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的新书《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围绕清末东南第一要缺两江总督，通过“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深入探讨，将道咸至民初东南地区三次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贡献一条新的解释线索。在此基础上，突出南北关系，并尝试突破内外轻重、督抚专政的争议，提出“有重心的同治”格局，用以理解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
《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韩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版
一、东南的三次权势转移
自唐宋以降，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成为财赋、人文重地。明初朱元璋推翻元朝，定都南京，政治、经济中心都在东南。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政治、军事中心复归北方。但南京作为明朝两京之一，仍具有极为关键的特殊地位。清朝入关之初，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也成为争夺的焦点和胜负的关键所在。后来，清朝设立两江总督，驻扎江宁（南京），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诸大政；这些要务既关系朝廷命脉，也与民生息息相关。故江督不仅是东南半壁第一要缺，甚至有“理东南得人，则天下治”的说法。这就对江督的“忠诚”和“能力”提出了特别要求。因此，江督易主历来都是政坛大事，受到格外关注。
晚清嘉道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内对外都出现新的重大情况。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两江总督管辖的东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得风气之先，成为新器物、新制度和新观念的窗口。同时，中外交涉日益紧要。咸同之际，江督又兼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东南办理洋务交涉的首领。就国内而言，两江总督曾国藩率领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的选任又和“内轻外重”、“藩镇”等问题纠结在一起。故晚清的江督权限更大，面临的问题更复杂，选任也就更为重大敏感。可以说，晚清的江督易主不仅是人事更迭，实际反映着东南的权势转移。简言之，嘉道以降发生过三次以“江督易主”为表征的权势转移。
（一）道咸之际，从八旗到湘楚的转移。
清朝督抚作为封疆大吏，是连接北京朝廷（内）和全国各地（外）的纽带，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清朝统治的基石。督抚人事结构中的旗、汉比例及其嬗变，反映着满汉关系、央地关系、广土众民的有效治理等清朝统治的核心问题，历来颇受重视。大体言之，清代总督的人事构成，有一个从汉军八旗到满洲八旗，再到汉人的总体嬗变趋势。两江总督与此大致吻合，但也有一些自身特点。从短期观察，每一次江督遴选都直接体现着高层意愿；从较长时期的江督人事结构透视，则颇能窥出清朝内外时局的变化。
清朝自入关后，对江南财赋、人文重地“离不开、信不过”。故从康熙初年开始，两江总督就几乎为满洲八旗所垄断，汉人出任江督的情况固然极少，汉军八旗出任江督亦很有限。从顺治元年（1644）到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的150多年中，汉人出任江督的总时长不足10年。嘉庆掌权后，这一情况才明显改变。迨至道咸之际，陶澍、陈銮、李星沅、陆建瀛等湘楚汉人相继出任江督，其主持的漕粮海运、票盐改革等事业获得成功，标志着东南地区在文官经世的层面，出现从八旗到湘楚的权势转移。随后咸同之际，两江总督曾国藩带领湘军平定东南后，从文、武、商、学多个维度推进了这一权势转移。这不仅带来满汉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将长久以来或明或暗的南北问题凸显了出来，揭开了清朝历史上朝廷与东南关系的新篇章。
嘉道以降，从满汉关系、中外关系、财经状况和学术风气等方面看，都是清朝一大变局，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咸同之际，清朝漫长的对内和对外战争，更是引发了深刻剧变。以江督易主为表征的从八旗到湘楚的权势转移，也是这一变局的鲜明体现。
