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创刊于1957年7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以发表中国当代优秀作品为宗旨，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大型文学刊物，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担任主编。
在《收获》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三次停刊，又三次复刊，如同一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章。三落三起，既是国命时运的盛衰在一份文学期刊上的反映，也是文学的生命力始终与《收获》相携同行的证明。
1， 1957.7 ~1960.7
“‘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
“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
——《收获》创刊号发刊词
1957年7月24日，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杂志《收获》创刊，主要刊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16开，320页，文字容量70万。
《收获》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作协书记处委托靳以创办，编辑部设在上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邮局发行。代号2-285。
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图源于网络
主编：巴金 靳以
编委：巴金 冰心 刘白羽 艾青 陈白尘 周而复 罗荪 柯灵 郑振铎 峻青
曹禺 菡子 靳以
编辑部主任：萧岱
编辑部人员：姚奔 江敦熙 彭新琪 樊康 寒星 陈海仪（驻京编辑）
巴金在《〈收获〉创刊三十年》中这样回顾了创刊过程：
“《收获》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作协书记处委托靳以创办的。作协的几位负责同志过去都是靳以主编的刊物的撰稿人。……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他是在‘双百方针’发表时筹办刊物的，可是刊物尚未印出，‘反右’斗争已经开始。”
《收获》创刊号上首篇作品，就是鲁迅先生未发表过的一篇重要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接下来是老舍的三幕话剧本《茶馆》，柯灵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艾芜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百炼成钢》（一、二期连载）、康濯的长篇《水滴石穿》。另外刊载了童话、诗歌、短篇小说等。
曾为负责人的罗荪在《三个<收获>》一文中说：
“从创刊号的内容来看，确实是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特别是她突破了一些框框，具有独自的风格。同时，在团结老作家，扶植青年作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第一阶段的《收获》仅仅存在了三年，一共出版了18期，却是不平凡的18期。
尽管筚路蓝缕，屡遭碰撞，但《收获》在促进创作、组织创作方面已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创业史》、《茶馆》、《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林则徐》、《上海的早晨》、《百炼成钢》等当代文学史上人们耳熟能详、不可忽视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收获》走向读者。
2， 1964.1 ~ 1966.7
《收获》停刊后，编辑部不断收到读者和作家们的来信，希望能够复刊。1964年1月，《收获》在上海重现。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者“小收获”。它并不是原中国作协主管的《收获》的复刊，而是上海作协分会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将别的杂志停刊，改出的“新收获”。
《收获》第二次诞生的时代因素，在1964年第1期《收获》的《编后记》中是这样表述的：
“正当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的捷报不断传来的时候，1964四年的《收获》和读者见面了！”
这本“1964年的《收获》”由叶以群领导，萧岱做实际工作。体例为双月刊，主编仍挂巴金名，编辑部成员有：王道乾、罗洪、茹志鹃、郭卓、彭新琪、邬锡康、施燕平、欧阳翠、左泥、周介人、傅艾以、费礼文、盛毓安。
“小收获”第1期比原《收获》厚度小了近一半，176页，16开，容量约34万字，但到了第4期便扩充到了256页，容量约50万字；出版单位一度由收获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1965年第1期起又改回收获社出版。
1964年的《收获》，刊发的长篇有浩然的《艳阳天》，丁秋生的《源泉》，钟涛的《大甸深处》，乌兰巴干的《燎原烈火 》，邹荻帆的《大风歌》(长篇选载)，小说有柳青的《梁生宝与徐改霞》，周立波的《霜降前后》，茹志鹃的《回头卒》等，话剧剧本有陈耘、章力挥、徐景贤的《年青的一代》，还刊载了理论、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
1965年的《收获》刊登了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浩然长篇《老支书的传闻》（续篇），康式昭、奎曾的长篇《大学春秋》，话剧剧本《战洪图》(七场话剧，河北省话剧院集体讨论，鲁速执笔)，其他还有诗歌、故事、报告文学、速写、评论、革命斗争回忆录、从工农兵群众中来等。
1966年第1期《收获》刊发了纪念王杰的专题，第2期刊发了纪念焦裕禄的专题，包含六幕话剧剧本《光辉的榜样》，峻青的小说《焦裕禄和王连川》，芦芒的诗歌《兰考行》，纪鹏的诗《秦寨的麦田》以及张羽、李宗林、何卓林的速写。第2期还刊载了浩然的长篇《艳阳天》第三卷。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作品。由于政治原因，这一时期的《收获》也刊发许多批判文章。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收获》从当年第3期开始“失踪”，连向读者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收获》第二次停刊了，一共出版了14期。
