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故土》，[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程一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3年8月版，78.00元
二十世纪波兰伟大的诗人、学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1911-2004）的《欧洲故土》（原书名Rodzinna Europa，1958）是“文学纪念碑”丛书新近推出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作者的自传体文本。该书讲述的是作者从童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波兰及欧美各地的生活，但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一部剖析个人成长与时代关系的思想自传，其中融合了对“另一个欧洲”的历史回顾、对时代政治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以及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论述。个人的思想自传、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社会史与政治史视角下的文学创作思考……所有这些也都建立在作为中东欧历史文化的反思性自述的基础之上，正如译者所讲的是一种“复调传记”，是充满了多声部的时代反思之声。
米沃什于1911年出生在立陶宛维尔诺（现维尔纽斯）附近的一个农庄。曾在维尔诺的泰凡·巴托雷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曾和朋友们创办过文学刊物，出版了自己的诗集。1934年赴法国留学，1936年回国后在华沙波兰电台文学部任职，并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之后，米沃什在华沙加入左派抵抗组织，从事地下反法西斯活动。1943年米沃什因目击华沙犹太区惨案而写下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二战结束后，米沃什在朋友帮助下被任命为波兰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1950年他被任命为波兰驻法国外交官，第二年他在“道德责任”的驱迫下从任上出走，向法国申请政治避难。1960年，米沃什移居美国，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这就是这本思想自传的作者前半生的主要经历。最重要的是，书中写了不少与他的思想发展关系密切的人物，如奥斯卡·米沃什、博莱斯瓦夫·米欣斯基（绰号“老虎”）等，实际上这本思想自传是包含了他与“他们”的复合思想传记，而且他与他们的思考、抉择和行动同时也反映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时代政治风云中的共同境遇与思想。
因此，我阅读之后的真实感觉是被深深地击中了——在米沃什的思想自传中发现“我们”——突然想起读大学的时候，学院里流传过一份某大学中文系办的杂志就叫《我们》——这是该书给予我的最大冲击与思考，而且来得非常及时。在舆情极端分裂之际，米沃什关于思想成长与搏斗的回忆会使“我们”撕开覆盖在“思想”上的各种面具，是非对错的真实性、复杂性及不可移易的底线一再呈现。可以说，魏东主持的这座“文学纪念碑”同时也是“思想纪念碑”——这部米沃什的思想自传就是他、“他们”以及“我们”的思想自传。
应该承认的是，不仅“译者总是以己之心度作者之意”（译后记），我作为读者在阅读该书中也是如此。而且由于作者的语境与我的阅读语境存在着既非常隔膜——对立陶宛公国的历史与宗教等的隔膜，又极为贴合——作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遭遇——的奇异反差，再加上米沃什在该书中的文字风格所传达的思绪往往很复杂微妙，因此当我说在他的思想自传中“发现”“我们”的时候，可能更多也是以己之心度作者之意，很难完全排除误读作者的可能。
