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简史：1897-2011》，[英]马丁·吉尔伯特著，扈喜林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9月版，236页，98.00元
随着10月7日巴以冲突再起，在世界舆情的撕裂中，国内读者对于中东地区历史尤其是以色列历史的阅读兴趣骤增，在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着许多文章、音频讲座等等。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Keith Lowe）曾经指出，即便是战争幸存者的故事也是靠不住，事实会被遗忘、误记或美化；国家和社会亦然，二战后几十年来，神话、谎言和真相一样影响和塑造了这个世界。“把这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记录进行核对，并将其模铸成尽可能贴近客观真相的叙事，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谈到观点与立场，他认为“在如今这个回音室一样的世界里，越来越多的人只会倾听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那么让自己的观点偶尔接受一下挑战并愿意接受挑战，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基思·罗威《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朱邦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引言，11-12页）。对当下围绕巴以冲突的舆论状况来说，从不同角度阅读来自各种学术背景的历史学研究著作，是走出回音室、接受各种观点挑战的有效途径。
阅读以色列国史总是令人很感慨。一个在战乱中兴起的国家，一方面是奇迹般地在一片荒漠之地硬生生地建立了一个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从建国之后就不断遭遇国家战争、族群冲突、个人恐袭、内部分歧，和平总是显得那么脆弱和珍贵。在战争与和平的艰难抉择之中，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俗政治、新旧的殖民主义与锡安主义争端、温和与极端、左翼与右翼、道义与功利、军事战与舆情战……所有这些统统都煮在一个锅里。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一片如此狭小的地区发生过如此漫长延续和血腥的国与族之战、要面对如此难解的死结。同时我们也看到，围绕着以色列的建国与发展和锡安主义所产生的争议一直以来考验着各国人们的良知、智性、立场表达和关系抉择，同时也折射出不同制度语境之中的历史教育、言论空间、舆情与外交政治的关系等真实状况。假如从小就在一种极端和固化的立场语境中长大，或者以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跌落在另一个极端的群落语境之中，没有自觉的学习与反思能力就很难不落入基思·罗威所讲的那种回音室困境之中。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以色列简史: 1897-2011》（原书名The Story of Israel: From Theodor Herzl to the Dream for Peace，Welbeck Publishing ，2020）以简明精炼的语言和丰富的图片资料讲述了跨越一百一十多年的以色列建国及发展历史，内容提纲挈领，论述通俗易懂，在目前众多的中东和以色列历史翻译著作中，比较适合非专业研究的读者阅读。
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原书先后有2009、2011、2018和2020年四个版本，现在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推出的这个中译本应该是根据2020版翻译的。这是一个权威文本，包含了一百九十一幅罕见历史图片、十四张以色列历史变迁地图，四十三份珍贵手稿、档案，包括犹太人奔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建设初期的老照片、战场实景照片、珍贵的官方和民间档案，包括赫兹尔日记中的几页、一名出埃及记难民的身份证明文件和本·古里安的《独立宣言》演讲稿，以及作者的战地笔记和照片等。作者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员，是犹太史研究权威和中东问题专家，曾作为战地记者亲历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在戈兰高地亲身感受过叙利亚的炮火。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期间，吉尔伯特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库奈特拉（Kuneitra）的公路上遭遇了叙利亚炮火的袭击，他写在十张宾馆衣服送洗单上的日记（影印）收入了该书，短促的句子记录了叙利亚军炮弹的轰炸、机枪扫射等情景（155-157页）。在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中，这是难得的亲身体验。书中有不少类似这种以图片方式复制的档案、文稿、信函和身份证明等史料，并且在书后集中提供了图片中文字的译文，这些都有专业性的研究价值。比起它的简练与通俗，这部分图文史料是我愿意介绍它的更重要理由——尽管意识到作者在立场、观点上存在偏向性。
原书名的副标题是“从西奥多·赫茨尔到和平之梦”（From Theodor Herzl to the Dream for Peace），全书讲述以色列从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到2011年间一百一十余年的历史，涉及复国运动、中东战争、阿以冲突、奥斯陆会议等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尤其是重点论述了《贝尔福宣言》发布、巴勒斯坦的解放、建立希伯来大学、1948-1949年的独立战争、1967年六日战争、1973年十月战争、1982年黎巴嫩战争、巴以和谈和拉宾遇刺等关键性历史事件，对于西奥多·赫茨尔、阿瑟·贝尔福、哈依姆·魏兹曼、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拉宾、果尔达·梅厄等曾经在以色列建国与发展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也做了精简的评述。可以说，战火中的以色列国及“和平之梦”是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