3， 1979.1 ~ 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这场为时十年的“文革”灾难。1978年7月，《收获》开始筹备复刊。
复刊后的《收获》，双月刊，256页，约45万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使用统一书号。第4期开始使用邮发征订代号4—7。
主编：巴金
负责人：吴强
编辑部成员：萧岱 李小林 孔柔 郭卓 邬锡康 盛毓安
1979年1月，出版了《收获》1979年第1期。标明“总第十五期”。《复刊辞》回顾了《收获》的历史，“初由中国作家协会版后改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缅怀了主编之一的靳以，含冤去世的原副主编叶以群、魏金枝，“复刊以后的《收获》，仍为双月刊，它将肩负起创刊之始的使命和责任，以较多的篇幅，发表长篇、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话剧剧本等，同时也以相当的篇幅发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回忆录、诗或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
获得了第三次生命的《收获》率先突破禁锢，发表一系列关注现实、思考重大社会问题的有分量的作品，1979年第1期的《收获》刊发了周而复的长篇《上海的早晨》第三部，陈白尘的电影剧本《大风歌》，彭宁、何孔周、宋戈的电影剧本《瞬间》，刘心武的短篇《等待决定》，郭小川的诗歌遗作《严厉的爱》，茅盾和荒煤的评论，巴金、沙汀的创作回忆录，还有老舍的遗作《我怎样写骆驼祥子》。1979年的《收获》第2期，在思想禁锢的坚冰尚未打破的情形下，率先刊发了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当时从维熙尚未平反，还刊发了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第6期刊发了冯骥才的《啊！》，对“文革”和“反右”进行反思、否定、拷问，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给予大胆的暴露和批判，由此展露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是对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归和高扬。作家和刊物都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
1979年《收获》刊发的长篇还有杨沫的《东方欲晓》，李克异的《历史的迴声》，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小说有谌容中篇《永远是春天》，短篇有茹志鹃《草原上的小路》，张抗抗《爱的权利》、贾平凹的《竹子和含羞草》；剧本有吴祖光《闯江湖》、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和师陀的《西门豹》等，还有诗歌、散文、回忆录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年的第5期上，对台湾文学做了介绍，选载了聂华苓的《台北一阁楼》和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两部长篇，还有白先勇的短篇《游园惊梦》，编者对这三部作品的作者都做了介绍，这是刊载其他作品时所没有的。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收获》奉行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宗旨，力争荟集各种风格流派的顶尖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日趋成熟的实绩。一批著名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最重要的作品均与《收获》结缘，谌容的《人到中年》，路遥的《人生》，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和后来的《三寸金莲》，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王安忆、张抗抗、张辛欣、王小鹰等人，从走进《收获》开始为文坛关注。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收获》密切相关，如现已成为文坛中坚力量的著名作家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人，就是先在《收获》上亮相，然后在全国崭露头角的。《收获》是作家们成名的阶梯，是海内外了解中国文坛发展态势的一个窗口，也被人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
除小说外，散文专栏的视野也在《收获》得到开拓，并提供了新型散文的概念。最负盛名的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李辉的《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等，这些文化大散文将历史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辨色彩融汇在一起，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1986年对《收获》的经营而言是个重要的年头，从这一年的第1期起，《收获》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回出版权，由《收获》杂志社编辑并出版。最初的开办费17万从上海作协借来，后来归还。
《收获》发行高峰期曾经达到100多万，但因为不是自己出版，仅仅每期从出版社获得非常少量的编辑费。1986年起，《收获》杂志开始自负盈亏，不刊广告，不刊软性广告的报告文学，没有赞助，没有后援会和理事会。
在巴老的寄语下，《收获》开始了“仅凭一本杂志，以独特的艺术品位在市场中寻找生存空间”的路途。这一年的《收获》充满了人格魅力，做出了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系列大胆革新之举。
1987年第1期《收获》发表了贾平凹的长篇《浮躁》，这部小说曾经在万人干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小说描写商州地区改革开放之初，商品经济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古老民风民俗的冲击，通过描写秦汉特有的文化风情和生存方式，人性在变革中的裂变，写出人们精神世界的气象，也较早写出了干部腐败，“浮躁”这个词由此成为社会心态的概括和流行语。《浮躁》在1988年获得一个国际奖项：美孚飞马文学奖。1987年第3期《收获》开辟了一个专栏——“实验文体”，李晓桦的《蓝色高地》，张承志的《等蓝色沉入黑暗》，是对传统文体界限的打破，富于形而上的寓意表达。