目录所列的全书十九个章节，可以看作是米沃什重返自己的思想发展轨迹的众多视角。但这是一段艰难的思想回顾历程。“纵然解释我是谁非常困难或痛苦，但我必须一试。” “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是让欧洲人更了解欧洲。”（序言，ii）“我在着手进行一次探索，一次深入我自己——然而不仅是我自己——的过去的心灵航行。”（iii） 但是“很明显，完全坦率是不可能的，表面上越坦率，这个角色编造的成分就越大。声称真理不可抵达时，我们撒了谎，因为我们排除了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我们根本无力道破我们命运的所有详情，这没什么可耻的。……我们意识到思想和词语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不相称就够了。然后就可能自觉地设定自己的界线。”（v）今天当我们回首从四十五年前进入大学开始的思想历程——刚好这是近日备受国内知识界关注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同样“无力道破我们命运的所有详情”，同时我们也会对在回忆文本中刻意突出自己的做法保持警惕，因为我们知道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背景上，把自己看成一种社会学现象。保留在记忆里的内在经验届时将会从一个人的环境经历的变化这个角度得到评价”（vi）。米沃什说得很对。
在米沃什关于“出生地”的思考中，有些问题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出生地的偶然性能把我们和在别处所持的整体意见区分到什么程度，也许在这里值得注意。”（第3页）关注出生地与别处“整体意见”的区分程度，的确是一个很独特的角度，在目前流行的所谓“在地性”研究中容易被忽视。关键的问题是，出生地作为一种由语言、文化习俗、历史脉络、意识形态倾向等因素铸造的在地性质决定了思想中的异质性是否可能。放在我出生的“南蛮之地”经验中，就是“在地”与“别处”的不同，是一种另类的精神空间。在米沃什的“意见”区分中，德国神学家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是与信仰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传教史诗，但是在米沃什看来他们带来的是暴力、谎言和对人民的奴役，因此他要把同情献给捍卫自由、并且知道应如何捍卫的在地“野蛮人”。于是，“叙述这些异教徒的英勇事迹、描述听起来熟悉的名字的书落到我的同伴和我本人手中，在我们最初的反应正被塑形的年龄，它们一定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记。这种阅读的结果无疑是对装扮成意识形态的暴力的一种本能厌恶，是对所有‘教化者’的辩护的一种怀疑态度”（第3-4页）。这就是思想萌芽的真实源头，是被偶然的出生地刻写在思想史上的微观文本，其底色起初是怀疑，以后是抵抗，即便仅仅是在思想上的。米沃什谈到了在小伙伴们中间传阅的书以及所留下的精神印记，在我们的记忆中则是手抄本与流行歌曲，因此在小伙伴们的心中很早就解构了“教化者”的道貌岸然。
米沃什在中学接受的是深受天主教影响的教育，由监牧神父给的分数对学生的升级证书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那些被怀疑有无政府主义或反叛倾向的学生，神父会提出很高的要求。米沃什与这位神父教师发生冲突是必然的，神父甚至会认为他的脸上有一种不礼貌的表情而要喊他离开教室。“如果事情只依他而定，他很可能把我从学校开除”（82页）。幸亏的是，他在这里还遇上了拉丁语教师阿道夫·罗哲克，他和同事保护了米沃什。罗哲克从早年就吸收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关于经典作品评论，是一个完全符合西塞罗的人文学科理想和后来关于人文主义定义的教师。他强调学生要学会对词语的分析和赏鉴，让学生明白文学作品是艰苦劳动的成果。作为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者，他对人类理性、团队合作和进步有乐观的信心。他还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管理机构，使米沃什发现了被管理的民主的某些困难（76页）。
米沃什置身于其中的“在地”包含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不是一幅色彩分明的图像。比如内部殖民的区域变化、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差异与合谋、身份政治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冲突等等，使成长于其中的米沃什对于“善”与“恶”的真相有了更复杂的认知感受。在意识形态的话语统治下，虚构的身份背景成为有效的通行证，于是平等主义运动的领袖虚构家谱，以适合盛行的标准；贵族为了获得政府职员的工作把他们的父母描述成农民；关心职业生涯发展的青年人冒充工人的儿子；工人的儿子却试图掩盖他父亲曾活跃于工会的事实（14页）。为了形塑“根正苗红”而割裂历史、埋葬事实，于是“全部世纪的所有遗迹只是一种大众文摘。如今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传染有免疫力”（15页）。
