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的堡垒：性侵犯、问责与和解》，[美]玛莎·努斯鲍姆著，陈玮译，岳麓书社｜浦睿文化，2023年7月出版，360页，68.00元
2022年1月30日，英格兰足球运动员梅森·格林伍德的女友哈丽雅特·罗布森通过社交媒体控诉格林伍德殴打自己，并上传了多段录音及视频作为证据。随后当地警方确认，格林伍德因涉嫌强奸和殴打女性被捕。他所效力的曼联俱乐部随即宣布对他无限期停训停赛。尽管一年后英国警方撤销了对格林伍德的指控，但曼联仍不打算让这位自家青训出品的年轻球星回归球队。在新赛季成绩不佳、人手紧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将格林伍德租借至西甲球队赫塔菲。
然而我们很难通过这一事件得出结论，在当今社会，对于性骚扰与性暴力的包庇已经不复存在。曼联将格林伍德租借而非扫地出门的做法更像是权宜之计，而在接纳这位球员的西班牙，近期还上演了在该国女足夺得世界杯冠军后，足协主席在颁奖现场强吻女足队员的闹剧。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格林伍德加盟赫塔菲不久，当地球星阿方索·佩雷斯——赫塔菲的主场长期被冠以“阿方索·佩雷斯球场”之名——在谈论女足与男足球员“同工同酬”问题时公开表示女足球员应该放弃这一想法，“她们应该知道，自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与男足球员相提并论”（西班牙《世界报》[El Mundo]2023年10月1日报道：Alfonso Pérez: "Obligaría a Guardiola y a las chicas de la selección femenina a besar la bandera espa?ola"）。当然，这一言论令球队陷入窘境，管理层连夜宣布撤掉这位球星的冠名，球场暂时更名为“竞技场”——看来他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为这座球场取一个新名字。
不应盲目乐观，但也不必悲观——事情的确正在起变化。在《傲慢的堡垒》一书中，努斯鲍姆在调用古典资源的同时着眼于现实，指出傲慢这一人类从未摆脱的恶习，导致了“一种如今依然极为常见的倾向”，即“将女性仅仅当作物品，拒绝给予她们同等的尊重和完全的自主权”（第2页）。她将体育界与联邦司法系统、艺术界一道视为“傲慢的堡垒”普遍存在的典型代表，因为在这些领域，“少数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赚了很多钱，或者对其他人拥有极大的权力。因为它们很难被取代，所以就不会受到影响”（176页）。尽管性别平权运动所带来的声浪无法与缓慢的司法进步相协调，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但我们还是乐见“傲慢的堡垒”正在被逐步拆除，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建立有益的堡垒，荫蔽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人与物。
玛莎·努斯鲍姆
傲慢，道德上的坏运气
如果套用以赛亚·伯林著名的“刺猬与狐狸”二分法，玛莎·努斯鲍姆乍看起来是一只了不起的狐狸。她的研究涉及诸多主题与领域，从古典学、哲学，到法学、经济学、教育学，她甚至还和印度裔英国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合作，提出了以能力实现取代收入水平作为评估人类生活质量主要指标的“能力进路”——这意味着她已经把书斋里的研究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领域。
但如果细看努斯鲍姆的丰富成果，我们又不难看出其研究的整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努斯鲍姆永远都是她自己，永远不动如山，永远说着同样的话。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像一张蜘蛛网，以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段落为中心织就。”（Geoffrey Galt Harpham, “The Hunger of Martha Nussbaum,” Representations, Vol.71, No.1, p.52）考虑到伯林在提出这个二分法时主要是想探讨托尔斯泰这个例外——“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结果，他的理想导使他以及被他的说服天才所赚的人，对他与别人的作为，或者对他应有的作为，提出了有系统的错误诠释”（[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28页）——我们大致可以说，玛莎·努斯鲍姆是与托尔斯泰相反的另一个例外。她拥有刺猬的稳定与坚韧，同时凭借这种品质四处出击，完成了比狐狸更系统、影响也更深远的工作。
