《解放日报》美术摄影部原主任张安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编审邱孟瑜、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秦瑞丽等学者也先后发言。发言最后，哈定的女儿哈维表示，此次研讨不仅再次感受到了父亲的过往，也听到更多历史的传承、文脉。
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