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汉娜·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歇尔正在纽约州东南部山区卡茨基尔一家迷人的瑞士风格旅馆里避暑，与他们同去的密友中有很多都是流亡于此的欧洲人。阿伦特白天读书写作，晚上则用来社交。他们一起吃饭，下棋，在泳池中嬉水，夜幕降临时，还会到当地一家酒吧里喝上几杯。
生活很美好。在美国生活了近二十年后，阿伦特夫妇在这个已成为他们祖国的地方安定下来。他们从一开始的狭小公寓搬到了河滨大道一处更大的居所里。1941年5月“几内亚”号停靠在纽约时，阿伦特还几乎一句英语都说不出口，如今则已出版有几部英文著作，包括那本让她跻身全球知识界名流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夫妇俩此时都开始在大学里执教，并成为纽约知识分子的一员。
在距离中央公园不远的宽敞公寓里，阿伦特夫妇经常宴请好友。大家的讨论往往活跃而投入，不时鼓噪而起，笑声频频。夫妇俩共同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生活——一个家，一处安身之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感已渐渐远去。
汉娜·阿伦特
然而，在1960年夏，关于战争的记忆又如洪水般涌来。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他躲在那里的时间几乎与阿伦特夫妇流亡美国的时间一样漫长。艾希曼和妻子维罗妮卡及四个儿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上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报纸上此时尽是他被捕的消息。疑云陡起之时，艾希曼自然也成了卡茨基尔那群好友的热门话题。媒体上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的审判地点——所有人都认为艾希曼应该接受审判，但在哪儿呢？是阿根廷还是以色列？
阿伦特动了去旁听的念头，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好几封信里都谈到这个话题。最终，她决定听天由命：如果审判在以色列进行，她就去旁听。而事实果真如此。
从卡茨基尔回来之后，阿伦特与《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取得联系，向他提议：她可以在第二年春季为该杂志报道这场审判。肖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阿伦特在美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曾在欧洲亲历纳粹的暴行、反犹主义和迫害。很难想象有谁更适合去跟进报道这场对纳粹党徒中最恶劣的罪犯进行的审判。1961年4月7日，阿伦特飞往特拉维夫，随后转赴耶路撒冷。她写信给纽约家中的布吕歇尔，说耶路撒冷很冷，但阳光明媚。阿伦特有几个朋友已在以色列定居，等待开庭期间，她一直和克伦伯特及布鲁门菲尔德一家待在一起。
对艾希曼的审判首次在电视上播出，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对此寄予厚望——他把这次公审视为一堂历史课，希望以色列那些没有亲身体会过欧洲反犹主义的年轻犹太人能借此了解纳粹大屠杀的全貌，同时也想通过这种强有力的提醒向天下昭示犹太人的命运。
阿伦特并非唯一来旁听此次审判的名人。耶路撒冷到处都是知名人物，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都想亲眼看看艾希曼这个“来自林茨的怪物”。像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和大屠杀幸存者、作家埃利·威塞尔这样鼎鼎大名的人物都位列旁听席中。美国大都会通信公司（Capital Cities）已获准进入设在拜特哈姆大楼（Beit Ha’am）里的审判庭，并计划向全世界转播庭审过程。最终，共有四十个国家相继转播了这场“以色列与阿道夫·艾希曼的对决”。
然而，庭审的场面却让人有些失望。在给布吕歇尔的一封信里，阿伦特将其形容为一场可怕的大型表演。她在1961年4月20日写道：“整个过程都他爹的无聊至极，难以言喻的低级和恶心。”阿伦特颇感气愤，她认为这场审判不过是个可耻的噱头。她的语气相当尖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讲述此次审判的书中，类似情绪也表露无遗。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封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阿道夫·艾希曼都平静地坐在一个防弹玻璃盒里。他得了重感冒，从头到尾不停地擤鼻涕。阿伦特告诉布吕歇尔，他的话也同样枯燥得让人难以忍受：干瘪、苍白、规规矩矩——几乎就是一个古板官僚的漫画形象。这就是阿伦特在书中对艾希曼的描述：一个只知道做好本职工作的乏味官员。