《傲慢的堡垒》正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本身便涉及了性平权、情感研究与司法改革等诸多领域，而它的进路依然是努斯鲍姆式——古典式的。在努斯鲍姆的讨论中，阻碍性平权的关键因素是当权者的傲慢。通过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事例，她指出这种傲慢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坏运气：
在某种意义上，出生于统治阶层是一种好运，因为在自我培养、政治、工作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可以获得很多机会。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往往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坏运气，因为它将年轻人推向了非常严重的恶习，即物化和利用他人。说得极端点，通往暴力行为的门敞开着。统治阶层的成员并不需要留意塞壬的傲慢歌声。图拉真养成了一种美德，关注、倾听并承认一个在阶层和性别方面都“低于”他的女性的充分人性。但是在等级制度的社会里，统治者要想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美德是非常困难的。（65页）
这一观点可以联系到努斯鲍姆早期的代表作《善的脆弱性》。在这部作品中，努斯鲍姆探讨了运气、善良意愿和人类生活的脆弱性之间的联系：“人类繁盛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哲学从未受到怀疑的一个核心主题，然而古希腊伦理学的这一方面仍需要得到更加系统的审视。”（[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9页）当柏拉图笃定地认为无论如何，善都可以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时，他实际上是构建了一座道德绝对主义的堡垒，将善的实际面向悬置并封闭其中；然而当努斯鲍姆考察古希腊伦理与悲剧中善的实际——其易受运气干扰，从而使得脆弱性成为人类生活本身的根本属性——她得到的是一种开放的善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脆弱性是某些人类真正的善的一个必要的背景条件”（同前，29页）。换言之，正是因为善行的结果不确定，善才可以称之为善；良善之人可能穷其一生历经坎坷，但他始终保有善的机会。相反，倘若执意追求善的“立竿见影”，寻求以制度设计或思想封闭确保一个社会、一种生活本身及其结果不受运气影响，实际上却面临把真正的善清除出人类生活的危险。
努斯鲍姆著《善的脆弱性》
基于这一思路，傲慢正是“好运”的恶果——人出于某些理由（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运气好）笃定自己必然正确，从而将他者视为自我实现的工具，同时他又刚好掌握这样做的权力。这种境况自然会导致认知与决策的封闭，“你在各个方面越是傲慢，在你的领域中就越容易变得对女性不闻不问”（41页）。努斯鲍姆进而引用但丁在《神曲》中对傲慢者的描写，“那些灵魂有类似人的形状，却弯折得像个环，这样他们就无法向外看到世界或其他人……傲慢所具有的自我专注的特征是最完备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主要的恶习，本身就是坏的，并且令其他恶习更坏”（42页）。傲慢的个人与傲慢的社会结构相辅相成，共同遏制改变的发生。
面向未来的愤怒
然而改变不可能不发生。尽管自2017年以来的西方社会的#MeToo运动“既不是女性主义法律革命的开端，也不是它的结束”（第8页），但它还是带来了充分的影响。更多受到伤害与不公正对待的女性有机会并且愿意站出来发声，而社交媒体本身的即时性与全面覆盖性确保了她们的声音无法被轻易湮灭，使得穿透乃至拆除“傲慢的堡垒”成为可能。
但努斯鲍姆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是冷静的。她首先肯定这场运动标志着性问责层面的胜利，但也指出它真正影响的是社会领域，在法律层面的影响仍然有限。这一特征其实与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性平权运动取得的总体效果并无本质差别，譬如在强奸法领域，“由于受到女性主义批判的压力，强奸法做了相当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缓慢的，而且，在创造一种法律文化——能切实保护女性的平等自主权，承认她们真正的主体愿望和感受（而不是那种虚假的投射）——并同时保障被告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110页）。同样地，相较强奸或具有明确行为的性骚扰，对于更隐蔽但也更普遍的“敌意环境”，法律依然无能为力。哪怕如巴斯克维尔诉卡利根案中，著名法学家、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能够确认作为受害者主管的被告的确实施了一系列“粗俗、笨拙的行为”，这些行为“让一个敏感女性感到厌恶”，但他还是只能做出无罪判决，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致女性”才会因此受到伤害（147-148页）。
