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史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18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启比较经济史研究的先河。他的研究主题之一就是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则长期贫困。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等欧美国家取得成功，19世纪以降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主要探讨为何英国能够率先发动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往往将西欧（尤其是英国）经验视为世界通行的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一直被贴上“贫困落后”或“长期停滞”的标签。所以，在西方学界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中国一直被视为欧美成功经验的反面例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西方学界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这无疑对西方学界提出了一个挑战与魅力兼具的课题，即如何解释一个被西方学界定义为长期停滞的经济体，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需要一两百年才能走完的路。这一课题迫使西方学界不仅需要反思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成功经验能否解释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思欧美经验究竟能否适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因此，近20年来，以美国学者彭慕兰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后文简称《大分流》）为标志，西方学界兴起了重新反思中西方经济的相似与差异、优势与局限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它不断吸引着不同学科、国籍的学者参与探讨。这种新趋势摒弃了传统比较经济史研究聚焦“西方何以繁荣，中国何以衰落”的问题导向，在探讨“西方为何兴起”等老问题的同时，聚焦“历史上中国何以会持续繁荣，当代中国又何以会再次崛起”等新问题。其中，在全球比较视野下重新评价明清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尤其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他们不仅重新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水平、趋势和道路，而且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批在西方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新观点新思想。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对近20年西方学界有关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英文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总结中国学者的重要贡献，希望对于正在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中央的中国学界提供参考。
一、“大分流”讨论
受亚当·斯密及其后来者影响，西方中国经济史学界除将两宋时期中国经济视为巅峰这一“共识”之外，对于元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问题，则长期存在发展论与停滞或衰退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增长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兴起，西方学界不断开拓认识中国经济史的新视角与新领域。比如，王业键利用清代粮价，初步得出18世纪中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可与同时期欧洲相媲美的观点。美国学者曾小萍提出清代中国已经形成服务农村市场的信贷金融网络。法国学者贝洛赫引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和西蒙·库兹涅茨等建构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按照1960年的美元价格，分别估算1800、1860、1913、1938、1950、1960、1970、1977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长时段比较，认为工业革命前，中国的人均GDP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很多，西方经济超过中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可惜他并未详细说明资料来源与估算的具体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使用1990年的美元价格，建立起公元1年至1950年中23个年份的GDP和人均GDP数列。在他看来，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增长，人均GDP保持不变，低于同期的欧洲，但两宋时期，经济获得实质性增长，人均GDP增加1/3，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在此后的5个半世纪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像贝洛赫估计的那样乐观，而是再次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欧洲经济不断扩张，至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均GDP已高出中国50%。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以上。然而麦迪森的GDP数据也大多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
在汉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元明清以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入的大背景下，一批专治比较经济史的学者，如美国学者王国斌和李中清、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中国学者李伯重等，先后对西方学界的观点提出质疑。西方学界将持有共同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的学者统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新见解集中呈现于彭慕兰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这本书被王国斌称为“迄今为止对中国和欧洲最细腻的比较”。在书中，彭慕兰一方面接受元明清经济发展论的观点及其论据，另一方面集加州学派学者的观点于一身，一反14世纪以来西方率先崛起并超过中国的传统观点，将明清长三角区域经济史置于中西比较经济史的框架中，从产业发展、人均财富积累、生活水平、市场发育和生态资源等多个指标和层面，探讨当时长三角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提出18世纪长三角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与同时期的英格兰不相上下，进入19世纪两者之间才发生“大分流”；而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西方制度与文化优势，而是丰富低廉的煤炭资源和从美洲源源不断获取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彭慕兰强调，在比较框架下就会发现，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发展路径会达成相似的经济成就，因此也存在走向现代化的多种道路。加州学派的新理论新方法开启了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加州学派聚焦的14—19世纪中国传统经济的长期发展研究，也被推至西方学界“大分流”讨论的最前沿，成为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之一。