接下来的人生轨迹由此展开。“教育相当于进入官僚体制的入场券，几乎没有例外，由于革命的剧变，官僚体制将拥有令人吃惊的地位。”（28页）这是米沃什对“读书改变命运”的一种解读。虽然当他“往水里扔石子和爬树时，我就确定做个自由人”（同上），但是最后他还是要在体制内面对他的上司，而且发现上司的意识形态在某一点上与自己竟然有一致性，比如对于金钱与贪婪的反感。这是研究知识分子左翼倾向的一个重要视角，正如米沃什说的，“谈到金钱时，没有什么比某一部分不能自卫的知识分子更反资产阶级的了”（29页）。更复杂的是接下来他们对体制的立场和态度。虽然这部分文字的翻译读起来有点费劲，但是大体上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会懂得利用体制，追求名望与特权，利己主义的动机因其他倾向的存在而变得复杂（31页）。这种人生轨迹成就了中欧、东欧知识分子中的那些“他们”，进入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好处。用米沃什的话来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对全能国家的忠诚和他自己的利益正好一致，那么何乐而不为呢？（同上）因此，“使知识分子成为‘机构’的合伙人很容易”（30页）。不过所谓“合伙人”这个词似乎只合适用于律所的老板们身上，知识分子即便在开始入伙的时候有过这种兴奋的幻觉，即便是在米沃什的“机构”语境中，恐怕很快都会清醒过来。在我们看来，这张“入场券”和后来的人生轨迹也并不陌生，独立的自由写作市场无论如何有可能，总是难以抵挡加入有保障的、体面的工作的诱惑。其实，吃饭的地方在哪里还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吐出来的文字是什么样的才是关键的问题。米沃什似乎也在提醒读者，不要把道德冲动简化为社会的决定因素。（31页）
米沃什对于出现在圣乔治教堂的那些上流社会人物的讥讽很犀利：“他们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活着？……只须看看他们的卖弄风情、他们的小诡计、他们的炫耀、他们彼此的好感、他们为金钱的奔忙：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什么都不是。”（80页）他对这些接受人们鞠躬同时展现微笑的上流人士感到极其厌恶。米沃什甚至会在想象中产生暴力的审美报复快感，面对香榭丽舍大道的奢华，他想到这个世界本应陷入惩罚的大火：“我安慰自己它当然会的。如果能把那些涂着润发脂的女人从豪华轿车里拽出来，踢她们的屁股，并让她们匍匐爬行，我就算为那些苟活在茅屋里的人报了仇（或许在正义的面具下只是为我自己）。架设机枪瞄准和平咖啡馆，我也不会把它看成邪恶行为。尽管激烈反对右派极权主义，但我偏爱革命解决的情感从未付诸任何决断的形式。例如，我梦想一种消除教条的左派专政，甚至梦想一种神权共产主义，就像耶稣会士十七世纪在巴拉圭组织的国家那样。”（184页）偏激的梦想其实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精神解毒剂，是在审美想象中对正义的绝对拥抱。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米沃什与两位朋友来到巴黎旅游。有一次，“端着一杯伏特加酒，站在苏联大使馆招待会上，我见识了法国文学和艺术界的左派杰出人物是怎样众星捧月地围在那位外交官身边，抓住他的每个字眼，点头赞同——像老师面前礼貌的小学生。权力这种有魔力的软膏一定也涂抹到了我身上——个东方的新来者，长着非西方的宽阔脸庞，但我以此为耻”（170页）。作者描述得很传神，同样的情景、笑脸、点头我们也并不陌生，那种有魔力的权力软膏也同样涂抹着所有人，也总有人会同样地深以为耻。同时，他对于慷慨陈词地宣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相当怀疑：“对被压迫者的爱给他们提供了托词，但他们在玩他们自己的游戏。从根本上说，更宽泛的理解（例如，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也是托词。他们真正追求的是把别人推进客体的位置，为了把自己看成主体。”（80-81页） 所谓“托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话术，而“客体”与“主体”的区分暴露出那些话术的真实本质。
还有就是民族主义问题。米沃什对波兰民族主义的警惕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他说“我对一切带有‘民族’味道的东西的反感和对那些传播这种信号的人的近乎生理上的厌恶，对我的命运影响很大。”（95页）“读完中学时，我朦胧的政治观只在一点上是完全确定的：我不能忍受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正是这种感觉常为我对童子军以及后来对监牧神父和其他权威的所有反抗提供一个出口。”（100页）书中对于波兰的历史与民族问题有很多论述，但是对于国内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是不容易真正理解的。
