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孩子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捧着iPad玩游戏，读绘本、听故事入眠，在各色的游乐园中奔跑嬉闹时，你可曾想过，几百年前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呢？当父母向孩子灌输做人的道理，教会他们善良和诚实时，你是否好奇过，历史上那些同样年岁的孩子们，又是如何被教养成人的呢？
鲁迅曾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地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对“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持负面评价的鲁迅，如果看到今日泛滥的“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云云，又会作何评价呢？
几十年间，女性主义运动让女性的声音重新被世界听到，从前专注于写上层社会史的学者们也渐渐将笔触伸向普通人，去挖掘那些权力、阶层金字塔底端的生命经验。而相较于成人世界的众声喧哗，儿童的声音却往往寂静如迷。
1971年，儿童史学家熊秉真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就读。在这个师资条件还算过硬的科系，在藏书丰厚的图书馆内，她竟然找不到中国儿童生活过的历史痕迹。出于对“生命传递”的好奇，以及对“社会文化史并不会让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留下痕迹”的困惑，她决定填补这段儿童历史书写的空白。
通过《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安恙：中国近世儿童的疾病与健康》等著作，她不仅解释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大惑”——生命如何从不可能变为可能；同时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儿童的生活长卷，开创了儿童史学的新天地。
熊秉真，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历史系讲座教授。专研妇孺医疗史，著有《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安恙：中国近世儿童的疾病与健康》等。
“知识即权力”：如何听见6岁以下孩童的声音？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儿童领域的？这个领域什么地方吸引你？
熊秉真：我从小就对儿童这个话题很有兴趣，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母亲是在抗战的孤儿院长大的，我父亲是教育工作者，很早的时候替联合国写儿童文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无意间，习染了他们对幼教和生命的热爱。不只我有这个困惑，当时和我在山野里捉迷藏的玩伴，也都很好奇：生命是如何传递的？初中时，我读到波伏娃的《第二性》，没看这本书的内文时，我不知道它是讲男女之别的，以为“第二性”的意思是儿童，讲长幼之别的。将年龄、人生阶段作为划分身份、制造认同的因素，始终在各个学科刚刚展开。
我对儿童与儿童问题的追寻，与其说是十多年来的一种执着，不如说是一种终生不得其解的大惑。第一个困惑是，在世界范围内，生命是怎样传递下来的？百年前的人均寿命那么短，儿童的死亡率那么高，在这么困难求生的环境里，人是怎么活下来的？第二个困惑是，为什么当时所有的学科都不解释这个问题，没有人，怎么有历史呢？
新京报：关注和书写儿童历史，是不是出于替儿童这个“弱势”群体发声的责任感和道义吗？还是希望能匡正历史书写的偏颇？
熊秉真：学界和公众都说，历史不能只有男人的声音，还要有女生的声音；不能只有王公贵卿的声音，还要有平凡人的声音；不能只有单一个人的声音，还要有族群的声音。但是却没有人说，不能只有大人的声音，没有小孩的声音。后来我发现，年龄是重要的界定因素之一。6岁以下的孩子的声音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很重要的，但却一直被忽视。人口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年龄越小，人数越多。在一个社群中，15岁以下的人占人口的一半。如果这一半的人在任何文字记载中都不出现，都没有声音。这是不成立的。
《童年忆往》
作者: 熊秉真
副标题: 中国孩子的历史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1月
新京报：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少见关于儿童及其生活的系统、完整的记叙。哪些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熊秉真：大家经常说，“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权力。倒过来说也是对的，权力制造知识。我们所有接收到的信息，都和权力结构有关。6岁以下的孩子是没有权力的。
新京报：回溯儿童历史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透过成人的“二手”记录，尽量还原儿童生活的本真。你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的呢？我们如何看待或理解儿童自身生活的意义？