过去20年，西方学界围绕中西方经济“大分流”及不同发展道路一共进行了四次影响较大的讨论。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第一次有关“大分流”的专题讨论会，针对《大分流》一书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重要论据展开讨论，其中4篇论文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第61卷第2期。这4篇论文构成辩论双方，其中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和美国学者布伦纳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口行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煤炭和产权制度等多角度，对《大分流》的观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与挑战；彭慕兰、李中清等主要对黄宗智的批评进行回应，指出黄氏文章所用的资料与方法的多处错误，并引用当时西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来支持自身观点。尽管如此，彭慕兰等人用来捍卫自身观点的论据仍显不足。因此，他们的辩论开启了西方学界“大分流”讨论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衡量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二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在《大分流》出版后的第一个十年，西方学界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十年后，美国历史学会2011年年会组织第二次“大分流”专题研讨会。2011年9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5篇参会论文，其中4篇是针对《大分流》以及近十年相关成果的评论文章，1篇是彭慕兰的回应文章。基于十年来有关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研究成果，4篇文章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被长期忽视的“惊人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可彭慕兰提出的煤炭和殖民地是催生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然而，他们仍从西方制度优越论的角度评价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对此，彭慕兰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成就以及通向现代经济的优势与局限等问题。这次讨论引导各国学者将研究旨趣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逐渐转向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2016年5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组织彭慕兰、奥布莱恩、邓刚、马德斌、罗伊和戈德斯通等学者，再次讨论了《大分流》出版以来世界经济史的发展，并出版《全球经济史》。彭慕兰与戈德斯通对过去十多年有关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量化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确定了一个西方学界普遍接受的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时间——1750年左右。同时，彭慕兰、奥布莱恩、格拉夫和马德斌等学者总结和反思了西方学界对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相关的各种传统制度的研究。
《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最近，西方学界又展开一次“大分流”讨论。这次讨论主要围绕近20年西方学界关于中西历史GDP的研究成果展开，其中有关明清中国GDP的成果均有中国学者参与研究。各国学者针对这些成果的基础资料、估算和研究方法以及最终结果都进行了充分讨论。这次讨论又将西方学界的关注点拉回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问题上，引发了西方学界对20年来各种成果的全面梳理和总结。新版《剑桥世界现代经济史》和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分别详细梳理汇总了20年来“大分流”讨论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展。在巴黎第19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上，“大分流”问题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在此次大会中，直接讨论“大分流”问题的分场讨论会共有6场，美国学者麦坎茨、彭慕兰和王国斌组织一场题为“大分流20年后的全球经济史”的主题讨论会，邀请了11位国际知名比较经济史专家对中国历史上的资源使用、人口行为、小农经济、地区关系、商品流动等问题进行重新探讨，进一步强调中国和东亚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其他四场专题讨论会从实际工资水平、技术创新与扩散、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动力、家庭行为和企业行为等视角，讨论“大分流”和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道路等问题。
新版《剑桥世界现代经济史》（2021）和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2022）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大分流》出版以来，14—19世纪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道路的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与中国学者在“大分流”讨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西方学界有影响力的中国本土经济史研究还不多，当时中文成果鲜少进入西方学界，而且由于缺乏史料，西方学者的中国经济史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特别是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直接参与“大分流”讨论，用英文出版了中国经济史方面的大量数据资料和优秀研究成果。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如此评价近20年来中国学者的贡献：“新一代中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诸如农业史、人口史、金融史和法律史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方法论和理论贡献。中国学者在全球经济史学界的影响力迅速增长……也证明了中国经济史在国际经济史领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二、衡量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
如上所述，“大分流”讨论是因应探讨中国经济奇迹历史根源而兴起。因此，重新评价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成为“大分流”讨论的首要问题。