关键仍是傲慢。“傲慢使眼睛看向内部。平等尊重则要求我们的眼睛看着彼此，承认彼此的平等现实。……在犯罪猖獗的地方，法律根本就没有看到它：我们或许可以说，法律身是傲慢的。男性朝内看向其他男性，而不是看向女性的经历以及对其工作场所自主性的普遍剥夺。而法律也和他们一起内看。”（156页）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由此形成断裂，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惩罚并非由不偏不倚的法律机构执行，而是通过羞辱和污名化的方式实施的，那又该如何确保正义并保护平等的尊严呢？”（第9页）努斯鲍姆观察到，在面对不正义行为时，受害者不仅受到了情感伤害，同时也有可能付出道德代价。再一次，她回到自己的古典资源——这次是欧里庇得斯的《赫卡柏》：
从赫卡柏得知波吕梅斯托背叛的那一刻起，她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她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不愿意被任何人说服，变成了彻底的唯我论者，转向了自身。她决定从此以后全身心投入到复仇当中。她杀死了波吕梅斯托的孩子，挖出了他的双眼——这似乎是一种象征，不但意味着彻底清除他们之前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关心，也表示她彻底拒绝再将他乃至他的孩子看作充分的人。波吕梅斯托这个人物上台时已经盲了，像野兽一样四肢着地爬行——他其实一直是头野兽。悲剧的结尾预言赫卡柏将会变成一条狗——希腊人认为这种动物狂暴地追击它的猎物，并且完全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但丁这样总结她的故事:“她疯了，像狗一样吠叫，极度的痛苦扭曲了她的心灵。”（68页）
我们不难看出欧里庇得斯的复仇女神与傲慢者的共同点——他们都彻底转向自身。这便是受害者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当她沉浸在受害者叙事之中，她的狂怒除了损害自身，还摧毁了由信任维系的共同体，结果反而阻碍了斗争的进程。这里并不是说愤怒本身毫无意义——义愤正是打破不公的原动力——而是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带来改变的愤怒，一种“转换性愤怒”：
它注意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转向未来以寻求补救。这种愤怒可能伴随着惩罚犯罪者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会以不止一种朝向未来的方式来理解惩罚：将其理解为变革，理解为对重要规范的表达，理解为对同一个罪犯的“特定震慑”，以及对其他打算做出类似罪行的犯罪者的“普遍震慑”。（84-85页）
努斯鲍姆希望复仇女神面向未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埃斯库罗斯的理想设计——在关于复仇女神更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文本《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雅典娜最终带来了关键转变，即罪行只能交由法律解决；但与此同时，她也说服复仇女神加入城邦，以此肯定她们对法律制度和城邦健全的贡献。“埃斯库罗斯认为政治正义并不只是用笼子圈住愤怒，而是从根本上转变愤怒，将它由某种不合人性的、过度的、嗜血的东西，变成人性的、接受理性、冷静、慎思与权衡。”（[美]玛莎·纳斯邦：《愤怒与宽恕：重思正义与法律背后的情感价值》，高忠义译，商周出版社，2017年，24页）但她也看到了欧里庇得斯的黑暗戏剧对于今日更为现实。“学者恩斯特·艾布拉姆森在1952年观察到，由于二十世纪发生的各种黑暗事件——它们表明了好品格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加脆弱——这部戏剧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0页）在真正涉过愤怒的河之前，黑暗是所有人必须忍受的东西。
努斯鲍姆著《愤怒与宽恕》
“一条遮风挡雨的手臂”
但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必须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东西——这恰恰是堡垒最初的意义。在通过前两部分理清傲慢作为一种痼疾对性平权运动的阻碍，以及法律领域正在缓慢发生的进步和依旧荆棘遍布的现实之后，在第三部分，努斯鲍姆着重讨论了三座典型的“傲慢的堡垒”——联邦司法系统、艺术界和体育界。傲慢仍是根源，而从傲慢的个体到傲慢的结构所必需的填充物则是对所谓才华与天赋的“绝对崇拜”。当一些卓越的个体——知名法学家、艺术大师、体育明星——被视为人类才能不可取代的代表，他们便拥有了“免罪金牌”，似乎理所应当被保护、被纵容。