由于该书内容基本上是论述到2011年为止，因此对于当下舆情中有关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的争议以及在这次冲突背景中大国影响的复杂性当然没有提供论述。但是在所谈到的问题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某些与今天巴以冲突背后的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相关的共生“前世”。阵营内部的极端主义暴力路线与温和路线的冲突由来已久，作者指出1967年阿拉伯国家喀土穆会议（interArab Khartoum Conference）提出的“不讲和、不谈判、不承认”决定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深受其害，1964年由这些国家首脑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人的同时，还杀害了一千多名拒绝暴力路线的阿拉伯人（142-143页）。1988年8月，新成立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Hamas，阿拉伯语，意为“热情”，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其宗旨是推动“圣战”）发布了一份声明：不仅仅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1976 年之前的所有以色列领土都是穆斯林的土地，必须被“解放”出来。随着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暴力活动的加剧，持温和态度的巴勒斯坦人被害人数也在增加，在“大起义”开始的三年里，有五百二十八位持温和态度的阿拉伯人被他们的同胞杀害（177-178页）。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签订了《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这是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破天荒的第一个和平协议；9月13日，拉宾与阿拉法特签订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根据1994年5月4日签订的一项协议，巴勒斯坦当局获得了广泛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和义务”，巴勒斯坦当局还将组织巴勒斯坦选举，建立巴勒斯坦议会（181页）。但是在签订原则宣言后不到一年半，在巴勒斯坦当局警察和安全部队负责控制的巴勒斯坦，发生了大量的恐怖事件，造成一百二十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死亡。这些恐怖事件，很多出自哈马斯和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Fatah）之手（182页）。拉宾一再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让这些恐怖行为破坏巴以和平进程，不要中止向巴勒斯坦当局移交权力。但是当以色列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权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的时间日渐临近的时候，以色列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以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反对党利库德集团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的退让（186页） 。2003年夏，美国和欧盟提出了“路线图”方案，希望在2005年底可以建立一个与以色列接壤的巴勒斯坦国，前提是巴勒斯坦公开放弃暴力行为，实行民主体制。为了表示希望与巴勒斯坦达成协议的诚意，以色列在2005年夏从加沙地带撤走了所有的八千五百名犹太居民。2006年1月，公开声称要消灭以色列的组织“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获胜，那年夏季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显著增加，伊朗支持的军事组织真主党（Hezbollah）也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实施报复，空袭了对方设在加沙地带的火箭弹发射阵地，打击了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基地和总部（203页）。
即便只是从上述这些无疑是粗略的、在某些问题上肯定会存有争议的论述中，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在巴以双方内部的极端主义和权力斗争对和平进程带来的危害。而且作者已经注意到了“2005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沙龙退出了利库德集团，组建了政治理念温和的“前进党”，力图推进迈向和平的“路线图”方案。对于内塔尼亚胡，作者在对他的个人介绍中已经提到他在2013、2015年的两次选举中继续连任联合政府的总理，但是没有进一步论述在本书的2020年版本出版前此人在政治上的极端变化以及对以色列民主体制与巴以和平事业带来的影响。
至于作者的观点，当然是更多站在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建立国家、追求实现和平的立场上；正如一位青年学子在和我讨论时所指出的，该书的偏向性是比较明显的。从该书简短的“引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往往被视为一个诞生于战火、成长于战火中的国家。然而，它的起源和发展却充满希望和建设成就。它的缔造者是一批极具远见卓识的智者。这里，最初的拓荒者是一些辛勤劳作的人，他们整饬沼泽，开垦土地。事情并非一帆风顺。虽然这些犹太复国者希望与当地众多的阿拉伯人和睦相处，然而这些阿拉伯人在思想极端的首领的煽动下，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反对犹太人的复国事业。流血事件阻碍了犹太人的开拓、国家缔造和创造。以色列复国路上的每一年，以及以色列努力生存的每一年，都经历了可能断送这一事业的挫折。……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先人一如既往，绝不让自己被消灭。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战争和恐怖中，以色列通过秘密和公开谈判两种途径，谋得了和平的环境。虽然阿以经常爆发冲突，但以色列的这种和平努力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困难重重，以色列仍然是一个活力四射的犹太人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家园。”（引言，第2-4页）但是作者对于犹太复国运动提出的重返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正当性没有展开论述，这本来是关于以色列建国的“和平之梦”论述中的重要议题，也是今天关于巴以冲突的舆情争议中的热点。