在20年的“大分流”讨论中，学者先后就中西方的消费水平、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历史GDP、人口年寿、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等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指标、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系统比较。在第一次“大分流”专题讨论会上，彭慕兰指出，“我的比较是否正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对中国消费的研究”。之后，他进一步拓展了17—19世纪中西方消费水平的研究，从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两个指标，依次探讨中国和欧洲的最低生活保障、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消费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等，最后初步修正他在《大分流》一书中的观点，提出18世纪中叶无论是中国与欧洲还是长三角区域与英国，人均消费水平基本相当，从18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在人均消费水平上才超过长三角。然而，彭慕兰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依据零散的产量、消费或人口数据间接进行的”，所以西方学者尝试构建系统的工资数据进行中西比较。
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选取1550—1849年中国长三角地区农业工人的谷物工资和白银工资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比，发现这一时期长三角农业工人的谷物工资与英国、荷兰等西北欧国家基本相当，但是前者的白银工资仅为后者的20%左右。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英国、荷兰农业工人谷物工资和白银工资持续上涨，而长三角地区的两种工资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处于长期停滞。为更系统地比较中西工资差距，英国学者艾伦及其研究团队专门考察了18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北京、广州、苏州、上海等城市建筑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依次将这些城市的建筑工人的名义工资、生活成本和实际工资等，与同时期伦敦、阿姆斯特丹、莱比锡、米兰等欧洲城市建筑工人相比较，进一步证实布劳德伯利的结论——18世纪北京等中国城市建设工人的生活水平，确实低于伦敦等欧洲发达地区城市建设工人水平，接近于欧洲落后地区如莱比锡和米兰的建筑工人水平，但是进入20世纪，欧洲所有地区的城市建筑工人的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自18世纪开始，中国大城市的实际工资水平持续下降，至20世纪初才略有恢复。
针对艾伦等人有关中西方实际工资的比较研究，彭慕兰在2011年“大分流”专题研讨会上撰文指出，不能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作为衡量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因为在明清中国，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也只有大约15%的人口以工资为生，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西欧。而且，由于欧洲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高，靠工资生活的家庭是一般务农家庭收入的1.8倍左右；而在中国，基本依靠工资收入度日的往往是农村里最穷的人，其收入水平仅是佃户收入的1/2或1/3。艾伦也指出，他们的前期研究“使用的大部分工资数据都是城市的，当时经济的主体是农业。任何对整体经济表现的判断都取决于农业”。因此，艾伦转而比较1620—1820年英国与长三角这两个当时欧洲与中国最先进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家庭收入。他依托李伯重有关明清长三角农民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支的研究，用购买力平价法折算出长三角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英国中部地区的90%，而两者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几乎相当；而且在1620—1820年期间，伴随着人口增长，长三角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李伯重与荷兰学者范赞登的比较研究也发现，1820年左右华娄地区（长三角的核心地带）与尼德兰（荷兰的核心地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持平。因为尼德兰与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所以他们的研究证实了艾伦的观点。最近，中国学者史志宏依据明后期至清代各省农业的详细统计数据，构建了1600—1911年间9个年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数列，发现这一时期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趋势：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有所增长；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显著下降；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停在了19世纪初的水平上。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中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研究。
除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外，李伯重与范赞登还对华娄地区的手工业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量化研究。他们发现，华娄地区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农业，导致长三角城市化水平、城市实际工资等指标低于同时期的荷兰或英国。这也证明了艾伦等人有关城市工资的比较研究结论。为此，彭慕兰曾提出，如果从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来比较，至19世纪初，长三角与西欧发达地区的“大分流”主要出现在城市，农村与农业部门尚未出现明显的“大分流”。
与工资、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是一组更能反映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但是对于它们的核算则要求较为系统而翔实的基础数据支撑，否则就会出现像贝洛赫和麦迪森等人那样“凭空造数”的情况。为此，学者往往从基础数据比较丰富的特定年份和特定区域开始核算GDP数据。李伯重在充分收集华娄地区各行业基础数据的基础上，首先使用历史国民账户体系，对1820年前后华娄地区的GDP和人均GDP进行了详细估算，发现尽管当时华娄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尼德兰相差无几，但是前者的人均GDP仅为后者的53.8%。考虑到华娄地区在19世纪已经进入经济衰退期，17、18世纪华娄地区的人均GDP与尼德兰的差距可能没有这么大。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史志宏、徐毅、倪玉平等人与荷兰学者范赞登、范鲁文（Bas Van Leeuwen）合作，对清代统计资料相对丰富的8个年份（1661、1685、1724、1766、1812、1850、1887、1911年）全国层面的各种基础数据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与考订，分别对8个年份的全国人口、城市人口、农业产值、工业产值（包括手工业和晚清的机器工业）和服务业产值进行了量化研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他们对清代8个重要年份的GDP、人均GDP进行了估算，并与巫宝三等人的1933年GDP估值链接，首次构建了一个贯穿清代前期至近代的完整连续的中国历史GDP数列；在此基础上，与同时期的欧洲、亚洲各国进行比较，其结果显示清代中国在1661—1724年间人口与人均GDP都有小幅上升，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人口增长迎来高峰，导致人均GDP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1850年至1933年，中国人口增长与减少交替出现，所以人均GDP的下降趋势才有所延缓。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在17世纪已经被英国、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超越，至18世纪被西班牙等欧洲较落后的国家超越，但在整体上直到19世纪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经济“大分流”的差距才急剧扩大；而在亚洲，直到18世纪末，中国仍是人均GDP最高的国家，19世纪初才被日本超过。