（二）同光时期，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和维系。
咸丰十年（1860）湘军首领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随后节制东南四省，奠定了湘、淮军最终成功的基础，不仅是晚清政局的重要转折，也可视为江督易主的关键节点。此后经过二十年的试探、斗争与妥协，至1880年代形成了一个“江督非湘人不可”的政治局面，可称之为“湘人江督格局”。该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类似于不成为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形成、维系和终结的历程，既反映了咸同以降清朝政治版图和派系权力的演变，也牵动着朝廷、北洋和南洋的关系，还体现内政外交的互动，故历来颇受注目。
研究表明，湘人江督格局虽奠基于湘军之崛起，但最终形成实有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并不像既有认识那样，似乎湘军平定东南后，就自然形成“坐断东南”的局面。大体可以光绪六年（1880）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实为江督纷更的年代，湘人江督格局并未形成。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南京后，清廷在稳定东南半壁和防止曾国藩系统尾大不掉之间微妙平衡，结果曾国藩被频繁调动，不能稳坐江督。这不仅影响了曾国藩的健康状况，而且延缓了东南的洋务新政。由此也能部分解释，为何东南洋务起步较早，条件亦优，但后来却落后于北洋。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和左宗棠、彭玉麟为首的湘系都希望影响江督的任用。而沈桂芬等清廷高层大体保持两个用人倾向：一是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二是非湘非淮；希望既能听命朝廷，又可兼顾湘、淮。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沈葆桢、吴元炳都可作如是观。所以，此期江督的选任，不仅涉及朝廷、湘系、淮系各方的权力之争，也反映着晚清内治与洋务、科举与军功的不同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的分歧。
直到光绪六年（1880）之后的二十多年，实任江督皆系湘人，湘人江督格局方才真正形成。这是中俄危机及中法战争形势、左宗棠和曾国荃的刻意经营、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慈禧和醇亲王奕譞平衡湘淮南北等多重因素的结果。因此，光绪六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微妙差别值得注意。
这也表明，以往为人关注的晚清湘、淮分治南、北洋的“原则”，要到19世纪80年代后才由于局势变化而逐渐明显。在光绪六年以前，朝廷颇忌讳湘人领袖坐拥江督。所以曾国藩难以久任，频繁调动；迨曾氏去世后，沈桂芬等“当国者”也尽量不用湘人出任江督。即使因为海防形势严峻，必须借助湘系将帅，也倾向选用刘坤一这种在湘系比较弱势，且在供给朝廷上表现甚佳的湘帅。但1880年代情势大变。中俄伊犁交涉、中日琉球问题、中法越南危机相继发生，海防形势严峻，中外关系紧张，遂使南洋地区越来越需要军功出身、谙练洋务者坐镇。此时李鸿章的北洋淮系已成为清朝最重要的支柱，朝廷不仅不那么担心湘系会像曾国藩时代那样，在东南立功之地盘踞坐大，而且醇亲王奕譞等清廷高层为了稳固统治，还开始有意追求南、北平衡和湘、淮分治，以防止北洋独大居奇。光绪七年（1881）和十年（1884），醇亲王先后说服慈禧太后，实授左宗棠和曾国荃为江督，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左宗棠和曾国荃相继出任江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利用越南危机和中法战争的局势，大量增募湘军，引用湘系文武，不仅实现了江南驻军由“淮主湘辅”到“湘主淮辅”的转变，彻底改变了湘淮势力在东南地区的消长，而且形成了新的南北平衡。加以湘军和长江流域蠢蠢欲动的哥老会千丝万缕的联系，终令朝廷颇有顾虑。于是江督必选湘帅，以稳定东南大局。这无疑是形成湘人江督格局的重要原因。光绪六年（1890）曾国荃去世后，刘坤一接任江督，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也使得湘人江督格局更加巩固。
进言之，左宗棠和曾国荃的竭力经营，也可视为湘系在东南的“二次创业”。同时，这也能部分解释恭亲王奕?、沈桂芬为何历来在中外交涉时力主持重，不愿轻动兵戈。殆因局势一旦紧张甚或中外开战，湘系、淮系等便会利用“危机”扩张势力；军费开支因之急剧增长，令财政不堪重负。此前，李鸿章已利用天津教案和日本侵台事件，避免裁撤淮军，并将淮军由临时勇营“转型”为东南沿海的“国防军”。中法战争前后，湘系在江南的经营，亦可作如是观。
