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为“尚文”的宋朝皇帝生性文弱，生活雅致，此说或许有些道理，但其中应不包括宋太祖。《宋史·文苑传序》尝称誉宋太祖“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但出身行伍的宋太祖，其性格豪爽而豁达。其称帝后，赵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欲潜加害”。太祖明确阻止道：“不可。若尘埃中总教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去寻也。”此后赵普“不复敢言”。不过，粗率之性格，使宋太祖在处理政务时，常会做出冲动或略显荒唐之事，虽然宋代文臣儒士所撰诗文中对宋太祖的形象颇多修饰，但宋朝开国之君的“粗蛮”之举，还是留下了不少记录。如《东原录》载“艺祖时新丹凤门，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问左右何也，对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职，国家有所兴建，即为歌颂。’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即掷于地”。而开宝八年科举，王嗣宗“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
宋太祖毕竟是一位有为之君，处理政事有误或深感不妥以后，则多有反省。司马光尝记云：“太祖尝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内侍行首王继恩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邪？早来吾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邵伯温也曾载道：“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为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彻去，亟令进常膳。亲享毕，顾近臣曰：‘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至今太庙先进牙盘，后行礼。”对此，邵雍称誉道：“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
宋太祖处理政务，虽说时有率性之举，却颇能开怀接受臣下谏劝，以努力遵循做天子的规矩，表率天下。如宋灭后蜀，后蜀宰相欧阳炯随后蜀主孟昶入开封，授官右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欧阳炯“性坦率，无检束”，善于吹奏长笛。宋太祖久闻其事，一日特意召欧阳炯至偏殿“奏曲”。正好被御史中丞刘温叟听到笛声，即刻叩殿门求见，谏劝道：“禁署（指翰林学士）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宋太祖自知理亏，犹强辩道：“朕顷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相，尚习此伎，故为我擒。所以召炯，欲验言者之不诬耳。”刘温叟自然不至于太过分，遂道歉说：“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但宋太祖此后也不再召欧阳炯吹奏笛曲。史称刘温叟生性重厚方正，动遵礼法，又有一日，刘温叟夜归，经过明德门西阙之前，正好宋太祖与中黄门（太监）数人登上门楼游玩，前驱喝道的侍从听闻此事，赶忙悄悄地告知刘温叟。按礼制，臣下在天子面前经过，不可大声喧哗。不料刘温叟听后，反而“令传呼依常而过”。次日，刘温叟特意请对，直言：“人主非时登楼，则近侍咸望恩宥，辇下诸军亦希赏给。臣所以呵导而过者，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宋太祖“善之”。深受宋太祖信任的赵普，也尝对天子的不妥言行提出批评。赵普“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又有一日，宋太祖于后苑举行“大宴，大雨骤至，上不悦。少顷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普便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损得些少陈设，湿得些少乐人衣裳。但令乐人雨中做杂剧，更可笑。此时雨难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际，正好吃酒娱乐。”太祖闻言转怒为喜，“宣乐人就雨中奏乐，入杂剧。是日，屡劝近臣、百官、军员吃酒，尽欢而散”。
宋太祖像
说起宋太祖闻听臣下谏劝而更正自己粗率言行，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且这二事皆存在异文。