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联合中国学者李稻葵与管汉晖，将GDP与人均GDP的估算年份上推到北宋和明代，其结果显示：从北宋到明代，中国人均GDP一直在较高水平上波动，至清代以降才出现明显下降趋势，1840年人均GDP仅是980年的70%；北宋时期的人均GDP高于欧洲各国，直到15世纪中国被英国超过，考虑到中国各区域的发展差异，中国与欧洲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真正出现在18世纪。也就是说，直到1700年，长三角大致与尼德兰相当，略优于英国；到18世纪，英国和尼德兰很快超过长三角，其原因并不是它们增长提速，而是中国18世纪巨大的人口增长，拉低了人均水平。
可以说，近十年陆续产生了一批中西方各国历史GDP的研究成果。最近，西方学界针对这些新成果展开了新一轮讨论。首先是美国学者戈德斯通、比利时学者索拉尔从研究方法、基础数据和研究结果等方面，对荷兰、英国和中国等国家历史GDP估算成果提出评价与疑问。具体而言，早在201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集19位重量级经济史学者重新讨论“大分流”之际，戈德斯通就对范赞登、布劳德伯利等人构建的1300—1800年荷兰与英国历史GDP数列，以及15世纪下半叶两国已出现人口与人均GDP持续高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提出疑问。他将两国的长期历史GDP数列分成多个历史时期，发现在1750年之前，两国人口与人均GDP双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不会超过50年，随后人均GDP的增长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吞噬，出现经济停滞或萎缩。1750年两国人均GDP仅仅赶上了几个世纪前中国宋代水平。因此，他认为荷兰与英国在175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仍是一种前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在最近有关中西方各国历史GDP的讨论中，戈德斯通重申上述观点。索拉尔则依次对布劳德伯利等人有关中国980—1840年历史GDP估算中的财政收支、人口等数据提出疑问，继而对依靠农业和人口数据估算历史GDP、以1840年为基准年估算其他年份GDP、构建1840年用于国际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法等研究方法也提出疑问，指出正是基础数据与研究方法的误差，使他们构建的中国历史GDP数据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了较大偏差。而根据戈德斯通和索拉尔最近的修正与解读，他们形成了较为相似的观点，即当工业革命发生时，欧洲的生活水平与几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和中国没有多大差异。就两大区域中的经济发达区域来看，1700年前后，荷兰与英国的人均GDP并没有超过当时的长三角地区。所以，无论是欧洲与中国，还是荷兰、英国与长三角地区，它们之间明显的“大分流”要到1750年之后才出现。
最近，新版《剑桥现代世界经济史》第1卷利用近20年各国历史GDP研究成果，构建出一幅1500—1870年全球历史GDP分布图。从全球视野看，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人口与人均收入出现了较快的双增长；至18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第一方阵，人均GDP与欧洲相当，略高于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大高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当时中国是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远高于奥斯曼土耳其、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又经过100多年，随着人口增长，中国人均GDP则出现缓慢下降，至19世纪中叶，其人均GDP仅为美国和欧洲的一半，也略低于拉美。《大分流》出版以来，西方学界正在形成一种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新认识——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被西方学界长期忽视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规模、复杂程度和财富”也不能被低估。
随着西方学界有关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各指标的深入研究，他们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也逐渐趋同。比如克拉克、王国斌根据实际工资、人口等数据提出，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人口与经济规模都在不断扩张，而且人均收入、实际工资和其他福利水平并没有实际性下降，明清中国经济在缓慢发展。上文所引史志宏对于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量化研究，也体现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呈现出增长、衰退与停滞的波动趋势，并非长期的衰退趋势。布劳德伯利、索拉尔等人对明清人均GDP的研究与修正，也表明了明清中国经济既有增长也有衰退。最近，美籍华人学者陈志武和中国学者彭凯翔合作撰写了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第1卷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水平》一章。其中，他们对近20年中西方学界有关11—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成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尝试建立多个反映经济发展不同侧面的指标长期数列。他们首先比对了国内外多个研究中国历史GDP和城市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数列，指出从宋代到清代，随着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并没有显著增长，但也并非急剧下降。同时，他们建立起有关棉布消费、印刷品消费和年寿的长期数列，从多方面反映宋代至清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数量、质量和多样化上都有显著改善和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应对风险能力与人均收入同样重要。他们从新作物的引入、宗族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地方金融市场的改善和政府救灾政策的创新等方面，探讨宋代至清代应对风险能力的增强，对改善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人均收入和应对风险能力的长期变化，陈志武和彭凯翔提出，“中国从晚唐到1800年间成功地避开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前工业革命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社会能像晚明和清代的中国那样成功地应对维持数亿人口的挑战”。