书中有专门一节谈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看起来同样充满了复杂性与自我反思。米沃什在大学期间被拉进了一个密谋团体，但是“密谋并不意味着革命”，也没有因此被引导向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在某个成员的家里聚会，在一个本子上交流观点，大家的共同意识只是反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且希望能够改造环境。但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所谓的“密谋团体”实际上只是一种思想交流的小圈子。有意思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仍然缺乏认识的时候，“我们的成功源于我们提出的尖锐问题粉碎了傲慢的措辞。马克思主义依然不可触及，我们已用它的嘲讽作为一种方法”（115页）。这听起来有点像说他们正在被一种文体和修辞吸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大门。这种体验对于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最早阅读一本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最大感觉就是那种激动人心的修辞力量。米沃什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不是在他的学生时代——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可能因为它出现在一个无论从科学还是人文上世界已变得难以理解的时代”（116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带有帮助人们认识难以被理解的时代和世界的使命，这是比较客观的历史表述，能够阐释左翼知识分子被吸引的部分原因。虽然在大学期间米沃什没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事实上非常复杂——对我是必要的，而且我很少能和那些没有接受过它的人找到共同语言。……可以说，在我们世纪的前半期，考验就是一个人的耳朵是否熟悉马克思主义。”（117页）虽然“考验”的说法有点言重了，但这也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我仍然认同的那种感觉——虽然问题复杂，但是有过投入思考的经历仍然是必要的、重要的。
在读大学期间，米沃什面对的是两极分化的政治撕裂：“右派变得越来越法西斯化，左派越来越斯大林化。”（118页）这话说得精准，直到今天放在西方许多大学仍然很接地气。
在因政治态度、立场的不同而撕裂关系的现实面前，米沃什感到选择站队是困难的。“随着我们的团体进一步趋于左派，我对它的态度越来越缄默不满。但我不愿切断与它的联系，因为这会使我在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右派面前无法自卫。……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左右为难，我反应很冲动，出于友谊的习惯，我从那些我视为密友的人中寻找一席之地——只是他们变得越来越不亲密了。”（120页）但是，即便友谊的小船还没有倾覆，难道还能维系下去吗？米沃什看着他们在灌木丛中阅读并评论所谓的经典作品，脸上浮现出世故的假笑， 从一个眼神、一句话里可以感到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后来我才清楚那种甜腻的魔鬼崇拜气氛是刻意营造的。我感到被遗忘、被背叛，绝望而悲伤一一但我认为别人也在心中的某个角落里哀悼真正的友谊，甚至是青春过早的结束，尽管他们摆出快乐的面孔，而且自己也不承认”（121页）。“我”与“他们”渐行渐远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遗忘与背叛本来就是政治辞典中的关键词，而友谊与青春只属于文学辞典。因此米沃什只能说：“怀着对圣奥古斯丁的喜爱，我在这里做什么？当思想和印象的纵情交流被进步与革命的确定事实取代时，我还能说什么？”（同上）
当朋友已经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因功利目标而改变了信仰，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反思，米沃什与他们的关系也随之冷却，他的不安也减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朋友让他感到内疚。当他更多沉浸在个人内心的沉思生活之中，“像猫一样在阳光下蜷缩着身子做梦”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问心无愧地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在一九三六年我的一群同事受到审判后，我的愧疚情结加深了；几个负责人——罗伯斯庇尔也在其中——被监禁一年或两年。