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日方对“中国”这一名称的咬文嚼字，实则是对清政府“我居中，四海为夷”这种“天朝上国”意识的不屑，而《中日修好条规》之所以称“条规”而非“条约”，则是李鸿章意在显示其与先前中国和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不同，是对“蕞尔小国”日本的不屑。
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871年，日本政府先后派遣两个使节团出使欧美和中国，旨在获取和列国的“平等地位”。出使欧美的使节团由岩仓具视担任正使，意在“修约”，主要是取消“领事裁判权”和获取“关税自主权”。出使中国的使节团由大藏卿伊达宗城担任正使，以“缔约”为目的。经过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迄今为止，“《中日修好条规》是一个平等条约”仍为中国学界主流观点。
《中日修好条规》
对这一“主流观点”，我始终存有下列疑惑：1、日本想和中国签约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该“条规”真的是“平等条约”？2、中日双方在谈判中果真彼此“平等对待”？3、为何这个“平等条约”签署后未待正式换文，日本即要求修订？4、为何日本使节团正使伊达宗城在回国后即遭罢免？拙文试回答上述问题，以自我解惑并就教方家。
谈判
1870年6月，明治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正使，权少丞花房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为使节团成员前往中国，就签署友好通商条约事宜探询中国政府意见。同年8月，柳原前光一行到达上海，9月赴天津与清朝署理三口（天津、芝罘、营口）通商大臣成林进行签约预备性会谈，之后又会见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等，陈述了签约之必要，并递交了日方草拟的条约内容。
柳原前光，日本政治家、外交官、伯爵
清廷要员成林、曾国藩、李鸿章均认为，日本与朝鲜、安南等国不同，不是中国的朝贡国，而且在江户“锁国时代”，日本也一直和中国保持着通商关系。既然日本已与美国缔结“亲善条约”，与欧美诸国缔结通商条约，要求与中国缔约合情合理，若予以拒绝，必损及两国关系。尤其是主掌“洋务”的李鸿章更是主张“联日”，称日本“安心向化”，“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最终，清廷对日本提出，若派遣全权大臣，可以就缔约事宜进行谈判。
1871年6月，日本政府派遣由伊达宗城为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大丞津田真道为副使的使节团，出使中国进行缔约谈判。伊达宗城一行到达中国天津后，即和清朝特命全权大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天津海关道陈钦、江苏按察使应宝时等进行谈判。谈判一开始，柳原前光便拿出了大致“拷贝”中国和欧美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的草案。李鸿章细阅草案后当即表示，“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辞，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莫非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 李鸿章的话直接明了，尤其是“择优采用”四个字可谓一针见血：日本是想将西方列强和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条款“为我所用”。
李鸿章
否定了日方草案后，李鸿章拿出了中方拟就的草案并表示，“中日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中方条约规定，日本货物不得运入中国内地销售，日本人不得入中国内地购买土产，伊达宗城即以这些规定不同于西约为由，提出异议，但当即遭到李鸿章驳斥，“中国人前往西方国家，随处通行，并没有遭受限制，而日本现在是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既然中国人不能去日本内地进行贸易，日本人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难道不应该也受到限制？这方面两国的规定一致，很公允，怎么能引中国和西方订立的条约为例？”伊达宗城无言以对。
伊达宗城，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大名、明治时代时期政治家。与松平春岳、山内丰信、岛津齐彬并称为幕末四贤侯
最终，日方迫于无奈，只得同意以中方的草案为缔约基础进行谈判。公元1871年9月13日，两国特命全权大使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在天津山西会馆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款）以及海关税则。在缔结条规时，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插曲”：最初日方不同意清政府以“中国”为国号，理由是“中国系对本国边疆荒服而言”。清廷代表据理力争，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从无改写国号之例。”双方各执己见，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后，由李鸿章拍板：“汉文文本书中国日本，日文文本书大日本、大清国。”必须指出的是，日方的“咬文嚼字”，实则是对清政府“我居中，四海为夷”这种“天朝上国”意识的不屑，而《中日修好条规》之所以称“条规”而非“条约”，则是李鸿章意在显示其与先前中国和西方诸国签订的“条约”不同，是对“蕞尔小国”日本的不屑。