总之，20年来经过对中西方历史消费水平、实际工资、劳动生产率、GDP、人口年寿、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应对风险能力等数据的系统收集与探讨，西方学界对中西方经济何时、如何出现分流，明清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等问题，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正如彭慕兰所言，无论是中国与欧洲，还是长三角与英国，它们之间的“大分流”出现在1750年左右是目前最为可信的观点，而且分流首先出现在城市，继而扩散至农村。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尽管欧洲经济在18世纪中叶逐步超过中国，但是并不能说明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相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呈现缓慢发展趋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人口增长而停滞不前，反而有所改善和提高，总体上避开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对于衡量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各种主要指标的研究，中国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上文列举的成果外，中国学者在西方学界还发表了许多成果，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罗列。在此，我们对中国学者的贡献作一总结。首先，中国学者关于明清各地工资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所收集的基础数据，为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重新评价14—19世纪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在“大分流”讨论中，中国学者开发了大量海内外历史文献，系统挖掘、收集和整理各种基础数据，包括人口、城市化、工资、农业、财政、金融、手工业、服务业、消费水平、职业构成、年寿、受教育程度、国家治理水平等，并且利用基础数据构建了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历史GDP和年寿等指标的长期数列。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学者对于长期数列的研究与构建所使用的方法，并非完全照搬西方，而是根据中国历史数据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创新，以更能体现中国传统经济长期发展的特征与趋势。中国学者有关长期数列的成果大都已经在西方学界公开发表，引起重要学术反响。中国学者的努力彻底改变了《大分流》出版之初西方学者仅仅“依据零散的产量、消费或人口数据”而进行研究的窘境。西方学者出版的几乎每一项有关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成果，不是以中国学者的基础数据和长期数列为依据，就是与中国学者合作共同收集基础数据和构建长期数列。随着西方学者越来越接受中国学者的基础数据和长期数列，西方学界对于中西方经济何时以及如何出现分流、明清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等问题的看法，才逐渐趋向一致。
然而，有关14—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数列，除了人口、历史GDP、少数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少量商品的消费量、年寿等数据之外，其他主题或指标，如大宗商品的物价和消费量、手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货币供给与流通量、利率、农村雇工的实际工资、职业结构、受教育水平、国家治理水平、能源消费和环境变迁等至今尚未构建任何长期数列。同时，除了长三角之外，有关中国内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异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正如布劳德伯利等人所指出的，“最需要的是更详细地了解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
三、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
在“大分流”讨论中，为了解释明清中国维持较高发展水平的原因，西方学界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而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探索与西方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就兴起了研究明清传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受到西方学界广泛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国斌提出明清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欧洲近代早期一样，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斯密动力”。斯密增长应该受到“人口增加—资源匮乏—经济危机或经济停滞”这一规律限制，但是18世纪晚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达地区尚未遭遇人口压力导致的资源匮乏和经济停滞，即真正的马尔萨斯危机的威胁。正是从这时开始，西欧获得了美洲新大陆输入的资源品和西欧各国对煤铁等矿产品的大开发，促使英国等西欧国家率先突破资源局限，成功启动工业革命并将其扩散至欧洲大陆，从而推动西欧经济增长动力从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转向技术与组织变革。至此，西欧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从斯密增长转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增长”。同时期的中国由于缺乏矿产品大规模开发和使用，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停留在斯密增长模式。这就是19世纪中叶中西方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分流”。王国斌对明清中国经济增长动因的认识，主要强调中国传统经济中活跃的市场机制的巨大效用，但是他对斯密增长道路的阐释过于抽象，缺乏系统的论证和翔实的史料支撑。几乎与此同时，许涤新和吴承明等人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英文版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该著开拓性地研究了明清中国传统市场经济发展诸多方面，如国内市场规模、商品流通量、市场体系、商帮组织以及围绕国内市场而形成的区域与行业的专业化生产等，并翔实地论证了明清国内市场的运作及其专业化分工对于当时人口增长、产量扩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发挥的促进作用。