于是，湘、淮两系分据南、北洋，共同支撑着清朝统治。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主导洋务运动，掌国防、办外交，势力尤大，但突然来临的甲午战败，让北洋淮系迅速衰落，遂使湘系在清朝政坛的地位更为凸显。这时湘系大员占据东南、西北多地督抚、藩臬高位，时人即有“近来朝政用贤，多取楚材”的观察。在此背景下，刘坤一获得慈禧太后及恭亲王、荣禄等权贵支持，在与张之洞的竞争中胜出，得以回任两江总督。戊戌前后，刘坤一的表现颇受怀疑，数次请辞。尤其是光绪己亥年（1899）刚毅南下前后，刘坤一遭到多方面的严厉攻击，一度岌岌可危。但他既有湘系文武和东南绅商支持，又有荣禄等高层盟友调护，加以中外局势紧张及舆论渲染，造成两江“非刘不可”之势。以故，尽管刘坤一明确抵制废立之谋，令端郡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等权贵很是不满，但慈禧太后仍然决定他回任江督。湘人江督格局得以维系。
从同治三年（1864）以后曾国藩不得久任江督，曾国藩去世后江督选用非湘非淮、进士出身者，以及1880年代以后，朝廷选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湘系大员出任江督的情况看，晚清督抚虽然权力明显增大，但朝廷仍握有调遣督抚的大权。不过，朝廷的大权也颇有限度，至少受制于两大条件：一是中外局势，二是东南稳定。晚清的这种复杂状况，称其为“督抚专政”固然不无可议，但否认“内轻外重”亦不甚妥帖，或许可以用“有重心的同治”格局来解释。
（三）庚子之后，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庚子危局之中，李鸿章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承担议和重任；刘坤一则在南洋主持东南互保，权势达致顶峰。这可视为湘（南洋）、淮（北洋）二系共持大局的回光返照。不久，年迈的李鸿章和刘坤一就在光绪二十七（1901）和二十八年相继离世。南、北洋于是迎来崭新的时代。已在练兵、交涉、洋务、吏治等方面展现出超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毫无争议地接掌了李鸿章身后的北洋权力，最为平稳过渡。然而，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南洋财赋之区则在军事政治强人刘坤一去世后，陷入了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在此背景下宣告终结，东南湘军随之衰落。
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下南洋”密不可分。简言之，面对京津及东三省外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不得不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以增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同时，为了尽快重树权威，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故对东南互保的湘系势力颇有裁抑。深受慈禧太后和荣禄、奕劻信任，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借此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光绪三十年（1904），有北洋和淮系浓厚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此后直至辛亥鼎革，袁世凯的两位亲家端方（满人）、张人骏（直隶人）先后入主两江，意味着自曾国藩以来，近半个世纪实任江督均为南人的历史终结，开启了北人（可包括满人）江督的历史。辛亥革命后，湘人黄兴以“南京留守”的身份坐镇东南，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湘人江督格局及湘人势力的一个短暂回归。但1913年二次革命中北军南下，占据南京及长江中下游。此后十余年，北洋直系冯国璋、李纯、齐燮元、孙传芳相继担任江苏督军（或督办），主政东南，也可视为“北洋下南洋”及“北人江督”的延续。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民初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晚清的“南北”问题
在“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的脉络之上，可以进一步讨论晚清的“南北”问题。这里的“南北”不仅指籍贯上的南人与北人和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也涉及经济、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本书更着重在晚清的南北洋新体制和南北洋重心的创制、平衡和转换。