修约
细读《中日修好条规》各条款，确乎容易给人以这是个“平等条约”的印象，如嗣后日本要求修订的三个条款，文字表述均显示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第八条规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即彼此享有对等的“领事裁判权”。第十一条规定“两国商民在指定各口，彼此往来，各宜友爱，不得携带刀械，违者议罚，刀械入官”。
外国明信片上的天津港照片
既然权利义务对等，条约正式换文之前的1872年2月2日，日本政府为何派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外务少纪郑永宁、外务大录颖川重宽出使中国，在1872年抵达上海后，即要求“修约”？日本的“修约要求值得细品。
日本所以要求修约，盖因当时中国和欧美列强已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训令伊达宗城在和中国签署条约时，也须有体现日本享有和西方列强一样待遇的条文，尤其是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入中国内地通商。但如前面所述，日本的要求均为李鸿章等拒绝。此外，引起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响的《中日修好条规》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一条，则成为日本要求修约的主要内容。
首先，列强认为，《中日修好条规》第二条无异于宣示中日两国结成“同盟”以对抗西方列强。这种联合将使中日双方实力大增而有采取排外政策之虞，亟欲拆解。日本提出，“修好条规第二条调处之约须议裁撤”，就是忌惮于西方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明白，若对西方的反对置若罔闻，必影响日本和西方各国关系。日本的忌惮并非没有缘由。例如，1872年12月30日，美国国务卿费希向驻日公使德·朗格发出训令：“希望你在和日本政府会谈时，尽可能劝告日本政府远离中国的排外政策，并采取和列国自由通商及交往的进步政策。”
费希，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和纽约州州长
日本为什么要修改第八条，提出“与欧西改订其约之后，则如国法讯断等事，必有须行更正者，是以应议俟后改正”呢？因为，日本当时已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欧美进行“修约谈判”，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若《中日修好条规》规定双方彼此拥有“领事裁判权”，显然和日本要求西方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修约要求相悖。因此，日本认为，“若将此约批准互换，恐日后生出许多障碍”，故而提出在岩仓使节团回国复命之前，暂停《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互换。
所以要求修改第十一条，是因为当时日本虽已废除武士制度，但武士依然可以佩刀。实际上禁止武士在中国佩刀的规定，被认为是对武士莫大的侮辱。因此日本提出，“修好条规第十一条刀械之禁，须议削除”。
日本武士
但是，日本的修约要求，遭到李鸿章断然拒绝。李鸿章令天津海关道陈钦回复日本使节，“交邻所重，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面对清廷代表的“强势”回应，日本只得妥协，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亲自担任全权大使，携国书出使中国，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文本。而伊达宗城则因为几乎“照单全收”了中方拟就的《中日修好条规》，使日本的要求无一得以满足而被罢免。不难发现，在整个修约过程中，日本使节只有“恭”，没有“倨”。日本著名学者永井秀夫认为，中方对于此次缔约交涉的准备相当周到，意志也相当坚决，中方坚持的各项条件均得到满足，《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是清朝外交的胜利。
换文
副岛种臣一行赴华声势甚为壮观：副岛种臣自乘龙骧舰，由筑波舰护卫，两艘军舰共计600余人。到达天津后，副岛种臣首先让随员向直隶总督李鸿章通报，他是作为日本天皇的特命全权大使来访，要求相应礼遇。1873年4月30日，副岛种臣和李鸿章交换了条约文本。
副岛种臣，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外交官、书法家
副岛种臣的书法作品：归云飞雨
换文后，李鸿章和副岛种臣“畅谈半晌”，貌似相当知己。副岛种臣当着李鸿章的面大骂西方列强，特别强调日本和西方签署的条约中的“单边领事裁判权”，有损日本国家主权，称日本已就此和西洋交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听他这么说，李鸿章“极力怂恿”。他对副岛主种臣说：“好！希望日本交涉成功。如果成功，请抄写一份给我，我大清也要效法日本，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1910年，日本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终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是时，李鸿章已作古9年，中国在半殖民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当然，此是后话。