其后，西方学者更多是从市场整合程度和运作效率，检验明清中国是否存在斯密增长。比如美国学者薛华系统收集和构建了17—19世纪中国粮食价格数列，借助市场整合的分析框架和实证方法，发现18世纪中叶中国远距离商品市场整合程度高于同时期的欧洲，而近距离的整合程度则略低于欧洲。直到1770年之后，英国在全球贸易的推动下，其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开始超过欧洲大陆各国和中国。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尽管17—18世纪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利率有明显下降趋势，但是仍远远高于同时期的西欧地区。最近，薛华等学者基于清朝粮价，对1770—1860年中国金融市场的整合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一时期长三角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与英国相似，但是在长三角以外地区，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仅为英国的三分之一。同时，部分西方学者综合许涤新、吴承明对于明清劳动市场的研究，提出明清中国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也比同时期的西欧地区低很多。清代中期以前，国际贸易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小。据美国学者勃兰特等人估计，1800年国际贸易仅占国民经济的1%，到1870年才提升到2%。换句话说，除贵金属货币之外，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从全球化的国际贸易中受益。上述观点逐渐勾勒出明清中国传统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征：与欧洲相比，明清中国的商品市场发展较为成熟，而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18世纪也是中国与西欧市场整合进程“大分流”的关键时期，两者之间的“大分流”似乎先从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开始，再到商品市场，这与西欧从17世纪以来逐步从大西洋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密不可分。同时，李伯重对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斯密增长也进行了理论探讨。
正如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市场整合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斯密动力与斯密增长并不能概括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全部特征。彭慕兰从投入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等）配置及其相互替代关系的角度提出，尽管市场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在短期内能够推动中西方人口与人均收入的双重增长，但无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环境与资源压力。在工业革命以前，中西方各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其核心就是劳动、资本与土地的有效配置以及劳动和资本对土地的替代。具体而言，从16世纪以来，中国的核心区域——长三角地区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带来的环境与资源压力，当地农民采取三种策略。一是从外部（长江中上游地区或华北地区）获取粮食、纤维和燃料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但是获取规模则因为外围地区人口增长和本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停滞与萎缩。二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无法满足需要的情况下，长三角农民只能付出更多的劳动来抵补土地不足，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发展模式，即所谓“勤勉革命”。三是由于土地密集型产品获取规模有限，长三角地区必须保持足够规模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所以当地城市化水平与专业化生产水平始终得不到显著提升。上述三种策略也适用于当时中国其他区域。由此，彭慕兰认为明清中国传统经济走上了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具有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农村手工业和服务业发达、城市化水平低、劳动力价格低、资本和能源价格高等特征。
针对彭慕兰的观点，黄宗智、德弗里斯反复强调，西欧走的是资本与资源密集型发展道路，具有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实际工资较高、农业和手工业资本投入较密集、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等特征，其发展道路在通向经济现代化上具有明显优势。对此，彭慕兰进一步提出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的效率，以及通向经济现代化的优势等问题。他提出明清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也能够推动人口、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消费的缓慢增长，而且能耗较低；城市化水平低并不是经济失败的表现；农业生产率高、发达的农村手工业和服务业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表现；明清中国农民在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上的家庭内部分工与转化，促进了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在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等。当然，彭慕兰等人也都注意到明清中国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都比较缓慢，无法在根本上突破生态资源短缺的瓶颈，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因此，明清中国的传统经济也就无法避免增长、停滞与衰退的交替出现，特别是进入18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经济逐渐陷入停滞与衰退。
有关明清中国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西方世界也注重探讨劳动力如何发挥关键作用的问题。在“大分流”讨论的第一个十年，学者们大多关注明清中国农民如何增加劳动投入和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家庭收入。从西方学者的传统观点来看，随着14—19世纪欧洲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欧洲人提供的劳动质量比劳动数量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明清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一直比较滞后，导致劳动密集型发展主要来自劳动数量的投入。最近十年，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明清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作用的问题。巴顿、马德斌等人认为，由于资料所限，要直接获得明清中国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的数据不太容易，他们引入年龄堆积方法，通过惠普尔指数来推测17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不同地区成年人的计算能力。他们发现，除19世纪中叶有所下降之外，19世纪早期中国成年人的计算能力与同时期的西欧旗鼓相当，而人均收入与中国相当的印度和土耳其等，其成人计算能力比中国差很多。之所以明清中国的成年人具有这么高的计算能力，主要是因为随着明清经济日益市场化，小农家庭必须具备处理地方工商事务、交税和参加科举考试等方面的识字和计算能力。据此，巴顿等人将明清中国的斯密经济定义为“生活水平较低而人力资本较高”的经济。为进一步探讨明清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和积累人力资本的方式和过程，一方面，中国学者袁为鹏等依托河北省的统泰升账册，研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会计技术。另一方面，薛华等人，将参与科举考试作为清代中国人积累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安徽省43000个考生的分析，发现在17世纪至18世纪当地家族的出生率与参加科举考试的频率成反比，科举考试越成功的家族，越倾向于保持低出生率，这与同时期西欧家庭注重人口质量而非数量的行为模式相类似。直至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反比关系才被打破。
