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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五年,已经出版了《传奇》和《流言》而名满海上文坛的张爱玲,在干些什么呢?张爱玲文学生涯中的这个特殊时段,好像还没有引起“张学”专家们的足够重视。是年四月出版的上海《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的“文化报道”栏内有如下一则短讯:
张爱玲近頃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十万字之小说:《描金凤》,将收在其将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
它透露了两个重要讯息:一是张爱玲正在撰写新的长篇《描金凤》,二是张爱玲计划出版新的小说集。
《传奇》初版本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问世,这个日子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初版本书脊上印有如下字样:
传奇 张爱玲 小说集之一 杂志社出版
九月二十五日《传奇》再版本问世时,书脊上仍保留着这行字。《传奇》既是“小说集之一”,按照常理,还会有“小说集之二”,说明当时张爱玲早有出版新小说的打算。写作《描金凤》也就可能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酝酿已久的。虽然那时的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众多“张迷”还是翘首以待,期望早日读到《描金凤》,毕竟,这是张爱玲创作长篇的最新尝试,先前她写过《连环套》,却因遭到批评而半途而废了。直到次年年底,超级“张迷”唐大郎因《传奇》增订本出版喜赋打油诗一首,还特意提到“传奇本是重增订,金凤君当着意描”,后半句的注释为“张有《描金凤》小说,至今尚未杀青”。
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如果《描金凤》顺产,张爱玲可能出版她继《传奇》之后的第二部小说集,内容应该包括《描金凤》和后来补入《传奇》增订本的《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和《桂花蒸阿小悲秋》。后面这五篇短篇另出一本集子是太单薄了,加上“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的《描金凤》,才能成为“张爱玲的小说集之二”,也许这个张爱玲的“小说集之二”书名就叫《描金凤》!
然而《描金凤》注定要胎死腹中。就像张爱玲晚年撰写又反复修改的《小团圆》,最终还是决意销毁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对《小团圆》至少知道它写到了张胡恋情,而且已经写出了初稿;对《描金凤》,写了些什么,到底写了多少,是否完成了初稿,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抗战胜利,意味着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必然要发生重大转折,无论是她的情感史还是创作史,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描金凤》是不可能再写下去了,因为张爱玲必须搁笔。
二
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典藏全集》(二零零一年四月出版)皇皇十四卷,却有一个重要的遗漏,张爱玲一九四六年十月为《传奇》增订本写的代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典藏全集》失收了。这倒不能全怪全集编者的疏忽,是张爱玲自己先删去这篇不得不写的自辩的。
一九五二年夏,张爱玲告别她的发祥地上海,到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不料因奖学金事与校方发生争执,于是由宋淇之介绍,为香港美领馆新闻处翻译美国文学名著以谋生。两年之后的一九五四年七月香港天风出版社推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此书其实是《传奇》增订本的翻版,却保留了《传奇》再版本序作为“自序之二”,张爱玲又新写了“自序之一”,唯独删去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大概张爱玲以为时过境迁,远在香港的读者已不清楚她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的尴尬处境,这篇自辩大可不必再保留了。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一九六八年七月由皇冠出版社“引进”台湾,从此以后,台湾皇冠各种版本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都以港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也就永远不见了踪影。可是,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翻过去的。迫使张爱玲在这篇自辩中大动肝火,不得不为自己洗刷的,是因为“近一年来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至涉及我的私生活”。有关名誉,有关生计,当然非同小可。不过张爱玲到底是大手笔,行文之间还是说得轻巧了些,何止是“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张爱玲当时就是被社会舆论判定为“女汉奸”之流,这是有书为证的。
三
先后见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女汉奸丑史》,另一本是《女汉奸脸谱》,不约而同地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杨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国康(陈公博外室)、佘爱珍(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川岛芳子等大小“女汉奸”相提并论,事情确实变得很严峻,很糟糕。奇怪的是,这两本小册子都未署名,也没有版权页,《女汉奸丑史》封面署“上海大时代社刊行”,《女汉奸脸谱》连哪里印的也不作交代。但是有一点确定无误,它们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印行的。
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坚持到了胜利,敌伪时期为虎作伥的,不管男女,理当受到声讨和谴责,但是否应把张爱玲、苏青乃至关露这些女作家也归入“女汉奸”之列,骂得狗血淋头,当时即使在左翼文艺阵营中,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可以想见,给张爱玲按上“女汉奸”的罪名,泰半是因了胡兰成的缘故。《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中关于张爱玲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只是后者还稍微与文学沾一点点边,虽然观点也严厉得出奇,摘引数段,以见一斑:
她的小说《倾城之恋》,曾经搬上舞台,这是剧坛上的污点。她与苏青不同之点,即好高骛远,俨然是个了不得的绝世佳人。因为“绝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际,更因为自命“佳人”,所以异装得近乎妖怪。但她们间也有个共同点,即都是惯会投机,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择手段,毫无灵魂的女人。
张爱玲的文字以“啰嗦”为特色,看得人“飘飘然”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为“和平阵营”中的红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绝无骨肉,仅仅是个无灵魂者的呻吟而已。
此文还把张爱玲与同学炎樱的友情歪曲为“她对异种腻友尤有好感”,就完全是凭空捏造了。前者则详细描述张胡关系“秘闻”,津津乐道于道听途说,倒是结尾还算客气:“如今,胡兰成大概已经被捕了,以后文化界中没有他的立足地,至于张爱玲,她的文章,是否还有出路,那要看她的今后做人方式了。”
那时上海的大刊小报上类似的“揭发批判”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海派》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爱读”的短文《张爱玲做吉普女郎》,标题够刺激的,开头两段还算客观:
自从胜利以后张爱玲埋姓隐名的,没有到公开的场合出现过,文章也不写了。在马路上走,奇装怪服也不穿了。一直蜇居在赫德路公寓的高楼之上,不大到外面招摇。
有人谈说她在赶写长篇小说《描金凤》,这倒颇有可能。只是写了之后,又拿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正统派文坛恐怕有偏见,不见得会要她的作品,而海派刊物,她也许不屑。
请注意,“爱读”特别提到了《描金凤》,预言张爱玲即便完成了《描金凤》,也已经无处发表,真是不幸而言中。但紧接着笔锋一转,所披露的“独家”新闻,不但无法证实,更匪夷所思:
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希奇呢?