我们知道，清朝因号召反满、共和的辛亥革命而覆亡，但革命中“南北”的表现明显不同。甚至一度有划江而治、南北分裂的危险。即使后来南北议和，清帝逊位，五族共和，满汉问题已不存在，但南北问题却更加复杂，成为困扰民国的核心难题。
显然，南北问题比满汉问题更为持久而深刻。清末时人就说：“南北之分，为众祸之源，满汉、新旧诸说，皆由此起。”这是很深邃的见解。因为满汉关系只是清朝的问题，南北问题则有其历史地理、语言风俗、政治经济等既深且久的渊源。再者，清朝之所以能够“南征”取得天下，实有包括辽东汉人在内的北方汉人的许多功劳，加以风俗本近，融合已久，故满人和北人天然亲近。某种程度上，“南北”实可包容“满汉”。清朝入关后，既标榜满汉一家，更注意南北混一，对东南财赋人文之区可谓费尽心思。在当局武力与怀柔、恩威并施之下，南北问题很长时间处于或明或暗之间。然而到了晚清，在中外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南北问题凸显了出来。这至少有两层涵义。
第一，南北分野日益明显。这可从以下方面分析。首先，近代“南风北来”，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皆由南人发起，故晚清可说是“南方针对北方提出自己主张的历史”，也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这不能不使南北关系发生变化。
其次，晚清的丝、茶等对外贸易和轮船、电报等洋务事业的展开，对东南产生的红利要远大于华北。所以，南北双方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加以南人得风气之先，与外人接触更多，故南北对外国人和新事物的观感常有不同。大体而言，北旧而南新，以致南方和北方在对外和战问题上也常表现出很大分歧。此外，晚清时期京城多次受到威胁，甚至两次被外敌侵占。每当局势紧张，京津地区的南人自然未雨绸缪，护送亲友纷纷南归。这虽是人之常情，但也难免给北人（满人）造成南人关键时候靠不住的印象。
再次，经济地位的差别，和战主张的分歧，新旧观念的不同，又与太平天国之后南北实力的此消彼长交织在一起，在地域意识和舆论渲染下不断发酵，终至清末形成巨大的南北分野。
最后，侵华列强势力范围的划分和互相竞争（比如英、俄南北较量），也加剧了清末的南北分野。如果把列强的势力范围和巨大影响考虑进来，则晚清南北问题背后也都有外人长长的影子。
第二，晚清是南北重心不断创制和转换、不断平衡但最终失衡的历史。
众所周知，自魏晋隋唐以来，南征多成功，北伐少见效，故政治、军事重心常在北方。但自唐宋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已居东南。如何使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的因素比较妥当的南北互补，相得益彰，是极具考验的难题。元代定都北京，不及百年，就被崛起于东南的明朝推翻，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北伐”的首次成功；一时间，政治、经济中心皆在东南，揭开了南北关系的新篇章。但三十年后明成祖朱棣从北平起兵“靖难”，亦可视为又一次“南征”的完成；随后迁都北京，政治、经济中心再度分离。清朝入关后，经过几十年的“南征”，再次统一华夏。与元、明相类，清朝财赋、人文重心仍在东南，但就政治、军事而言，长期内重外轻，相应也就北重南轻。
但到了晚清，“北重南轻”局面发生重大变化。陈寅恪曾论道：咸丰季年，“太平天国及其同盟军纵横于江淮区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文宗（咸丰）走避热河，实与元末庚申帝（顺帝）之情事相类。然以国内外错综复杂之因素，清室遂得苟延其将断之国祚者五十年。”所谓国内外错综复杂之因素，殆为湘、淮军之崛起及近代中外关系的新格局。
从“南北”角度观察这一变局，则太平天国虽未能北伐成功，推翻清朝，但江南、江北大营的崩溃，以及英法联军入侵和捻军起义，也耗尽了清朝的经制武力——八旗和绿营。在此背景下，起家南方的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并驻兵东南后，一时间东南不仅是经济财赋重心，也实为政治军事重心。这时，清朝不仅暴露出罗尔纲提出的内轻外重和督抚权重问题，而且在清朝历史上首次出现明显的“北轻南重”局面。
同治七年（1868）镇压捻军之后，朝廷为扭转这一局面，想方设法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掌控。一方面，裁撤大量湘军的曾国藩依然不能久任江督；李鸿章的淮军一开始也要“悉行裁撤”，“从此休息，谅不至再有勾当（江南）公事”。另一方面，文祥、沈桂芬等清廷高层重用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的非湘非淮大员（如马新贻），替朝廷接掌东南大权。