1987年第5期《收获》，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一期刊物，是青年作家专号，由当时李陀推荐，程永新负责，集束刊发了先锋文学的作品，其中有马原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中篇有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苏童《1934年的逃亡》，鲁一玮的《寻找童话》。《实验文体》栏目刊发的是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还刊发了实验戏剧家张献的话剧剧本《屋里的猫头鹰》，短篇小说是色波的《圆形日子》、乐陵的《门门门》。散文是李彬勇的《远景及近景》。它们的集体亮相，意味着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1987年第6期继续刊发了余华的中篇《一九八六年》，格非的中篇《迷舟》，都是先锋文学经典之作，“余华在1986至1987年写作的小说，每一篇小说都可以被称为一个寓言。他企图建构一个封闭的个人的小说世界，通过这种世界，赋予外部世界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图像模型。”（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
王朔的中篇《顽主》也刊发在1987年第6期。王朔以调侃的口吻，以平民的立场，无所顾忌地嘲弄讽刺了“文革”以来虚伪的理想主义、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是一种新的鲜活的北京语言。
1988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青年作家专号，史铁生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苏童《罂粟之家》，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马原《死亡的诗意》，余华《难逃劫数》赵伯涛的《传奇：永不熄灭》，潘军的《南方的情绪》。短篇小说有格非的《青黄》，扎西达娃的《悬岩之光》，皮皮的《异邦》，还有张献的剧本《时装街》。有意识地以青年专号的方式推介青年作家，注重思想的敏锐和文体的创新，使《收获》成为一代代作家成长的摇篮，新人亮相并为文坛瞩目的最重要的舞台。
使《收获》坚持下来的，还有作者、读者的厚爱与支持。冰心老人称《收获》是“心中的红玫瑰”，冯亦代先生说《收获》是“今日中国最具水准的一本文学杂志”。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在2002年的《收获》创刊四十五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言中说：“《收获》身边集合了几个时代的文学写作者，它从来不嫌弃初学者的幼稚和狂妄，也不盲从和遵命，它总是怀着热切和宽仁的情感，注视着写作者，不吝于机会。”
为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收获》杂志社在2001年创办《收获》长篇增刊，每年两期（2017年起改为四期），每期四部长篇，出版后引起文坛广泛关注，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成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收获》生于上海，长于上海，也为上海这座城市赢得了一系列的荣誉： 2003年迄今，《收获》已连续五届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2007年，《收获》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0年和2013年蝉联此奖；2008年，《收获》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单位奖”，2009年，《收获》荣获建国六十周年最具影响力期刊；2015年岁末，我们接到通知，《收获》杂志又一次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在该批次认定的著名商标中，仅有一家文学杂志。
《收获》上的作品，也赢得众多国内外大奖：《浮躁》获美孚飞马文学奖；《活着》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中国制造》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最慢的是获着》获“鲁迅文学奖”；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左岸》、莫言的《蛙》、苏童的《黄雀记》、金宇澄的《繁花》等长篇荣获“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文学期刊中获茅盾文学奖最多的刊物。还有不少作品获全国短篇、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上海市优秀作品奖等等。
《收获》发表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更是为《收获》赢得了广泛声誉。《人到中年》曾引起中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人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场人生价值大讨论，《妻妾成群》被改编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动物凶猛》被改编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收获》功不可没。
《收获》杂志社成立以来，历届主要领导6人，分别为巴金、靳以、萧岱、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几代人服务于一本纯文学期刊，坚持格调，守望精神。于今，《收获》杂志社编辑团队继续因循着巴金先生提出的“文学杂志就是出人、出作品”的宗旨和主张，向互联网时代延伸着文学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赢得过三次生命的《收获》，不移，不渝，灿烂怒放。
（此文为《上海出版改革史料》一书中的相关稿件，由《收获》文学杂志社提供，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