《中日修好条规》正式换文后，副岛种臣等前往北京谒见中国皇帝。根据中国“祖制”规定，外夷使节入朝谒见清朝皇帝，须行“三跪九叩”之礼。1793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的使节团前往中国庆贺乾隆皇帝80寿辰，虽然使节团财务总管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写道，“触目所及都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则记载，清朝政府对使节团甚为慷慨，“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运抵”，以致他们的船只根本装不下，只能收下一部分。然而，马戛尔尼对清朝政府要求他行“跪拜礼”深感屈辱，坚决不从。尽管最终清廷作出让步，称马戛尔尼作为独立国家英国使节，可以只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可马戛尔尼对中国“待客之道”的敬意和好感，因此荡然无存。问题是，即便送给英国使臣大量礼物，也不可能改变英国使节是来“祝寿”而非“朝贡”的本质。即便英使行了“跪拜礼”，能意味英国臣服大清王朝？
关于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祖制”为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使节所破。1872年同治皇帝举行亲政仪式时，外国使节均以“五鞠躬礼”代替跪拜礼。副岛种臣赴京后宣称，他是大日本天皇的特命全权大使，地位高于列国公使，因先于列国使节谒见致礼，而且在谒见时只行“三揖礼”，绝不跪拜。最终，他的要求获得清廷“恩准”。在紫禁城外的紫光阁，副岛种臣作为第一批谒见使节，向清帝行了“三揖礼”，然后呈上国书，而第二批谒见清帝的俄、美、英、法、荷使节，均行了“五鞠躬礼”。副岛种臣的这一要求，实则欲借此显示日本并不低于西方列强的国际地位，但清廷却浑然不知这一要求暗藏的“玄机”。日本对清廷的藐视，成为以后力超中国的动力。
议和
日本使节所以在《中日修好条规》的整个修订过程中，一再妥协退让，主要因为当时其有“自知之明”，自忖尚无法以武力和中国对抗，必须“韬光养晦”。以下史实可以为证。
1871年11月30日，两艘琉球“进贡”船只在途中遭遇风暴，其中一艘船漂至台湾西南海岸。66名船员上岸后，有54名被当地高山族土著居民杀死。虽然“台湾岛属中国政府管辖”是英美等列强的共识。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七卷第50页明确记载，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曾对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反复强调，琉球属于中国。但是，在1609年德川幕府纵容萨摩藩（鹿儿岛县）入侵琉球俘获琉球尚宁王、迫使琉球国向萨摩藩称臣后，以“琉球宗主国”自诩的日本，仍就此向清朝方面提出交涉。日本交涉，即刻遭到清朝政府冷嘲热讽：“尝闻有琉球岛民在台湾被杀，但从未闻有日本人在台湾被杀。”对此，日本政府只能苦笑。因为，日本政府很清楚，1654年琉球王主动派遣使臣出访中国，要求清朝顺治皇帝册封并获准。琉球属于中国藩属国是“原版”，日本以琉球的“宗主国”自诩是“盗版”。
寺岛宗则
此理不成，那就再强词夺理。一年半后，日本政府又照会清政府提出交涉，称：“明治六年（1873年）3月，日本小田县下备中浅江郡居民佐藤利八等4人漂至台湾，其衣服和渔具等被掠夺”。但清朝政府对日方的交涉，根本置之不理。清朝视日本政府的“抗议”为“空气”的态度，惹恼了日本一帮好战分子，他们强烈主张出兵征伐。1874年4月9日，西乡隆盛的胞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要求率领2600名士兵征伐台湾。此举遭英美等国反对，明治政府也让西乡从道暂缓征伐。但是，西乡从道态度坚决，称诸国若对此表示异议：“政府可将我作为脱国不逞之徒”，仍率兵出征。
西乡从道
对“不逞之徒”的恣意妄行，清朝政府当即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本立即撤兵。以英国为首的诸列强也支持中国的立场。日本政府意识到，如果拒不撤兵，必然引发战事，但就此撤兵，未免灰头土脸。进退两难，很是尴尬。怎么办？7月8日，明治政府就是否同中国开战举行御前会议，征询诸将意见。陆军卿山县有朋表示：“若现在对清国动用干戈，以陆军诸般供给之准备，有朋不敢断言必胜，唯仰仗庙谟（御前会议）议决”。虽然言辞婉转，但潜在意思很明显是反对。除野津镇雄、种田政明两名少将，其余5名将官均以军备准备不足为由，反对开战。最后，政府和军队中坚持“对清决战论”者，不得不接受“庙谟议决”，与清朝政府议和。
在《中日修好条规》换文22年后，曾被中国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中令“泱泱大国”中国惨遭败绩，酿成国殇。1895年4月，中国被迫签“城下之盟”——《马关条约》。从《中日修好条规》到《马关条约》，除了秣马厉兵最终力压中国，日本在外交谋略方面采取了什么举措？《中日修好条规》和《马关条约》存有什么内在联系？后文将述，敬请期待。（文/冯玮；编辑/子杰；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