阿伦特给《纽约客》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也用同样的笔调描述艾希曼：作为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官僚，他不过是在服从命令。她的这一看法至少可以说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很多人都被她对这个纳粹战犯的描述激怒。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描述有悖于迄今已形成的那个恶魔形象。她的简练陈述被看作一种愧疚表现，诚实报道则被解读成为艾希曼所作的辩护，批评被占领国犹太委员会（阿伦特指出其中有些人实际上已与纳粹勾结）在战时自愿配合党卫队的段落也被认定是意欲归咎于犹太民族：
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犹太领袖在毁灭自己民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这整个黑暗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阿姆斯特丹和华沙，还是柏林和布达佩斯，犹太官员都拟订了人员和财产清单，他们从被遣送者手里搜刮钱财，以支付其被遣送和灭绝的费用，记录空出的公寓，协助警察机关抓捕犹太人，并将其送上火车，直至最终将犹太社区的资产上缴充公。他们分发黄色星章，有时候，比如在华沙，“销售臂章变成了一项常规业务，既有普通的布质臂章，也有可清洗的精制塑料臂章”。
阿伦特认为，如果这些犹太领袖不那么积极配合，死去的犹太人或许不会如此之众。这一论点当然也遭到曲解：很多人似乎都无法区分责任和罪行这两个概念。负有责任、要承担某些责任并不等同于有罪，但这种认定“阿伦特就是在将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和大屠杀都归咎于犹太人自身”的错误观念还是很快就生了根。事实上，阿伦特在生前几乎每一次访谈中都不得不忍受这一问题：你为何认为犹太人要为他们自己的死负责？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阿伦特被屡屡说成是一个缺乏同理心的无情之人，一个冷酷而麻木不仁的人。同僚们和她分道扬镳，朋友们也不再与她往来。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至死都没有原谅她，她在德国上大学时的密友汉斯·约纳斯也深感诧异，一年多不愿和她讲话。柏林的老相识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公开向阿伦特宣战，好友格尔肖姆·朔勒姆则叹息她不爱犹太民族——她只爱那些恰巧是朋友的犹太人。媒体将阿伦特描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自恨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反对者。人们指责她背叛了犹太民族。在此后的数周、数月乃至数年里，她的邮箱里收到了成百上千封充满恨意的信件。
那么阿伦特本意何在？她到底想表达什么？今天，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概念已尽人皆知，并无争议。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阿伦特对“恶行必定暗含恶的意图与动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三者间并不总是存在关联。这一主张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淡化或否认恶之存在的态度。确切而言，被她认定为平庸的并非恶本身，而是恶行背后的动机。不过，让那些批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犹太裔知识分子更为恼火的似乎是阿伦特对犹太委员会的斥责，而非对艾希曼的描述。宣称犹太民族对纳粹大屠杀负有任何责任都是极易引发争议的。犹太委员会（或纳粹政权所称的“Judenr?te”）是德占区内所有犹太社区都必须成立的行政机构，其角色是社区和纳粹政权的中间人。
在此背景下，这些委员会并不同于犹太社区在前几个世纪里自发创立的自治组织。在回顾自己批评犹太委员会所招致的极端负面反应时，阿伦特才意识到她本应更清楚地阐明自己对其在战争期间所作所为的看法。在1963年9月接受《展望》（Look）杂志采访之前，她草草写下几条笔记，以回应这些为犹太委员会所作的辩护：
1、“如果你不得不死，那么最好是由同胞把你挑出来。”——我反对：最好让纳粹自己去干那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2、“牺牲一百人，我们可以拯救一千人。”——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个最新版本的活人献祭：挑选七个处女，牺牲她们以平息诸神的怒火。好吧，这不是我的宗教信仰，也肯定不是犹太教的信仰。