英国学者奥布莱恩指出，市场运行与要素禀赋的开发利用，只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的表现特征，而决定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因素则是制度。早在第一次“大分流”讨论中，布伦纳等人就关注到资源禀赋不是决定中国与英国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关键因素，他们从中英双方的农民家庭制度、产权制度等角度出发，解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然而他们完全以英国的农民家庭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为标杆，过分强调明清中国长三角农民家庭制度、传统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度对中国传统经济转型的阻碍作用。此后20年里，中西方学者先后在西方学界对明清中国的宗族制度、财政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国家治理能力、知识创新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展开研究。最近，范赞登、勃兰特等人将上述制度统合起来，分别使用“横向”制度和传统中央集权治理模式展开综合研究。无论是单一研究，还是整体研究，西方学者对于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缺乏效率、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东方专制主义”，到富有效率、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中央集权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明清经济发展道路是通向现代经济的另一条道路。尽管如此，大部分西方学者仍旧坚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的标准，认为明清中国经济之所以未能率先实现现代化，就是缺乏一系列重要制度和环境，诸如缺乏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缺乏统一的货币体系，缺乏高效的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环境、缺乏对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统筹协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并将这些缺失归咎为明清孱弱的国家能力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西方引以为傲的产权制度、金融货币制度、军事—财政国家等，是以激烈的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为代价的，“歪打正着地将欧洲引向城市化、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此外，全球贸易、殖民地、科学和能源等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事实上，无论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对于国家制度（如财政制度、金融货币制度等）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家庭和宗族制度以及手工工场、商号、行会等组织的研究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明清制度的整体研究和评价。正如范赞登指出，“在得出确切结论之前，需要对这些发展做更多的比较研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是否已发展出了新的人口行为模式……这些研究将会给我们提供新的数据和关于这些经济体长期发展的新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彭慕兰尝试将市场运行、要素配置和制度综合起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各种因素如何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布劳德伯利提出了一种解释中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综合分析框架。他将影响发展道路的因素分为两组，一组是直接因素，如劳动力、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土地、技术；另一组是根本因素，即制度和地理等。然而，这一综合框架侧重于解释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对明清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充满矛盾。
西方学界对于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根本目的是从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王国斌、彭慕兰、勃兰特、李伯重，以及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的作者都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作过深入探讨。在他们看来, 当代中国经济奇迹是历史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延续和复兴，这种复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成功扫除了在国家独立、意识形态、国家能力和治理水平、基础设施和发展战略等方面阻碍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如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彻底打破保守落后的意识形态禁锢，建构强大的国家能力和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持续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制定科学的经济赶超策略等。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有益遗产，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统一协调、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文化传统、保持农村经济的活跃与繁荣、恢复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和非正式的合同执行机制、推进低能耗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等，最终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如杉原薰、意大利学者阿里吉还尝试提炼这种结合传统优势的中国模式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价值——与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相比，中国模式在财富分配上更加公平，在环境上更加可持续，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最近，新版《剑桥中国经济史》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评价为“一种挑战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传统理论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西方学者的观点又往往将新中国借助传统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与日本类似的“东亚模式”。我们知道，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当代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与日本或其他亚洲国家都有本质差别。而要理解中西、中日经济发展道路的差别，则需要西方学者彻底放弃西方模式或日本模式优越论视角，真正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自身脉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深入研究。