然而仔细想想，在这些公共领域，我们所仰慕并对其抱有期待的，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教诲当然没错，但那是在具体生活中——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可能（更公正、更优雅、更高更快更强）。比起在拥有卓越才能的同时也难免具有一颗凡俗之心的个体人类，孕育这些可能的领域本身的纯粹性，才是需要保护的东西。为此努斯鲍姆甚至提议，不妨将藏污纳垢的美国大学篮球系统直接废除（“由于它的集体行动结构，以及最重要的是，由于那些最积极地追求胜利的人的贪婪，它是无法修复的。”[291页]），这样既可以让大学不必再为保住明星球员费尽心机，包庇他们种种不轨之举，还可以让真正有志于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更早进入职业体育联盟，在规范的、直面公众的环境中成长，早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就像开篇提到的英格兰球员格林伍德那样。
真正需要保护的自然还有具体的人。“家庭和学校必须做出大部分努力：鼓励年轻女性和男性看重自己的自主性和完整性，珍惜每个人的平等……我希望自己对物化和傲慢的诊断可以帮助人们思考为什么变革如此艰难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297页）最重要的保护仍然只能来自法律：“法律在我们个人努力当中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座堡垒。诚然，这是一座不理想的、时而出现裂缝的堡垒，但只要认识到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不只是个人的，不只是不幸的，而且也是非法的，那么这个简单的认识就会产生惊人的变化。”（298页）这解释了努斯鲍姆本书为何时刻关注法律——其实这也是她在作为一位时刻面向现实的哲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法学家的理由。
1999年，为纪念《一九八四》出版五十周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邀请玛莎·努斯鲍姆、理查德·爱泼斯坦、理查德·波斯纳、凯斯·桑斯坦等学者召开研讨会，讨论这部作品于后世的复杂影响。众人提交的文章最终汇总成文集《〈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On Nineteen Eighty-Four: Orwell and Our Future）出版，结语由努斯鲍姆操刀撰写。她注意到小说的一个情节：在观看战争宣传片时，主人公温斯顿留意到一个犹太妇女在炸弹袭来时抬起手臂，仿佛这样就能保护怀中的孩子。尽管画面很快被胜利和欢呼取代，温斯顿也沉浸在集体情绪中，但他对那条手臂印象深刻。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明亮的柔和的光”：
对温斯顿来说，这个梦和母亲作出的姿势合二为一，守护着他和他的妹妹。多年以后，那个犹太妇女做出了相同的姿势。这是他对“母亲的最后一瞥”，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梦“还是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个用手保护孩子的姿势，意味深远”。 （玛莎·努斯鲍姆：《同情心的泯灭：奥威尔和美国的政治生活》，收录于[美]阿博特·格里森、[美]玛莎·努斯鲍姆、[美]杰克·戈德史密斯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302页）
努斯鲍姆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
然而这个梦还是醒了，那条保护孩子的手臂消失了，“不仅是因为国家的行为，还因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温斯顿自己的背叛和毁灭”（同前）。在努斯鲍姆看来，温斯顿悲剧的核心在于同情心的泯灭，他只能把自己的情感统统交付给非人之物，“到最后，大洋国的民众连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感知都没有了”（同前，308页）。因而说到底，拆掉傲慢的堡垒是为了建立人性的堡垒，而它最终保护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保护我们始终有意愿为他者遮风挡雨，同时相信对于自己的脆弱，总有人能替我们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