“爱读”貌似为张爱玲开脱,其实是道听途说,无中生有,造张爱玲的谣言。这是当年上海小报记者惯用的手法,未免拙劣。
四
比较而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就更值得注意。如果说《女汉奸丑史》如《女汉奸脸谱》都是匿名之作,显得不够光明正大,那么《文化汉奸罪恶史》却是署了名的。此书前言《几句闲话》署名“司马文侦”,显然是个笔名。《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1992年11月书目文献出版社)著录此书时,把“司马文侦”误作“司马文森”。司马文森确有其人,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文革”中死于非命。他当时远在南方(包括桂林和广州)从事抗日文学活动,后来又到了香港,与上海沦陷区文坛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司马文侦”这篇“写于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日”的《几句闲话》提出两点,一是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后者不正是指张爱玲吗?二是赞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对于文化汉奸有所处置,同时也进行调查文奸的工作,这本书,但愿于他们有所帮助。”换言之,“司马文侦”是主张对他所谓的“文奸”(包括张爱玲在内)采取“有所处置”的实际行动的。
《文化汉奸罪恶史》先有《三年来上海文化界怪现状》、《“和平文化”的“大本营”》、《沐猴而冠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综述,接着就是对于“文化汉奸们”的“个别的叙述”,张爱玲很荣幸地两次被“叙述”,一是在揭发《伪政论家胡兰成》时被捎带,二是单列一章《“红帮裁缝”张爱玲:“贵族血液”也加检验》,这章除了重复当时揭发“文奸”时常用的可以想见的语词外,也简略回顾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历程。恰恰是这一回顾,无意中披露了一个重大“内幕”:
(张爱玲自香港返沪后)想进圣约翰求学,前去报考插班,但国文卷子落到了屈伯刚(屈弹山)手里,认为她的文章不合格,只能读大学一年级,张爱玲颇为生气,索性不读了!
此后,她由黄园主人黄岳渊(与她有亲戚关系)介绍,将小说送给周瘦鹃编的《紫罗兰》发表竟受人注意,《万象》与《杂志》都向她拉稿了!
《杂志》上登了她的文章,引起了袁殊的注意,就下令小喽罗们大捧张爱玲,从此张爱玲就不清白了,汉奸刊物给她最高的稿费,商办的刊物都无法得到她的作品。
袁殊虽捧张爱玲,可是当时张爱玲还是十足的小姐派,不大出来,袁殊一心要见见她,可是没有机会,他手下的狗头军师们替他想了一个办法,举行“春游大会”邀了一群汉奸文人到苏州去玩,张爱玲也在被邀之列,结果别的人都到了,而张爱玲却推故不去
。但是,经不住种种的诱惑,张爱玲出来交际了,不时跟着苏青跑跑权宦之门,从此,她也像苏青一样,变成娼妓式的女文人了,小说也写不好了,架子也大了……
姑且不论张爱玲是否拒绝为“商办刊物”写稿,也姑且不论她是否跟着苏青“跑跑权宦之门”,关键在于袁殊这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如果“司马文侦”的说法基本属实(最多只能是“基本属实”,添油加醋之处恐怕在所难免),那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在杂志社出版《传奇》初版本,就都与袁殊有关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关,都应该是袁殊拍板决定的。
袁殊何许样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大陆解放以后,受潘汉年案牵连,直到“改革开放”才获平反。一九九二年八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在介绍其风云诡谲的生平时,特别指出:
袁殊在党的授意下,“公开投敌”,串演反派角色,但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而且,这两个报刊虽同属汉奸性质,却为我地下党人掌握,在宣传上起到了真正汉奸报刊所起不到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杂志》是在中共地下党的掌控之中,主编吴江枫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此看来,张爱玲在沦陷时期为《杂志》撰稿,(她也曾为《新中国报》副刊撰稿)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当然,张爱玲本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历史就是这般复杂,这般吊诡!