然而，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和刺马案暴露出的中外紧张形势和江南隐伏的骚乱，打断了这一进程。清廷不得不优先加强畿辅实力，故手握重兵且擅长外交的李鸿章得到重用，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就始于李鸿章。于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兼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形成晚清的南、北洋体制。迨至1880年代，经过十多年由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和畿辅国防建设，政治军事上的“北重南轻”固然回归，但北洋淮系势力也已膨胀。
这时，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奕譞等清廷高层为了稳固统治，在重用李鸿章北洋淮系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追求南（湘）、北（淮）平衡，以防止北洋独大居奇。1880年代，朝旨令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相继出任江督，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朝廷湘、淮分治，主要是为了保持“双峰插云之势”，以避免偏重居奇之弊，而并非乐见湘、淮水火，通常还是希望他们良性竞争，“二难竞爽”，共持大局。中法战争后，南洋湘系与北洋淮系的关系大体就是如此。他们南北提衡，共同维护着清朝统治。
如果没有剧烈的外力冲击，这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应能持续更久。但突然来临的甲午战争改变了一切。战后北洋淮系崩溃，南洋湘系和北洋淮系十数年南北提衡的局面终被打破。面对“北重于南，北危于南”的局面，重建北洋重心的迫切任务摆在了清朝面前。
北洋淮系失势后，李鸿章凭借经验和外交能力，仍受到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信任，但李氏希冀回任北洋，却屡次未果。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这时希望由满人荣禄主导北洋重心的重建，武卫军的建立就是最主要成果。但这一时期北洋的军事、外交和内政大权三分，与李鸿章时代和随后的袁世凯时代均大不相同，故北洋重心实际并未重建起来。加以恭亲王去世后，戊戌政变、己亥建储的政治危机接连发生，不仅帝后、南北、新旧矛盾日深，主政的满洲权贵荣禄与刚毅（背靠端郡王载漪）也争斗不已，朝局水火。在此背景下，面对外人的侵逼和义和团的挑战，慈禧太后领导的清廷高层应对完全失败，酿成了庚子事变的悲剧。
甲午战后北方已经不稳，南方更不能乱，故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荣禄支持刘坤一回任南洋，带领湘系维持东南大局。这为清朝保留了一个政局重心，戊戌政变至庚子事变中体现至为明显。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侵占京津，两宫西狩，朝廷权威一落千丈；除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外，荣禄的武卫军损失殆尽，北方再度空虚至极。而刘坤一在湘系势力和盛宣怀等东南官绅的支持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起东南互保。此时江苏巡抚聂缉椝、江西巡抚李兴锐、安徽巡抚王之春皆是湘人，湘系权势在东南达致顶峰。继1860年代曾国藩平定东南之后，晚清再次出现明显的“南重北轻”局面。这令慈禧太后及清廷高层五味杂陈。
辛丑回銮前后，清廷为了加强北洋实力，拱卫京畿，有意扶植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裁抑庚子事变中“抗旨”的东南势力，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控制。随后在南洋大臣周馥、端方的配合下，形成了北洋下南洋的态势，政治军事上的“北重南轻”再度回归。当时号称南洋、北洋的所谓南北联合，实际打破了南北派系的相对平衡，导致南洋从属于北洋的局面。这使得南洋当局实力明显削弱，失去权力重心的地位，既无力平衡北洋，也难以应对日益兴起的革命、会党、立宪势力。迨至“北为乱臣，南为贼子”的革命爆发，这一隐患就彻底暴露了。
三、晚清“有重心的同治”
晚清时期，以江督为表征的东南权势转移，不仅反映着南北关系的演变，也和清朝的央地关系、内外政治秩序的变化紧密相联。以往罗尔纲等多数学者从中央集权的解体，兵权、财权等下移出发，提出晚清内轻外重，甚至督抚专政的观点，并将其视为清朝最后垮台的远缘。与之对应，刘广京等少数学者则提出修正，一方面承认督抚比以前权重，但不认为达到内轻外重，尤其是督抚专政、自治的程度。一般而言，认同内轻外重者，聚焦于权力的下移和督抚的扩权，反对者内轻外重者，则强调朝廷对督抚的控制。前者常将湘淮军功集团并举；后者又喜谈朝廷善于驾驭湘淮，形成南北分治。