其一，《国老谈苑》载：“太祖尝暑月纳凉于后苑，召翰林学士窦仪草诏，处分边事。仪至苑门，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仪即退立。 门使督趋，仪曰：‘官家方取便，未敢进。’ 门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视微笑，遽索御衣，而后召入。未及宣诏意，仪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礼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动圣顾，臣恐贤杰之徒闻而解体。’太祖敛容谢之。自后，对近臣未尝不冠带也。”然欧阳修却以为是陶谷：“陶尚书谷为学士，尝晚召对，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见上，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宣甚急，谷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上已束带，谷遽趋入。”又王曾记载是窦俨（窦仪弟）：“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学士窦俨对，上时燕服，俨至屏树间，见之不进。中使促，不应。上讶其久不出，笑曰：‘竖儒以我燕服尔。’遽命袍带，俨遂趋出。”“君子不贰过”，此三书所载，显属一事，因传闻而致异。云是窦俨，显然有误。对于陶谷、窦仪二人，南宋李焘认为陶谷为人“奸邪”，故断定“谷必不办此。丁谓《谈录》亦称窦仪”，故选录窦仪写入《长编》。然考辨其实，因宋太祖颇为礼重窦仪，“每嘉其有执守”，至欲“用为相”，而视陶谷则稍见轻慢，故未服“袍带”而召见近臣，当以陶谷较为可能。只是因为陶谷名声颇差，“必不办此”，故改成其他翰林学士即窦俨，遂有“陛下新即大位”云云。不过王曾、欧阳修所记皆称宋太祖衣冠不正，而在崇政殿（或便殿）内召见翰林学士，显然有损“圣明天子”形象，故而将召见地点改到了后苑，且是“暑月纳凉于后苑”时，则天子“岸帻跣足而坐”，就不至太过分。但窦俨卒于建隆元年，然是年暑月正是宋太祖亲征潞州李筠的关键时刻，非有纳凉于后苑之闲暇，有鉴于此，窦俨便被替换为窦仪，从而史文互异。
其二，李焘《长编》卷一载：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或称有急事请见，上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之，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上悦，赐金帛慰劳之”。而同书卷九于开宝元年责授屯田员外郎雷德骧为商州司户参军之下，又载云：“德骧判大理寺，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擅增减刑名，德骧愤惋求见，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对，即直诣讲武殿奏之，辞气俱厉，并言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鼎铛犹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击折其上腭二齿，命左右曳出，诏宰相处以极刑。既而怒解，止用阑入之罪黜焉。”显然，与上述宋太祖未服“袍带”而召见近臣之事相类似，宋太祖用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者，即雷德骧，故李焘指出《涑水记闻》《国老谈苑》所载“皆误”，但还是将“尝弹雀于后园”之事别载于他处，并改雷德骧为“或人”。当然李焘如此记载，是为突出宋太祖“从善如流”的帝王气度。
柱斧，宋人有用作手杖者，有记载称宋太祖时持柱斧，当也作为手杖之用。据司马光记载：“太祖将亲征，军校有献手树者，上问曰：‘此何以异于常树而献之？’军校密言曰：‘陛下试引树首视之。树首，即剑柄也，有刃韬于中，平居可以为杖，缓急以备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亲用此物，事将何如？且当是时，此物固足恃乎？’”此记载宋人广为引录，用以显示大宋开国皇帝的气度、智虑之不同凡响。确实，若须宋太祖手持兵刃亲自搏杀，可想而知大势已去。但宋太祖出身行伍，屡经战阵，手中柱斧完全可用来防身以备不虞，且不引人注目，可笑那军校未明了其中关窍，失望而退。
传说宋太祖精于武术，如武林中的“太祖长拳”，说是宋时少林寺僧根据宋太祖所创拳法加以整理而成。又传说宋太祖善使杆棒，北宋末蔡絛（蔡京子）即称政和年间，宋徽宗“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必携从二物，以备不虞，其一玉拳，一则铁棒也”。此“铁棒者，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杆棒一般以木为之，宋太祖所用竟然用纯铁制作，可证其武功确实不弱。
宋太祖贵为天子，不便再如当年那样舞刀弄棒，只能于酒宴中举行射箭等活动，称作“宴射”，但与军事有关的狩猎、蹴鞠之事，始终甚为喜好。宋人记载：“太祖初即位，颇好畋猎，尝因猎坠马，怒，自拔佩刀刺马杀之。既而叹曰：‘我耽于逸乐，乘危走险，自取颠越，马何罪焉？’自是遂不复猎。”此说法似乎只是宋朝士大夫为宋太祖脸上“贴金“之言。此下据《长编》《宋会要辑稿·礼》九之一所载，列出宋太祖开国以后参与的狩猎活动：