中译本的“推荐序”具体地谈到该书论述中的偏颇之处：“一是对以阿冲突的重要根源，即大国所起的负面作用交代不够。如未能剖析英国出尔反尔，对阿犹民族矛盾激化推波助澜的深层次原因；二是对以巴冲突的论述，多强调巴方对以方的暴力袭击，突出受到的伤害，却没有提示冲突背景，并未阐述以色列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封锁，加重巴勒斯坦人经济困境，使巴民众普遍陷入绝望，从而为极端恐怖势力提供滋生土壤等；三是在难民问题上，更多描述从阿拉伯国家‘逃难’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如何‘重获新生’，而不提由于以色列的占领，导致数以百万计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的事实，且把责任推到阿拉伯国家。”（第2页）
这些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更多的事实视角来分析巴勒斯坦的落后贫困与以色列统治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关于以色列在整个巴以冲突历史上应负的责任还有更多重要的问题应该正视和讨论。总之，应该尽可能从更全面的视角、更多事实依据和允许更多元的声音自由讨论的基础上才能接近巴以冲突的真实历史与现实。
就本书而言，也应该看到作者在书中并非没有揭露以军在战争中对无辜平民的伤害。比如在1948年4月9日，以军在代尔亚辛村打死了两百多名村民，其中大多数是女人和孩子（91页）。1982年5月19日，六名以色列预备役军官公开抗议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命令中的“镇压措施”，他们列举了以色列军方的种种“残暴”和“随意的集体惩罚”，这一抗议催生了抗议沙龙“铁拳”政策的“即刻和平”（Peace Now）运动（176页）。在1982年9月17日以色列军包围贝鲁特的战斗中，黎巴嫩基督教民兵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杀害了巴勒斯坦大约三百十三名成年男性穆斯林、十五名妇女和儿童，以及黎巴嫩一百名成年男性、十五名妇女和儿童（169页）。在谈到 2009年1月以色列军在加沙地区发动“铸铅行动”的时候，作者也指出在巴勒斯坦方面的死亡人员中至少有四百六十六人是平民，其中包括女人和孩子（206 页）。
“黎巴嫩战争让以色列民众和国防军中第一次出现大量不满的声音。很多以色列人，尤其是作为反对派的工党，认为军方的行为属于侵略。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60名以军士兵因为拒绝服预备役而被监禁。”（171页）
虽然这部简史的叙事主线是政治和军事，是战争与追求和平的艰难努力，但是对于以色列建国后取得的文化成就并没有忽视。早在1906年，第一所用希伯来语授课的中学和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分别在港口城市雅法和耶路撒冷开学。由犹太人编写出的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语词典的前六卷于1910年正式出版。1925年希伯来大学的建立被作者称作“历史转折点”， “希伯来大学的建立具有双重使命：第一，按照最高学术标准教育巴勒斯坦犹太人和所有阿拉伯人（后来招收到成千上万的学生）；第二，为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提供一个成就学术卓越和热烈讨论的中心”。贝尔福勋爵在希伯来大学的启用仪式上致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一个伟大的文化事业……即将在你们的家乡重新开始……”（47页）除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位于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和位于雷霍沃特的丹尼尔·西弗研究院（Daniel Sieff）这两所研究机构都启动了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犹太科学家和工程师。1938年哈达萨医院（Hadassah HospitaI） 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中东地区最先进的医院，其医疗设施向所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放。更重要的是，在作者看来，“这一新建国家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议会，即‘Knesset’，是议员们就国家大事进行激烈辩论的场所。最高法庭独立于政府，承担着坚定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报纸为读者提供丰富翔实的资讯．其评论报道直言不讳”（122页）。在全书最后一页的彩图中，作者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这里社会开放，媒体自由，议会直抒己见”（208页）。