平情而论，内外轻重争议不断，双方各有证据，但也各有反例。刘广京质疑督抚可以专政、有自治或分离倾向，是有道理的。但督抚权重或者内轻外重，还是不易否认。刘广京的理据之一是，清廷通过频繁调换，使得督抚难以久任，以防内轻外重。
这里似应区分普通督抚和军功、洋务起家的督抚重臣。显然，普通督抚和直督（北洋大臣）、江督（南洋大臣）不可平等视之；同是直督、江督，但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袁世凯又与其他人很不一样。饶有意味的是，李、左、曾、刘、袁诸位都久任直督或江督，并未被频繁调换。刘广京将其归于“例外”“特殊”之列。然而，这些例外、特殊的总督，久任于南洋、北洋要地，掌握军权、财权、人事及外交权，显然正指向了督抚权重。所以，刘广京所谓的例外和特殊情况在当时更为重要，一般督抚频繁调动的情况，反而相对不那么重要。这也提醒我们，基于督抚数量和人次的统计分析，需要慎重。
再者，刘广京的另一重要理据是，晚清朝廷始终掌握着任命、调遣督抚的大权，故没有督抚专政，更无藩镇割据。但据本书的论述，任命、调遣督抚的大权固然掌握在晚清朝廷手中，但也不宜夸大，因其受到种种限制。换言之，大权虽未旁落，但既不能像乾隆时代那么“任性”，也不能像嘉道时代成年皇帝的乾纲独揽。因为晚清时期内外形势大变，遴选两江总督之时，需要考虑更多的新因素，比如中外关系、湘淮南北平衡、洋务交涉、文武兼资等等。其结果就逐渐形成了类似“湘人江督格局”这样的不成文体制。因此，内轻外重大体还应承认。
但这种内轻外重，确如刘广京所论，没有到督抚专政、自治，更没有到离心、割据的程度。相反，在一个中央集权已经在各方面都不现实的时代，关键地方比如南洋、北洋的“外重”，也是对抗外力侵袭，维持地方秩序，推进洋务建设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这里“外重”之“重”也可理解为政局“重心”所在，亦即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力量。譬如本书讨论的“湘人江督格局”，并不意味着清廷的大权旁落。因为这是由朝廷权衡之后的任命，并非如藩镇继承一般，朝廷只好承认。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在中外形势、满汉南北关系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清朝内部出现多个权力重心的结果。这种不成文体制的形成，迎合了东南稳定和派系平衡的需要，有力支撑了清朝的内外统治，故总体上符合当时清朝的利益。
进言之，过去内外轻重的思路，更着眼于朝廷和地方的内外斗争，似乎权力要么由内转移到外，要么从外收归于内，颇有此消彼长之势。实则近代以来，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都在创制权力，其职能都在不断扩张。故有的权力来源于朝廷在战时的分权、放权（兵权、财权、人事权），有的则是战时及洋务运动（近代化）过程中创制出来的（在内如总理衙门；在外如南北洋大臣、海军、厘金、局所），并不是单纯的权力下移的结果。
同时，晚清内外既有斗争，也有更多合作与妥协，且这些合作与妥协常常为了因应对外对内的实际需要而生，遂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固了“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确实，在一个疆臣权重的时代，朝廷的许多事情需要和督抚商量着办，甚至于疆臣调教朝廷。但督抚也是在朝廷的任命、授权下参与大政的决策和落实。这既反映了下对上、外对内的制约，也体现为一种“同治”的态势。此外，晚清的所谓内外，“外”中又有明显的地区之分，尤其是南北之别，故不宜一概而论。同时，辛酉政变之后，朝廷之“内”也发生“裂变”，亦即从成年皇帝乾纲独揽，一变而为小皇帝即位、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同治”局面。
基于以上理由，内外轻重的思路尽管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但如“见之于行事”，从历时性观察晚清中外关系和清朝内外的动态变化，则内外轻重的思路还是不免有静态化、简单化之嫌。
因此，我希望尝试用“有重心的同治”来诠释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所谓“有重心的同治”，是一个结构性的模型。“重心”的创立、平衡和转换，以及朝廷与各个重心在此背景和制约下的政治、经济、外交运作，就是“同治”。“同治”之中自然既有合作妥协，又有精英斗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么，“有重心的同治”的根据和解释力何在呢？从实际层面而论，“重心”和“同治”都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及洋务运动中发展而来的。这期间有一个从分权到同治的过程。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久任总督，形成政局重心，并深度参与国家大政和地区治理，都是对“有重心的同治”很好的说明。