建隆二年（961）十一月十九日，“上始猎于近郊，赐宰相、枢密使、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统军、侍卫诸军都校锦袍。其日，先出禁军为围场，五坊以鹰犬从。上亲御弧矢，射中走兔，从官贡马称贺。中路顿，召近臣赐饮，至夕还宫。其后，凡出田皆然。从臣或赐窄袍、暖靴，亲王以下射中者赐马”。十二月二十日，“出玄化门，校猎于近郊”。
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玄化门，校猎于近郊”。十一月二十六日，“出迎秋门，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一”。
乾德元年（963）十月二十一日，“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一”；三十日，“校猎于北郊，射中走兔二”。十一月二十六日，“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三”。
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三”。十二月八日，“腊，校猎于阳武县”；二十九日，“校猎于北郊，射中走兔二”。三年十二月己酉，“畋近郊”。
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校猎于近郊”。十一月五日，“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二。臣僚进奉称贺，皆不纳。回幸金凤园，赐侍臣名马有差”。
开宝元年（968）八月四日，“按鹘于近郊”。九月，“出玄化门，按鹘于北郊。幸飞龙院，赐侍臣饮”。十月十一日，“校猎于近郊，回幸飞龙院，赐侍臣食”；十五日，“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二”。
二年正月五日，“校猎于近郊，由兴礼门幸箜管城，赐侍臣名马、银器有差”。十月戊子，“畋近郊”。十一月十一日，“校猎于近郊”，“还幸金凤园”；十三日，“复校猎于近郊，并回幸金凤园”。十二月一日，“腊，校猎于近郊，射中走兔三”。
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校猎于近郊”。十二月十日，“校猎于近郊”。
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校猎于近郊”。
五年十二月四日，“腊，校猎于近郊”。
八年八月壬戌，契丹使臣来朝，宋太祖“因令从猎近郊。上亲射走兽，矢无虚发，使者俯伏呼万岁，私谓译者曰：‘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九月壬申，“上猎于近郊，逐兔，马蹶而坠，引佩刀刺所乘马，既而悔之，曰：‘吾为天下主，而轻事畋游，非马之过也。’自是遂不复猎矣”。
天子畋猎一般在秋冬时节，开宝八年九月以后，正是宋军攻取南唐的关键时刻，至十二月初，方传来“江南捷书”，而次年十月间宋太祖驾崩，故其于开宝八年九月之后“不复猎”，似非因宋太祖反省“耽于逸乐，乘危走险”而然。然而在开宝六年、七年两年间，皆未见有宋太祖出郊畋猎的记录，这恐怕与宋太祖的健康状况有颇大之关系。
宋太祖另一甚为喜好的体育活动即蹴鞠，也称“蹋鞠”“蹙鞠”“蹴毬”等，是古代一种踢球游戏。鞠，亦写作“毬”，即古人对“球”的称呼，以动物皮为外囊，里面填满物料；而蹴即是“踢”之意。据传蹴鞠为黄帝所创制，用以训练武士。黄帝发明蹴鞠之说当然不必太当真，不过至迟在战国时期，民间即已流行蹴鞠了，如《战国策·齐策》就有齐国都城临淄之民“无不吹鼓瑟……蹴鞠者”的记载。汉代士兵用蹴鞠来锻炼腿部力量，《汉书》注谓：“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习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故贵族以蹋鞠斗鸡为乐，百姓亦“康庄驰逐，穷巷蹋鞠”。发展至唐代，鞠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囊内不再充以实物，而用动物尿脬为球胆充气，成为“气球”。这与现代足球颇为类似。蹴鞠比赛，据东汉李尤《鞠城铭》描写，鞠城（球场）四周有矮墙，球门如一间小屋，正面有看台和楼梯，两队对垒，每队十二人，各拥有六个球门，并设裁判、副裁判各一人。至唐代，因充气之球轻巧且富弹性，故踢法随之变化：球门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比赛双方中隔球门，各在一侧以射中门数多者胜。同时，至迟在晚唐，蹴鞠出现了称作“白打”的新玩法，唐末王建《宫词》即有“寒食内人常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的描写。传世的宋末元初画家钱选临摹的一幅《宋太祖蹴鞠图》，即生动地描绘了宋太祖等君臣六人蹴鞠即“白打”的场面，颇为精彩。