但遗憾的是，作者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因拥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选举以及言论自由制度而被看作是中东地区唯一民主国家的以色列所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在这方面，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的《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喇卫国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提供了不少事实证据和有深度的分析。在以色列，非犹太人的以色列国民在成为政府雇员、购买土地、竞选国家公职等方面均无法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以色列国民中的阿拉伯人更被视为危险人群，在安检时要接受特殊检查是一种常态。因此桑德时刻感到自己“生活在西方世界最为种族主义的一个社会中”。桑德出生在奥地利林茨的一个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犹太人家庭，面对这种种族歧视的政治，桑德把放弃犹太身份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责任，他坚持认为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及道义原则不可分割。如果从“站队”的角度来看，桑德的“站队”原则就是面对事实真相，站在正义、公平和人性这一边。他放弃犹太身份不仅仅是要表明一种抗议的立场，而且极力呼吁把反对种族主义政策与促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紧密联系起来，呼吁国家的立法者必须把国家机构看作是全体以色列公民的民主权力机构。同样是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认为桑德该书在对建立犹太国合法性的批判等方面的贡献有很大价值和颇有意义（《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附录二，“关于桑德和以色列”）。
谈到托尼·朱特，我认为在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中间，他对于以巴问题的睿智思考和深切的现实关怀是极为突出的。朱特在青年时代曾立志成为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者，数度前往以色列的基布兹当农业工人。但是现实的碾压、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沙文主义情绪让他意识到所谓的“乡村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错觉，终于怀着沮丧和厌恶之情离开基布兹。托尼·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事实改变之后》（陶小路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二部分“大屠杀与犹太人”收入了他自2002年至2010年去世前写的关于巴以冲突问题的八篇文章，其中许多论述对于认识今天的冲突形势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他早在2003年就通过引述工党政治家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对以色列的批评（“被一群蔑视、嘲弄法律和公民道德的腐败集团所统治的殖民国家”），指出要警惕以色列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变化，“除非做出改变，否则5年内的以色列将既非‘犹太国’亦非民主国家”（《事实改变之后》，134页）。他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认为以色列坚持要求哈马斯先放弃恐怖袭击活动是开启任何谈判或者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是合理要求，同时也指出要重视巴勒斯坦人面临的难题：要反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并独占权力的国家，他们的手段只有拒绝和抗议（同上，174页）。虽然朱特曾经设想的解决方案是过于理想主义的，但是他坚持知识分子应该不屈从于任何教条，在事实面前勇于修正错误，因此他作为犹太人敢于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提出批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在坚决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行动及其违反人性的残暴行为的同时，不能无视以色列统治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和极端强硬派与恐怖主义的共生关系所导致产生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土壤。
吉尔伯特在这部简史中有一章专门谈到在苏联的犹太人要求迁居以色列的风波，反映出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一个方面。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苏联政府不允许境内的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离境。1967年战争爆发之后，大批苏联犹太人要求政府颁发出境签证，出现集会示威等活动。1970年12月24日，列宁格勒一群犹太人以非法手段弄到一架十二座小型飞机想要飞往瑞典，失败之后其中两人被判死刑。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发起的世界舆论抗议声中，当局屈于压力而改判为长期监禁。艾达·纳德尔（lda Nudel）是莫斯科犹太人中积极争取移民以色列权利的中心人物，1978年她因在自家阳台上公开抗议苏联政府而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四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87年纳德尔终于移居以色列。书中收入一张1985年艾达·纳德尔的“收件回执卡”，之前她的出境申请被苏联政府拒绝，她在这份从纽约寄来的收件回执卡的签名处写上：“Do we have Hope ？”（我们还有希望吗？）（163页）这是所有被剥夺了公民合法权利的人民的悲怆之问。
1973年的十月战争结束时，两千五百二十二名以军士兵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吉尔伯特说，“曾经参加过1948年、1956年和1967年战争的老兵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下一代不得不走上战场，难道他们在前三次战争中浴血奋战、饱受痛苦，就是为了让他们的子弟再次经历冤冤相报的宿怨？”（150页）在今天，最近这次的巴以冲突也已经导致双方共数千人死亡，回想起吉尔伯特十多年前发出的感慨，更加令人心悸。该书最后是一幅跨页的彩色照片，以色列城市街头的人们在悠闲漫步或在街边咖啡厅聊天，充溢着作者对“和平之梦”的祈祷与祝愿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