进言之，所谓“有重心的同治”，不仅在于以上的实际层面，也有正式而直接的名义，可谓有名有实。辛酉政变后，太后和恭亲王将皇帝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就是明证。中兴是国史上的重要观念，故以往同治中兴的研究中“中兴”谈得多，“同治”则讲得少。那么，“同治”何所取意？有谓是取“同归于治”之意；也有谓是取“同于顺治”之意。但“同襄郅治”似乎是更原始的出处。辛酉政变后的诏书有云：“各宗室当以载垣等为戒，恪遵家法，同襄郅治。”又云：“着诸臣与恭亲王精白一心，同襄郅治。”这即是在呼吁王公、大臣协助恭王“同襄郅治”。
更重要的是，同治有“一个年号，各自表述”的暧昧性和丰富性，能让不同的力量都找到或想象到自己的位置。正所谓“人是诠释性的动物，当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会用它来作为思考自己处境及命运的工具。”同治的概念或许即有这种奇妙的力量。“在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看来，这是两宫同治；在恭亲王及其亲信看来，这是君相同治；在内外臣工看来，这是君臣同治；而在面对英法等西方列强时，又可以说是中外同治。故同治之局，实为各政治势力相互妥协与平衡的产物。”因此，“同治”确是晚清政治的底色和基调，而中兴则是目标和表现。
再者，“同治”的提出恐怕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清朝的“家法”。我们知道，满人人数极为有限，故从一开始就善于寻找同盟，利用多种方式实现同治和平衡。正是由于“同治”名、实兼具，又是满人统治的“家法”，故晚清几十年间，“同治”类似于大宪章，得到内外各方的大体遵守。慈禧、恭王、醇王等“屡经大难，颇知治术”，主要即是既“专用汉人新兴势力”，又懂得“驾驭此辈汉人，以使中枢得以长保威势地位。”南北洋的湘淮势力在形成政局重心的同时，也与朝廷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用张謇在东南互保时的话说，就是“无西北则东南无名，无东南则西北无实”。慈禧在朝内即使“斗倒”恭王，仍要拉住其他亲王，延续太后与亲王的同治局面。
进言之，“有重心的同治”之要义在于，既有重心，又讲平衡。除了中外关系，国内的湘淮南北满汉平衡最为关键。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有重心的同治”在清末被内外新因素所打破，晚清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大不一样。
这些新因素主要有三：首先是外敌入侵，但也与清朝高层的应对不无关系。
甲午年（1894），清朝在几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卷入了与邻国的近代战争。而光绪皇帝及帝师、清流的盲目主战，客观上落入了日本部分高层蓄谋开战的圈套。战争的惨败，摧毁了北洋淮系这一政局重心，中外湘淮南北满汉的平衡被打破，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故近代战争不仅以国运为赌注，而且造成可怕的生灵涂炭，需要慎之又慎，家门口的战争更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甲午年春，已经亲政五年的光绪帝权力明显增大，故如无甲午战争，“同治”局面会走向何处，也值得深思。
其次来自清末的中央集权。既往谈及晚清的内轻外重，暗含一种贬义或消极评价。其实，在中外形势、满汉南北关系发生剧变，中央集权已不现实的情况下，重新调整内外、央地关系，形成“有重心的同治”，本身也有其合理之处。晚清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很不一样，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而合理放权、分权，调动积极性，注意差异性和代表性，扩大统治基础，也很重要。清朝在同治初年放权曾国藩及其湘军，最终挽救了清朝。后来慈禧对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说，“东南半壁，惟汝是任”，并不是一句空话。放权东南督抚，形成政局重心，也确实在庚子事变中再次“挽救”了清朝。平心而论，晚清国力有限，却面临来自东南海上和东北日俄的凌厉侵逼，实处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既能保持政局相对稳定，南北统一，同时整合满汉新旧，走出历史新局，是极具考验的难题。从咸同之际开始，清朝从战时的“放权”、“分权”，到战后的“同治”，既创制政局重心，亦讲究制衡。这是甲午战前二三十年清朝统治的体制基石。但清末最后十年，在人才及其他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急剧的中央集权打破了内外、南北、满汉、官绅平衡，造成了严重后果。