我被认为不值得坐在被告的长凳上，尽管我的记录很糟糕。我的同学——且不论我们观点的分歧——对我来说似乎是智慧、勇敢以及和这个国家愚蠢当权者的斗争中自我牺牲能力的化身”（128页）。他说的“被认为不值得坐在被告的长凳上”这句话颇有意味，令我马上想起亚力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说过的一句话：“从大学的教室到伦敦印刷所……我们的整整一生都是尽力之所能实行青年时代的纲领。……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94页）这似乎是对米沃什的回应。米沃什说的这种愧疚之情当然不难体会，只能尽可能做点事情来减轻一下这种心情的折磨。
比观点分歧、友谊破裂更严重的是现实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米沃什对未来的预感是准确的。虽然他说“我并未宣称我清晰地预见欧洲这部分将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不是希特勒胜利，就是斯大林胜利”，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的未来分为两边：一边是希特勒德国，另一边是俄罗斯人，中间是注定要失败的波兰右派和难以成气候的中间派。在现实中他深深感受到的是个体的无力感，最后不得不为新政权服务（122页）。这样的日子终于降临：“一个人被卡在齿轮恶魔般的啮合里……我的文学同代人到处走动，屈服于恐惧和徒劳。它越想为失败辩解，就越感到痛苦，似乎在逃避责任。什么责任呢？出门上街朝那些每天使自己更接近灾难的人呼喊吗？”（123页）
通过文学走向政治，这是许多大学生的“青春之歌”，米沃什也是这样：“大学生活一开始我就发表诗歌和文章，由此我进入一个新环境，成为那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济会的会员——它在每个国家都一样，都是异见分子。我们持续观察彼此的优点……”（102页）文学是培养异见分子的摇篮，这应该是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章。热爱文学的米沃什早就注意到“有大量文学作品以个人走向共产主义……为题材。只有血管里流着无产阶级血液的人才能热情地投身于阶级斗争，这种完全没有根据的看法必须从一开始就被抛弃”（119页）。虽然米沃什还没有看过类似《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但是看来他也知道经过改造之后的小资的血管里同样可以流着无产阶级的血液，甚至可以比工人更热情地投身于阶级斗争。当那种屈服与徒劳的日子来临之后，米沃什只能以诗歌和学业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灾难与不幸仍然刺痛了他，他写下并且出版了社会抗议主题的诗歌集。然而他认为自己这些诗歌充其量只是属于新闻报道，不是真正的艺术，写作只是为了救赎自己（123页）。但是他并没有反对文学作为政治与历史见证的功能，比如他谈到密茨凯维奇的时候，说他对被奴役的人民的忍受与淡漠感到震惊，他对绝对君主制的憎恶与对其受害者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密切相连，他那本关于俄罗斯的诗歌小册子是精炼文风的典范（133页）。
米沃什对于自己的思想成长的复杂性有很多深刻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到来自宗教、历史、文学、政治、民族、家庭等等因素与一个年轻而敏感的心灵的复杂搅拌。“我也怀疑我的思想比我同行的更复杂，更容易进行隐秘的讽刺。与监牧神父长年的神学争论使我养成了回避自我的喜好。”（119页）与神父的争论更多是一种智力上的成长，在本质上他仍然是具有异端倾向的天主教徒。对于我们来说，要理解这一点是比较不容易的，尤其是当米沃什说在他的记忆里承载了整个教会史，举的例子是召开尼西亚公会议（一次世界性主教会议）的公元325年对他而言不是一个抽象的年代。因此他说“对于通常相当肤浅的进步的无神论者的争论，我就像棋手藐视纸牌一样不为所动”（同上）。幸亏在我们的记忆中，同样有一些年份或日子永远不会变得抽象，所承载的更是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重负。那么，记忆对于铸造思想究竟有多重要？他说关于他的家庭的记忆，就几乎不让他服从俄罗斯，可见记忆的力量。关键的是，那些重大的历史记忆构成了米沃什终生坚守的政治立场的底线。米沃什在另外一部书里也说过，“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60页）
这就是注定要活在历史中的思想自传，也是“我们”必须“活在历史中”的理由。“文学纪念碑”就这样成为一代人的阅读纪念碑和思想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