熊秉真：不一定要用二手材料，也可以用儿童的自我陈述。孩子会留下很多直接的证据。我所用的材料不只是文献，还有小孩留下的东西，他们画的画、唱的歌、流传的故事、他们死后留下的衣服等等。另外，我们怎么还原婴幼儿的声音呢？——通过幼科的医疗记录。比如，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拒绝吃奶，雇了一个又一个奶妈，他都推开。这算是他的声音吗？他有表达拒绝的意见。这个声音不是经过二手传播的，而是当时一万多件医院档案中留下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年龄。如果是单一的喜好，就是个例。但如果在按照时间、地点、阶层去调查，将个例集结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趋势，甚至可以展示过去几百年的改变。你就可以说，六岁以前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他有悲欢离合、喜乐痛苦，他有他的希望、有他的需要和意见。
童年的消逝：社会越富庶，儿童就越幸福吗？
新京报：法国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中说，16世纪以前，儿童被视作“缩小的成人”，儿童自身是没有独立地位的。在中国，教儿童做人，也主要是教儿童如何成为“具有某种特质”的成人。现代化的进程为儿童带来过怎样的影响？
熊秉真：《儿童的世纪》这本书，读者多半只看前半部分，就会误以为阿利埃斯对于现代社会“发现”儿童持积极态度。但看了后半部分关于儿童教育史的内容，你就会知道，他其实觉得童年被发现之后，孩子的童年会变得悲惨。因为他们会被送到学校，接受统一的教育，只学特定的学科，听特定的歌，玩特定的游戏，穿同样的衣服，做小孩该做的事，一群所谓的儿童专家，会让他们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父母又很相信专家，按照专家的建议去教育。这是很可怜的。
《儿童的世纪》
作者: 菲力浦·阿利埃斯
译者: 沈坚 / 朱晓罕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新京报：如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不可逆转的现象。站在家长、学校和社会的立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熊秉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不可逆的过程。我想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应对，会不会迎来新的觉醒？不光是现代化的进程对孩子有影响，现在一些大人恨不能让一个6岁的小孩马上长成16岁、26岁的样子，让他懂规矩、变得“有用”，这是很功利的。如果一个社会能善待每个成员，不催逼他，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成长、生活，那么整个社会就能舒缓下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进步，现在我们终于不愁吃穿了，我们的进步却好像变成一块砸自己脚的石头。这是一个内设的危机，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个困境。
新京报：现在互联网通讯发展这么迅速，孩子的童年大多缺少不了手机、电脑的陪伴。你怎么看这件事？
熊秉真：我坐飞机来的时候，看见身边两三岁的小孩都可以很流畅地用iPad，当他看见报纸的时候，甚至还在用手去划，以为这样可以翻页。也许学历史的人就有自己的偏好，容易在时间的进程中看到：随着世界的发展，很多事情一去不回。但是只要你有这种意识，或许就会有一个反作用。
《童年的消逝》
作者: [美] 尼尔·波兹曼
译者: 吴燕莛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
新京报：近十年来，大陆早期教育的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涌现，“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一句很流行的宣传语。很多家庭教育也自愿或被迫加入这个行列。从儿童教育的角度，你怎么看“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种说法？
熊秉真：不光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是这样。我们叫做“competitive rearing”（竞争式的育儿方式）。社会一直往前走，需要一个推动力，成人会将希望像跑接力赛接棒一样，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让孩子快速起跑。但起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们需要追问和思考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一起勇往直前，它赚到了什么、赔上了什么，会在未来越来越明晰。在一个现代化很成功的国家，大家容易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为这个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再也找不回的。我并不想去评述，学历史的人不应该像算卦的人一样，去预测未来。
新京报：绘本引进的热潮、儿童影视和文学作品的兴盛，让孩子可以看的东西变多了，却又似乎更难选择了。传统中国的幼教经验能否为我们当下的文化产品、产业提供一些思路？
熊秉真：我觉得多样性最好。我们已经衔接了晚清、民国以来全盘西化的传统。市场上外国的绘本作品非常多，但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精髓，反而“近乡情怯”。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维持文化的多样，就像生物的多样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维持人文传统的多样性？答案是：不能让一件事或一种观点一枝独秀。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