白打不用球门，其动作花样甚多，除手以外全身皆可触球，上身触球称上截解数，膝以上部位触球称中截解数，用小腿和脚踢球称为下截解数。由此组成的联合动作，则称成套解数。因其动作排列组合不同而变化无穷，花样繁多。据明人汪云程《蹴踘图谱》所载，白打可一人表演，也可两人以上比赛。二人比赛，称“打二”；三人称“小官场”，四人称“下火”，五人名“小出尖”，六人名“大出尖”，七人名“落花流水”，八人名“凉伞儿”，九人名“踢花心”，十人名“全场”等。比赛时，蹴鞠者在场地中轮流踢球，以踢出的花样动作来判断输赢，如踢给对方的球不到位，输一小筹，踢出场地则输一大筹，踢出的球不够高、太毒、太重、不该转身的转身了，都要输筹。最后以得筹多者为赢。白打踢法是宋代广为流行的一种自娱性活动。《宋太祖蹴鞠图》原作为宋代名画家苏汉臣所绘，图中共绘有六人：后排左起为楚昭辅、宋太祖、赵普三人，前排左起为党进、石守信、赵光义三人，正在踢球者为赵光义。其踢球的形式即是白打。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喜欢豪饮，时常一醉方休。他在称帝以前，“事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之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宋太祖尝于建隆二年三月末“幸作坊，宴射，酒酣”时，责问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王彦超当即“降阶顿首”谢罪，次日又“上表待罪于私第”，宋太祖“遣中使慰抚之”，同时谓侍臣曰：“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但好酒之性此后并未有改，只是有所节制而已。就在表态酒醉后“经宿未尝不悔也”的建隆二年间，仅《长编》卷二、《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一记载，其国宴、私宴等就有多次：
正月十四日，“上御明德门观灯，宴从臣，江南、吴越使皆与焉”：二十日，“宴近臣于广政殿”。
二月二十七，“幸迎春苑宴射”。
三月二十五日，“宴广政殿”；三十日，“上步自明德门，幸作坊宴射”。
闰三月十八日，“宴广政殿”；二十日，“幸迎春苑宴射”；二十三日，“韩令坤、慕容延钊辞，宴于广政殿”。
七月十九日，“宴广政殿”。
十月十二日，“宴广政殿”。
十一月十八日，“上始猎于近郊，……中路顿，召近臣赐宴，至夕还宫”。
十二月二十四日，“宴广政殿”。
其年中五月初，以“皇太后寝疾，上忧惧，乃曲赦天下，以祈冥祐焉”；六月初，“皇太后崩”；至九月中，还“诏罢大宴，以皇太后丧故也”。是年四至九月间甚少宴会记载，当与杜太后病、卒及举行丧礼有关。但上述记载尚未包括私宴。当然，作为一朝天子，其设宴往往具有政治目的，即通过酒宴的氛围来处理一些颇难措手的政治难题，如是年七月中的“杯酒释兵权”便是一例。
世人常说宋朝士大夫言行细腻，不过此语大抵不是指宋初而言的。虽说名臣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辅佐宋太祖施行了不少仁政，但实在算不上是一位纯儒。据宋人笔记载，有一年宋太祖视察西京洛阳，顺便来到赵普在洛阳的府邸。赵普住宅“外门皆柴荆，不设正寝”，而室内建筑宽敞，“后园亭榭制作雄丽，见之使人竦然”，在正厅放着一张椅子，“样制古朴，保坐分列，自韩王（赵普）安排”，宋太祖“初见柴荆，既而观堂筵以及后圃，哂之曰：‘此老子终是不纯。’”故有宋太祖劝赵普“读书”，而自己“亦因是广阅经史”之说。宋人还记载云：“太祖晚年好读书。”又云：“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与大臣论事，时出一语，往往独尽利害之实。”关于宋太祖读书事，宋人还有两条记载。其一为张舜民《画墁录》所载：“太祖少亲戎事，性乐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衔谓之崇政殿说书云。”张氏此说实误。郭无为乃北汉宰相，至死未在宋朝为官：且北宋崇政殿说书一职设置于宋仁宗景祐初年。其二称“太祖晚年自西洛驻跸白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阙，写《金刚经》读之。赵普奏事见之，上曰：‘不欲泄于甲胄之士，或有见者，止谓朕读兵书可也。’”此也属道听途说不实之词。宋太祖称帝以后，仅开宝九年春尝巡幸西京洛阳一次，而此前开宝六年中，赵普已罢相出朝，去地方为官，没有可能在内宫因奏事而见天子偷偷地抄读佛经。这多半又是出自佛教徒的着意粉饰。与这一记载颇有些类似的，是北宋后期名士大夫元城先生刘安世所言：“太祖与群臣未尝文谈，盖欲激厉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此（汉）高祖溺儒冠之意也。”后人对此评论曰：“元城称宋太祖极好读书，此亦臣子揄扬祖宗至美。夫惟读书，故论事各当。至论与群臣未尝文谈，以励将士之气，恐太祖当时未有此意。盖其质任自然者如此。乃又曰此高祖溺儒冠之意，尤为无据。”确实，此乃“崇文”成为社会普遍风尚以后的宋代士大夫，为掩饰开国天子的粗犷不文而造作有意之言。