最后，第三个因素即是本书着重论述的“北洋下南洋”进程。既往多从内外、央地角度观察清末的政治格局。譬如太平天国之后清朝中央集权体制基本解体，而清末新政开始后又厉行中央集权，削弱督抚权力，甚至造成“内外皆轻”的局面。但这一结果是如何达成的？仅从中央集权角度还不能恰当地解释为何不是中央而主要形成了北洋权重。换言之，“外轻”之中又分南北，南洋确实“轻”了，无力效忠清朝，但北洋却并不算“轻”，但不愿效忠清朝。从北洋下南洋角度有助于理解，清末的所谓中央集权明显加强了北洋而削弱了南洋。时人也常将中央集权看作强北弱南的幌子，因为中央集权里面隐含着一条“北洋下南洋”的线索。
那么，中央集权和北洋下南洋是什么关系？尽管北洋畿辅和中央天然“亲近”，但北洋下南洋与中央集权既有交集，又各有侧重。中央集权建立在北洋南下的基础之上，通过北洋南下达成。慈禧、荣禄、奕劻希望集权中央，但辛丑回銮之后，虚弱的朝廷无力单独执行中央集权，故需要借助能干的袁世凯的北洋实力。袁世凯则借此推行他的北洋南下。所以，中央集权与北洋下南洋是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但随着时局发展，清廷和北洋的分歧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丙午年（1906）“北洋下南洋”已经形成，而袁世凯权倾朝野之时。
本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清朝最担心曾国藩系统既掌军权，又握财权，在东南坐大，形成“藩镇”。故清廷尽力去控制南洋财赋之区，但并不那么担心北洋成为“藩镇”或“军阀”，因为北洋缺少资源，离开“南洋根本”的支持，即无能为。以故，咸同以降，出现两次“南重北轻”局面后，清朝也都着力于重建北洋实力。而南洋、北洋既提携又制衡，形成“有重心的同治”，共持大局，最符合已经难以中央集权的晚清朝廷的利益。但清末随着北洋下南洋迅速而深入的推进，南洋失去了重心地位，表面的南北联合，实际导致了北洋控制南洋，南洋从属于北洋的局面。这就并非清朝所愿。面对这一情势，丙午年（1906）九月，张之洞、岑春煊都有密电称“南、北洋联合，非国之福”。因此，也正是在这时兴起的官制改革中，慈禧太后和奕劻断然采取了削弱袁世凯北洋实力的举措。但他们并不愿意抛弃既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袁世凯，故在丁未政潮后将袁氏内调，赋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高位，以襄助内政外交，为中央集权服务。
迨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下旬两宫先后薨逝，继任的亲贵载沣等人联手罢黜了袁世凯。然而，摄政王载沣无力掌控局势，造成亲贵争权，君权分裂的局面。伴随着张之洞等老臣或死或罢，尤其是缺少了袁世凯的力量，宣统朝的中央集权难以执行下去，激起了强烈反应。而此前轰轰烈烈的北洋下南洋早已形成气候，并未因袁世凯下野而被逆转，故一旦局势紧张，“非袁不可”的呼吁竟然南北同声。
进言之，满洲权贵和袁世凯在辛丑回銮后，裁抑南洋湘系势力、控制东南财赋之区的时候，颇有合作。迨至辛亥革命在南方爆发，袁世凯复出，也可视为满洲亲贵和袁世凯继辛丑回銮之后的又一次合作。只不过时过境迁，清室式微，袁世凯也计划利用南方革命的压力去除亲贵势力，从而获得大权，然后再以民国中央名义继续北洋南下，同时也以民国中央名义进一步中央集权。因此，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继续“北洋下南洋”，可以看作是清末十年历史的延续。
最后，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着实不易应对。大抵言之，统治当局在“有重心的同治”局面下行事，既在创制重心，又在寻求平衡。其中有两个关键，一是中外平衡和列强的相互制衡，二是内部关系，尤其是南北的提携和平衡。晚清数十年，京城两度失陷，而仍能维持王朝，实有赖于东南效忠于朝廷。但效忠也是建立在“同治”的基调之上。一旦因外人入侵和清朝高层自己破坏了“有重心的同治”局面，则情况即不一样。再者，清末随着工商、教育、媒体、立宪等新事业而崛起的东南精英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等，较之以前的科举精英，掌握着更多的权势。这些东南精英既有其特殊利益，也追求一些现代价值。他们在清末既可与刘坤一的湘系携手，清末民初也可与袁世凯的北洋勾连，但此后也可与南洋当局、革命党合作，成为袁世凯统治的制衡力量。这也可视为晚清“同治”的延续。总之，就晚清历史而论，统一国家不在南北互斥互压，而在南北既形成良性互补，也可以有力制衡，通过洋务新政，走出历史新局。这就是“有重心的同治”的精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