3、最后是那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结果就是：好人往往做出最恶劣的事。
在讲述艾希曼的那本书里，阿伦特的推理已经隐含了上述观点，但显然阐述得还不够清晰。她的批评在本质上都可归结为责任问题：当犹太委员会主动向纳粹政权提供住址清单，从而让党卫队得以轻而易举地抓捕犹太人并将其送往集中营时，他们为自己社区的成员承担了什么责任？当然，在谈到犹太委员会对其自身所处环境的责任时，我们也必须记住一个特殊的因素：他们无疑也是受害者。犹太委员会的成员都在明处，他们畏惧迫害是有道理的。我们究竟能对这些受害者提出什么要求？对那些面临威胁和极度危险并完全明白等待自己的是何种残酷结局的人，我们能提出什么要求？像阿伦特那样责备这些受害者，难道不是不道德、不人道乃至无情的吗？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是真正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与阿伦特对犹太委员会及其责任的论述作出辩护的少数人之一。1903年，贝特尔海姆出生于维也纳，和阿伦特一样，他也成长于一个世俗化的犹太家庭。1938年5月，在纳粹入侵奥地利后不久，贝特尔海姆先后被押送至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凭着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运气，他竭力在这两个声名最为狼藉的集中营里活了下来：1939年4月末，他与数百人在一次庆贺阿道夫·希特勒诞辰的特赦中获释。
贝特尔海姆在写到纳粹大屠杀时曾提及自己在集中营里的遭遇，和阿伦特一样，他也认为欧洲犹太人对这场惨剧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在《新共和》上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写了一篇正面评论，在《幸存与其他随笔》（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等书中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贝特尔海姆的批评比阿伦特更为严苛，他把那些本可以给德国人造成阻碍却未尽全力的个人和团体（比如犹太委员会）都逐一挑了出来。他认为破坏、抵抗或其他阻碍及削弱德国势力的行为本可以挽救人们的生命。
贝特尔海姆不认同犹太人完全无可指摘的说法。他认为这意味着要把他们当成低人一等、没有自由意志或智能的存在者来铭记。他写道，只要活着，他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否认这一点，或忽视其自身的过错，对他们及那些展现出勇气的人都是不公平的。贝特尔海姆认为每个人都负有责任，但最终应该承担罪责的无疑不是受害者，而是那些刽子手。
犹太裔哲学家朱迪丝·施克莱的著作《平常的恶》就以贝特尔海姆的论点为基础。1928年，施克莱出生于拉脱维亚，她曾因战争被迫随父母逃亡，先经日本，后赴美国，最终去往加拿大。与阿伦特、贝特尔海姆一样，她对纳粹大屠杀也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在其职业生涯中，她对残忍这一概念的兴趣始终不减，对贝特尔海姆所提出的与此概念相关的受害者与责任的看法也多有探讨。
施克莱首先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都是普通人，他们受到了异常残忍的对待，但他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英雄。她指出，对受害者的理想化和对他们的指责同样有害。这两种反应在她看来，都是我们无法直面残忍的体现。
施克莱的论点有助于我们理解阿伦特对犹太委员会的批评为什么会激怒这么多人。我们对大屠杀受害者的理想化，对那些遭受了纳粹政权无端暴行的人的理想化，在我们这些旁观者和受害者之间造成了一种隔膜。只有明白那些死在纳粹集中营的都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有过失也有长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面对的恐怖达到何种程度。他们不是烈士，不是圣人，也不是英雄，他们就是一些身陷可怖境况的普通人。
阿伦特之所以会让她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不仅因为她反对犹太委员会，也因为她声称艾希曼既不狂热也非魔鬼，既不邪恶也并不心狠手辣，他不过尽其所能，高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无论他做了什么，在他看来，自己都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像他一再向警方和法庭所说的那样。他不仅服从命令，也遵守法律。”她接着写道：
