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汉书》概说”系列共七篇，此为第三篇。
《汉书》不仅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第二部纪传体史书，而且它的内容还同《史记》具有密切关联，可以说是直接利用和承续《史记》而来。
作为西汉一朝的断代史，《汉书》的纪事，始自汉初，而《史记》纪事的时间下限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这样，《汉书》中西汉前期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承用《史记》旧文或略加改写而成。在这之外的那些内容，则是班固利用前人旧稿加以增改，撰著成书。
唐初人刘知几撰著的《史通》，对早期正史的基本状况，有很多重要的记述和概括。按照《史通·古今正史》记述的情况，从西汉后期开始，先后有刘向、刘歆父子等十多人相继续撰《史记》，所载录的内容，一直增续到哀帝、平帝时期。这些续作，也还都以“史记”为名。
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又另写了“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撰著的这六十五篇“后传”，乍看起来，好像只是人物列传，其实兼有本纪和列传。在《后汉书·班彪列传》里对载录有班彪对其著述宗旨的大致叙述。
班固是班彪的儿子，他就是在司马迁以至乃父班彪这一系列人旧著的基础上动手撰著《汉书》的。史称“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班彪列传》），一开始，只是个人私自撰述。后被人告发，称其“私改作国史”，班固以此获罪下狱，并被收缴书稿。不料汉明帝阅览书稿后大为赞赏，班固不仅没有遭受惩处，反而因祸得福，被明帝授官，“除兰台令史”，复“迁为郎，典校秘书”，并令其“终成前所著书”（《后汉书·班彪列传》）。《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载说：“固自（明帝）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但实际上直到班固去世，并未全部完稿，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后汉书·列女传》）。尽管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对全书各篇的宗旨都有概括的叙述，但这只能说是他预先拟定的一个著述大纲。
班固撰著的这部《汉书》，不管是就其对历史研究的价值而言，还是就其叙事的文笔而言，都是一部足以与司马迁的《史记》鼎足并立的史学巨著。然而就其个人品行而言，却远不能望及太史公项背；甚至可以说班固的品行是相当卑劣的。
东汉时期严重的外戚阉宦之祸，大致都是肇始于窦宪、窦太后兄妹柄政弄权时期，窦宪其人更堪称罪魁祸首，而班固却为攀附权贵，对窦宪百般献媚。不料窦宪于永元四年夏倒台，班固作为窦宪的党羽，也被牵连入狱，随即死于囹圄之中（案对班固品行的批判，别详拙著《发现燕然山铭》）。若是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可以说司马迁的一生庄重而伟大，是重于泰山的；而班固献媚权贵而死，则轻如鸿毛，甚至轻于鸿毛，一文不值。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万历刻本《史通》
班固去世以后，“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史通·古今正史》）。所谓“曹大家”乃班固妹班昭，汉和帝时奉诏入东观藏书阁续撰班固未及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后来又经马融的哥哥马续之手，才撰成全部书稿（《后汉书·列女传》）。
这些他人补撰的卷次，有些与班固原来拟定的计划存在很大出入。如《古今人表》，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称其著述旨意是“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结合“古今人表”这一篇名，显然班固是想在这一篇里通贯列举古今人物的，可我们现在看到的补撰之表，却是但列古人而没有今人（即西汉一朝的人物）。这一情况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分补撰内容时应当注意的。
关于班昭和马续两人在补撰八表、《天文志》的过程中，各自都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史籍的记载不甚清晰。虽《史通·古今正史》云“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但这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表明马续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已。
又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天文志》，称“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梁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亦以“续志昭表”来称谓《汉书》中补写的这部分内容，显示出《天文志》或马续一人所为，而八表似仍由班昭补撰，但这并不能完全确定。所谓“马续述《天文志》”，也可能是马续在班昭初步工作的基础上再增续而成；同样，刘昭“续志昭表”的说法，由于其出处乃是一篇骈文，而骈文中这样的句式，也不宜像散文一样判读。观《史通·古今正史》“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的说法，即可知不能据此把马续和班昭各自所承担的工作截然分开。另外，东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记载说，《汉书》中这八表及《天文志》，是由“（马）续尽踵而成之”（《后汉纪》卷一九《孝顺皇帝纪》），同样表明不宜依据刘昭的说法把《汉书》八表完全归之于班昭。
所以，比较稳妥的提法，应该说班昭、马续二人相继撰成这部分班固未能写成的书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现在所能知悉的情况，只能到此为止。
当然，马续的贡献，肯定要比班昭大很多。《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筭术》”，显然也更具备著述的能力；特别是他那丰富算学知识，对撰著《天文志》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若是全面体现《汉书》的作者，应该说这部书是由班固、班昭和马续三人撰著而成。
不过若似乎这样一讲，就还需要回过头来，再来审视一下班固之父班彪在《汉书》中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谈到，班彪所撰“后传”共有六十五篇，这个数目，已过《汉书》百篇之半。若再考虑到《汉书》前半部分承用《史记》的内容，那么，完全属于班固独立撰述的东西就很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讲述其撰著过程，竟完全没有提及乃父班彪的“后传”，在一些人看来，或有刻意掩没之嫌。如晋人袁宏论及此事，即很委婉地讲到：“史迁之作皆推之于谈，彪经序其谋，略以举矣，而固尽有功，岂不胜哉！”（袁宏《后汉纪》卷一三《孝和皇帝纪》）我理解，袁宏这话的意思，是讲司马迁著《史记》，推功于乃父司马谈的嘱托，相比之下，班固若是能够先稍微举述一下其父班彪的初创之业，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最终成就，那就会更加完美了。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同样没有谈及他利用老爸司马谈旧有成稿的事情。顾颉刚先生的《史林杂识初编》里面，有一个题作“司马谈作史”的条目，举述强有力例证，论定《史记》当中有一部分内容，确是出自司马谈之手无疑，且“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及迁继作，因仍其文”。有意思的是，顾颉刚先生在这句话下面，还特别加了一笔——“盖与尔后班固之袭父彪作者同”。可见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与班固的处理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即若是参照司马迁的做法来做评议，班固的做法，实无可非议。
这就提示我们：怎样看待古书的作者，才更符合当时人的观念？司马迁撰著《史记》和班固撰著《汉书》，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晰而又完整的规划，特别是篇章结构的整体设计；与此相应，他们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撰述宗旨。而这些，我们在司马谈、班彪那里是看不到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司马谈虽写下一部分纪事的内容，但我们看不到清晰而又完整的规划；班彪的“后传”，只是步刘向、歆辈之后，在增续《史记》。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利用司马谈、班彪的旧稿，再按照自己的统一规划将其安排在合适位置上并适当予以增删修改，这实质上只是把司马谈和班彪的旧稿用作著书的材料。
好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把班彪列为《汉书》的作者。其实班固在《汉书》卷七三《韦贤传》、卷八四《翟方进传》和卷九八《元后传》的末尾，都列有他老爹班彪写下的评语，并没有刻意掩没班彪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