宋太祖虽有“稍逊风骚”之评，但在盛出诗人的大唐之后，却也非不通文墨，据《铁围山丛谈》载，徽宗时“御手亲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语群臣曰：‘世但谓艺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纵圣学，笔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阁，永以为宝。’于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晩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风度。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所游戏翰墨也”。现今所知宋太祖诗仅有一首，即那首《日诗》：宋军“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盛称其主‘《秋月》之篇，天下诵传之’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吾不道也。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日出，有句云：“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这“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二句是经过宋朝史官修饰过的，而宋人记载其原诗曰：“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流星赶却月。”语句虽粗鄙，却不失君临天下之豪迈气概。又叶梦得尝记：“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揺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此外，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载：“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可见不谙雅诗的宋太祖，在多年读书之余，其艺术鉴赏力可真不算低。
出身行伍的宋太祖虽为人豪迈，但对治国理民之事却颇为细致谨慎。南宋初洪适尝称：“顷年，先臣以使事久絷异域，访求于廛市之间，换易于酋渠之家，前后所积，凡得乾德、开宝中御府编次太祖皇帝御笔数十卷。其间有及军政者，虽数百之镪、五斗之粟、一匹之缣，亦劳宸衷为之节减。至于迁补军职，招接降寨，赐予衣袄，下至油面、柴炭之属，区处涂窜，委曲纤悉。所以规模宏远，成无疆之业。”
宋初，社会经济较五代已有较大的发展，但生于兵营、拔于行伍的宋太祖显贵后不忘过去，在日常生活中甚为俭约，宋朝官史尝载其“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而宋人笔记野史对此记载更见详细。《三朝圣政录》云：“太祖躬履俭约，多所减损，常服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中闱幕，无文采之饰。尝出麻履布裳赐左右，曰：‘我旧所服者也。’”《杨文公谈苑》载：一日，魏国公主（宋太祖之女）侍坐，与宋皇后同进言道：“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舁，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又曰：魏国公主出嫁后，一日穿着“贴绣铺翠襦”即配饰翠羽的服装进入宫中，宋太祖见后，告诫她：“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公主不以为然，笑道：“此所用翠羽几何？”但宋太祖却认为“上有所喜，下必效焉”:“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窥利，展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公主闻言“惭谢”。'确实，与世人热衷追逐金银宝货者有别，宋太祖对此类身外之物看得较轻。乾德年间，宋军攻灭后蜀，臣下将缴获的后蜀主孟昶所用的“宝装溺器（即便壶）”献给皇上，宋太祖一见，“搐而碎之”，宣言称：“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宋太祖“见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不过，宋太祖此举也含有“示范”天下的用心，故此后开宝中，南汉灭亡后，南汉主刘铱“部送阙下”。刘铱“性绝巧，尝以珠结鞍勒为戏龙之状，极其精妙，以献太祖。太祖诏示诸宫官，皆骇伏，遂以钱百五十万给其直，谓左右臣曰：‘铱好工巧，习以成性，倘能以习巧之勤移于治国，岂至灭亡哉！’”当然，刘 的“珠结鞍勒”乃是献给天子之礼，与孟昶“宝装溺器”乃属战利品不同，故宋太祖对待之态度也有异。开宝末，吴越王钱俶进京觐见宋太祖，“进宝带”，宋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钱俶遂问其详，宋太祖笑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俶闻言“大愧服”。此类记载虽有夸示圣明天子胸襟弘广的用意在，但也可由此一窥宋太祖不重“宝物”的态度。