正如文明国家的法律都会假定，即便人的自然欲望和倾向有时可能是凶残的，但良知的声音还是会告诉每个人“你不应杀人”。所以希特勒治下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应该杀人”，哪怕大屠杀的组织者很清楚谋杀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意愿。在第三帝国，恶已失去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特质——诱惑。很多德国人和纳粹分子，也许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肯定情愿不杀人、不抢劫、不让他们的邻居走向毁灭（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都被送上了绝路，尽管其中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那些可怕的细节），也不愿从这些罪行中获益而成为其帮凶。但天晓得，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抵御这种诱惑。
在这段话中，阿伦特援引了康德对恶的论述。康德理论的出发点是一个他称之为“根本恶”（radical evil）的概念，指的是我们允许自己的欲望凌驾于我们遵从善良意志的义务之上。因此，在康德看来，恶就是一种诱惑。
阿伦特也使用了这些术语来探讨恶，她同样强调把恶本身视为一种诱惑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恶本身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和需要的（尼采可能会将其比喻为一块蛋糕），而是因为“诱惑”意味着某种被禁止或存在禁忌的事物，是那些被禁止的想法唤醒了我们内心的某种欲望。在第三帝国，恶和残忍已不再诱人，因为它们并没有遭到禁止。它们就是被颁布的法令。因此，当艾希曼把数十万人投进毒气室时，他并没有屈从于诱惑。
这其中隐含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人们往往会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忽视自己的良知，从众而行。随着对犹太人的排斥、迫害和最终的灭绝日益成为常态，只有极少数人还能提出抗议并坚守自己的原则。
阿伦特并不排除一小部分人天生就邪恶的可能性。她谈到《圣经》中对恶的看法，并指出即使是《圣经》中也没有提到存心之恶。该隐杀害兄弟亚伯时，他也不想成为一个杀弟者；而人类罪孽中最重要的一个范例——犹大一旦明白了自己背叛的严重性，就上吊自杀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他们的罪必须得到宽恕。耶稣宣扬所有的罪都应被宽恕，这些罪可以用某种方式被解释为人类的弱点——即因原罪而趋向于恶的腐败人性所造成的结果。人类是软弱的，容易受到诱惑。由于这种不可靠性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宽恕也是可能的。
然而，阿伦特也提到一个例外。耶稣曾说有些人犯下了一些在希腊语中被称为“skandalon”的罪行——即行为太过背德且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犯罪者从未降世反而更好。耶稣并未详述这些恶行的性质和内容，但在他看来，这些恶行似乎是不可宽恕的。这也是阿伦特的态度：有些恶行和恶人既无法被宽恕，也无法被惩治。并不是所有恶都可以用顺从、无知或疏忽来解释，还有一种恶，它既不可理解也不可宽恕。
“平庸之恶”一词的发明并没有解决这种恶的问题，它始终存在，而且一直主导着阿伦特的思考。集中营的恐怖让这个问题发展到了必须被解决的地步，然而没有任何哲学理论或心理学模型可以对其作出解释。在1978年出版的《精神生活》一书中，阿伦特写道：
集中营是测试人性之变换的实验室……极权政体在竭力证明一切皆有可能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有些罪行是人们既不能惩治也无法宽恕的。当不可能成为可能之时，它就变成了不可被惩治也不可被宽恕的绝对的恶，不能再用自利、贪婪、嫉妒、怨恨、权欲、怯懦等作恶的动机来理解和诠释。因此，不能凭愤怒报复它，不能靠爱忍受它，也不能以友情原谅它。
阿伦特直至最后都在试图理解恶。她最近的一些批评者，比如美国的大屠杀研究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和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曾抨击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的理论是片面而不完整的，但他们的说法并不完全合理。阿伦特从未声称这一理论是全面的。真正的恶人有可能存在，这些人会被伤害他人的欲望所驱使，她对这种看法并不陌生。肯定要有人领路，有人率先作恶，有人制造出某种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或偏见，让驯服的大众盲从。
（本文摘自安·黑贝莱因著《汉娜·阿伦特：爱与恶》，读库|新星出版社，李磊译，202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