四、如何超越“大分流”
西方学界对于明清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转向，与中国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明清时期宏观层面上各项国家制度的系统研究，也要加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研究，更重要的是推出对明清传统制度整体研究和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综合研究成果。与“大分流”讨论不同，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将明清中国置于全球史的比较视野之中，综合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表现形式、内涵特征、核心基础以及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展开系统的定量、定性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之后才能得到回答。
首先，应全面系统地探讨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特征、内涵、趋势，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20年，由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联合展开的一系列量化研究，已经为我们拼出了一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总图——“一个普通民众达到基本温饱，社会相对安定，有相当的人力资本基础，但资本却相对匮乏的社会”。这一经济图景要么源于对明清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要么来自于对东部地区（长三角、华北等区域）的经验总结。具体而言，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中国宏观经济层面上的人口、产业、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少量商品的全国流通与消费量、年寿等主题，仍然缺乏微观层面上的家庭经济、中观层面上的（长三角、华北等区域以外）区域经济，以及世界层面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领域的系统研究。换言之，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无法揭示明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总体面貌。
对此，需要在不同层面上探讨明清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家庭和宗族层面，通过研究婚姻、生育、生产、运销、收入、分家、消费、积累和教育投资等问题，聚焦分析明清人口行为模式的演变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在行业和区域层面，通过研究物价、劳动生产率、工资、市场整合、利率、技术扩散与创新、知识传播和积累、产业布局、能源开采与消费等问题，重点探讨明清中国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模式，传统市场体系的演化，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差异。在国家层面上，通过人口数量和质量、经济总量和结构、人均收入和消费、收入分配、货币规模与构成、国家能力和社会福利等，揭示明清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水平、周期和趋势，以及传统政府的治理模式。在世界层面上，通过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商品、资本、技术、知识和人员等双向流动以及对双边的经济影响，阐释明清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不仅可以构建一套综合反映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综合数据库，而且可以提炼出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在不同层面上运行的内涵特征。
其次，深入研究明清制度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揭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学界对于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聚焦明清某些特定制度，如国家财政制度、金融货币制度等。我们认为，除国家经济制度之外，还应深入研究各区域的宗族制度、土地制度、市场交易制度、行会制度、学徒制度，以及手工工场、商号、会馆等经济组织，分析这些因素是如何通过配置各种经济要素（人口、资本、土地、市场和技术等）来影响各区域的经济长期发展。二是探讨明清各种传统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这种研究在西方学界兴起不久，尚在探索之中。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学者发现要确定某一项制度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并不容易，因为所有制度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它们之间相互依赖并相互联系。而且，在具体的制度与它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之间也存在着复杂关联：特定制度通常与不止一个问题相联系，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某一具体制度，往往也会对其他问题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然而，因为制度系统太过抽象，很难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制度系统与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往往建立一套度量制度系统效率的指标，用以评估制度系统的影响。目前，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经验构建了三组指标——制度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商业信用发展的促进、市场一体化程度、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显然，这三组指标无法全面衡量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系统的效率。因此，可以将构建一套综合反映明清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体系，与深入研究各种具体制度联系起来，从中提炼出一套反映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系统效率的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可以相对准确地揭示世界现代化史视野下明清制度系统的效率与局限，进一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研究。
（作者徐毅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倪玉平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