但宋太祖对家人十分照顾，其弟赵光义、赵廷美子女的待遇，皆与其自己子女相同。由于“陈桥兵变”一事，宋太祖无法强令臣下以“忠”，故大力倡导“孝”道以昭示天下。宋太祖父亲赵弘殷死于后周显德年间，故开国以后，宋太祖勉力侍奉母亲杜太后。北宋末，蔡絛云“尝得太祖赐后诏一以藏之。诏曰‘朕亲提六师，问罪上党’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千五百与皇后、七百与妗子充节料’。问罪上党者，国初征李筠时也。娘娘即昭宪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据《长编》卷一，宋太祖于建隆元年五月二十一日离京西征，六月十九日进入潞州城，二十九日离潞州城东归，七月十日回到开封。推知此“赐后诏”当撰于六月中，而王皇后册立为皇后在是年八月十七日，则此时虽尚未举行册立仪式，但已以“皇后”称呼了。此外，诏令中“妗子”指谁，宋代文献中并无记录。按“妗子”乃民间称呼母舅之妻之语。但史载杜太后兄弟杜审琼、审肇、审进宋初“家于常山（今河北正定）”，至建隆三年八月才“悉召赴阙”。可知此处妗子不会指宋太祖的母舅之妻，而当指杜太后之妹，因其夫刘迁早死，故来依杜太后，并于乾德初年封京兆郡夫人，后进封太夫人。宋太祖侍奉母亲甚为孝敬。如王禹偁《建隆遗事》尝载“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万机之暇，召晋王、秦王……及皇子南阳王德昭、东平王德芳……及皇侄、公主等共宴太后阁中”。至建隆二年五月，因杜太后“浸疾”，宋太祖“忧惧，乃曲赦天下，以祈冥祐焉”，并且“侍药饵不离左右”。
宋太祖对其妹也甚为爱护，在建隆元年八月册立皇后的同日，封皇妹为燕国长公主。燕国长公主初嫁米福德，此时守寡居家，故于是月再嫁殿前副都指挥使、忠武节度使高怀德，赐第京师兴宁坊。开宝六年中，燕国长公主病卒，宋太祖“临哭甚哀，诏有司具卤簿鼓吹，陪葬安陵”，并且哀恸之余，命令左右曰：“明年诞节当罢会禁乐。”
因此，宋太祖颇着力倡导孝道于天下，以达到“化民成俗”之效。如开宝元年因为“西川及山南诸州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多别籍异财”，故特“诏长吏申戒之，违者论如律”；次年又申严此命，“令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其罪死”。与此相应，宋廷又严令“禁民以火葬”，其诏曰：“王者设棺椁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礼，自今宜禁之。”
因长年战火不绝，后周时的宫廷制度即颇为俭约，至宋初，宋太祖更是时加减省。开宝五年五月，宋太祖对宰相说道：“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有阙使之然耶？”又云：“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虽说相对于其他朝代皇帝，乃至其他宋帝，宋太祖可说是不好色的，宋代史籍所记，仅先后有贺、王、宋三位皇后而已，然而既为天子，自有后宫嫔妃制度在，由于宋初史官制度并不详备，故存在记载缺失现象，不过也存在有意失载，以维护开国圣明天子形象的可能。如宋仁宗时，石介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公（韩琦），公指数事为非。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公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石介“服其清识”。王巩《闻见近录》也记载道：“太祖一日幸后苑观牡丹，召宫嫔将置酒，得幸者以疾辞。再召，复不至。上乃亲折一枝，过其舍而簪于髻上。上还，辄取花掷于地，上顾之曰：‘我艰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妇人败之耶？’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宋太祖并非好杀残虐之徒，不至于乘忿屡屡残杀宫人，故推知这两条记载所指当为一事，只是传闻异辞耳。此外，前文所述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颇恃宠”，故“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以劝太宗（赵光义）”，赵光义要求“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乘金城夫人走近，“引弓射而杀之”。也有史书记载被赵光义射杀者乃花蕊夫人。此金城夫人（或花蕊夫人）与上述被宋太祖所杀之宫鬟（或宫嫔）大概仍属一事，因传闻而异辞。当然将杀人者由宋太祖改成赵光义，似还有为宋太祖“洗白”之用意，因为不管是“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还是宫嫔恃宠使性子而惹怒天子被杀，皆属失德之事，即使宋太祖省悟有言“我艰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妇人败之耶”，依然不可为“万世法”。
总之，从烽火连天岁月中走来的宋太祖，其爱憎分明、绝不矫揉造作的性格，使其言行举止乃至当时临朝施政诸方面皆烙上了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从而区别于此后赵宋诸帝。
（本文摘自顾宏义著《宋太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