五
张爱玲在敌伪时期大红大紫,“盛名之累”自然难免。但她肯定不会预料问题会变得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她会背上“女汉奸”、“女文奸”的恶名。张爱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迫搁笔一年多。这对卖文为生的张爱玲来说,实在是件痛苦的事。坐吃山空啊,后来她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与姑姑一起迁出居住多年的“爱丁顿公寓”,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描金凤》的流产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再加上与胡兰成的婚恋,即便这位风流才子不化名逃亡,也已经亮起了红灯。二十五六岁的张爱玲是如何度过这段低迷期的,没有留下一丁半点的文字记载,外人实在难以想像。
幸好还有欣赏她的文坛友人,以宽容和同情的态度伸出援手。当张爱玲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打破一年多的沉默,重印《传奇》并加以增订,以纠正“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正是另一位超级“张迷”龚之方慷然相助,以“山河图书公司”的名义为之刊行。龚之方还特意与“山河”的另一发起人、电影导演桑弧一起拜访海上金石书法名家邓粪翁(散木),请其为这本新集子书写了厚实夺目的楷书书名:“张爱玲:传奇增订本”。柯灵也在他主编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上海《文汇报·文化街》上发表《张爱玲与〈传奇〉》予以推荐。
《传奇》增订本不仅成为《传奇》的定本,它的问世也给了张爱玲一个合适的机会为自己申辩。《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强调“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这无疑是张爱玲为人处世的一条底线。她同时委婉而又强硬的声明她与胡兰成的恋情纯属私生活,“也还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张爱玲曾公开表示,不愿搭理别人的批评,但这一次事关重大,她不能不作出正面回应,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刚刚成立的文华影业公司为张爱玲创造了另一个大好机会。据不久前才公开的“文华”厂长陆洁的《日记摘记》记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下旬,他与李培林(桑弧)商定,请张爱玲为女明星陈燕燕量身度衣,赶写一部悲剧电影剧本。龚之方也曾回忆,当时是他和桑弧拿了柯灵的介绍信专程拜访张爱玲,把这事谈妥的。尽管张爱玲已没心思把《描金凤》再写下去,但很愿意在电影剧本创作方面进行新尝试。不到半个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剧本初稿就杀青了,这就是张爱玲的电影处女作《不了情》。以后的事情我们都已熟悉了,《不了情》之后又有《太太万岁》,张爱玲与桑弧两度成功的合作,诞生了四十年代后期上海影坛的两部名片。
与此同时,张爱玲为重返文坛继续作出努力。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又是龚之方,他所创办的《大家》杂志创刊号推出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编者唐云旌(唐大郎)在《编后》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张爱玲小姐除掉出版了《传奇》增订本和最近为文华影片公司编写了《不了情》剧本,这二三年中不曾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华丽缘》是胜利以后张小姐的“试笔”,值得珍视。
不妨作这样的推断,电影《不了情》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旬在上海的公映标志着张爱玲正式登上中国影坛,那么《华丽缘》在同月发表,也可视为张爱玲开始重返中国文坛。紧接着五月一日出版的《大家》第二期发表根据《不了情》改编的小说《多少恨》(在张爱玲创作史上把电影改编成小说,而不是依照惯例把小说改编成电影,这是唯一的一次),发表时标题还特别注明“《多少恨》(即《不了情》)”。六月二十日,《大家》第三期续刊《多少恨》时,唐云旌在《编后》中再次指出:
本期将张爱玲小姐所作《多少恨》小说刊完,占十九面篇幅之多,这是应多数读者的要求,我们特地烦恳张小姐赶写的。
可见当时上海广大读者并没有因为张爱玲曾被指责为“女汉奸”、“女文奸”而鄙弃她,拒绝她,相反仍然爱看她的电影,爱读她的小说。
可惜的是,《大家》出版了第三期以后,无以为继,使得张爱玲的另一部迟至去年才“出土”的中篇小说《郁金香》不得不改交给当时上海一份并不起眼的小报《小日报》,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载。一年半之后,《郁金香》又由上海《海光》文艺周刊复刊第一至第二期重刊,但因《海光》夭折而未能重刊完。
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张爱玲的电影和小说创作成绩观之,张爱玲又进入了创作的亢奋状态,差不多已可与三年前撰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时期相比拟了。要不是电影《太太万岁》后来遭到严厉批评,张、胡又恰在此时正式分手,以至张爱玲再度意兴阑珊,张爱玲很可能会写出更精彩的作品来。
从现有资料看,此后的一九四八、四九两年,张爱玲是真正进入了沉寂期,创作史上一片空白。但有论者从《郁金香》的发现得出乐观的推测,张爱玲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发表《郁金香》到一九五零年三月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间近三年的写作空白期,“会不会象《郁金香》,那些没被发现的作品也隐藏在小报里?甚至以我们不知道的笔名发表?”(《张爱玲的故事没有完》,郑树森、苏伟贞作,载2006年8月号《香港文学》)然而我要说的是,即使这一时段张爱玲真的没有留下别的作品,张爱玲的故事仍然没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