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以《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的出版为契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发布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就王金林先生作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拓荒者”的事迹进行了分享，共同领略了其为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在研读了王金林先生的著作后，各位与会者还就王金林先生的著作给自己的研究带来的启发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对今后的日本史研究的愿景进行了展望。
《王金林日本史研究著作选集》
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主持。王金林先生亲临会场，对参加研讨会的学者表示感激。特别是对参加研讨会的青年学者寄予厚望，他谦虚地表示：“我的著作和文章，还处在学步的阶段，跟小孩子走路一样，缺点、错误、不成熟的观点很多，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随后发表致辞。她指出，王金林先生的研究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秉持构建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在研究中始终以“才”“学”“识”“德”的标准要求自己，追求实证有发现，分析有深度，理论有创新，国际有影响的日本史研究。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荣誉院长王勇教授发表了线上致辞。他强调了王金林先生个人杰出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感谢王金林先生为后辈提供的帮助和指导。王勇特别提到了王先生的《简明日本古代史》，这本书对他的学术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是他学术生涯的指南，还是一盏明亮的学术明灯，尤其是其中考古部分的内容给予了他极大的启发。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江静教授主持的研究发表。王金林先生的选集由5部作品组成：分别是《简明日本古代史》《日本弥生时代史》《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原始信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这套选集反映了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史研究生涯的基本轨迹，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方法的变化、课题选择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研究深度的渐进。每部著作的资料来源、内容阐述和观点分析等都明显地带有各阶段的时代烙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就王金林先生的著作《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天地观、祭祀制和日本古坟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本书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系统呈现。他指出，这一著作不仅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日本古代文明产生和发展进程的认识，还推动了学界对日本历史的深入探讨，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李卓教授深入评述了王金林先生的著作《简明日本古代史》。她从自己的学术经历出发，强调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以及对自身学术生涯的重要性。她指出，尽管这本书主要关注日本史，但它不仅仅局限于日本本身。王金林先生以东亚的视角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不仅反映了王金林先生具备世界史的广阔视野，还表现出坚定的中国史研究立场。李卓强调，王金林先生运用丰富的历史素材来解释日本历史的问题，呼吁学者不再拘泥于国别，不再仅限于“日本人说日本的，中国人说中国的”的观点，鼓励年轻一代学者积极建立起中国的日本研究体系，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和历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李国栋针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日本弥生时代史》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表示，阅读完王金林先生的著作，被激发出要与这本书进行深入对话的冲动。他从五个标准来评价王金林先生的这部著作，着重思考了这本书独具匠心的章节设置，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在讨论邪马台国时，要一直扩展到‘大化改新’？”“日本为什么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随后，李国栋从稻作文明和旱作文明的文明原理层面，对传统稻作村寨的平权性、稻作联邦的合议制以及日本古代史中的合议制、集权制和庄园制的发展逻辑进行了分析。另外，他还从稻作农耕以及三角缘神兽镜、石刀等稻作文化的典型器物方面详细说明了王金林先生这本书的章节设置所蕴含的思维逻辑。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海燕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日本人的原始信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加以归纳，认为该书的重要启发意义至少有三点：其一是如何将神话与考古资料结合，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其二是在东亚视野中研究日本的原始文化与信仰；其三是探讨日本神道的文化渊源。从《日本人的原始信仰》一书的独自见解，也可以看到王金林先生一代学者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日本史研究。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刘岳兵则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进行了深刻的点评和分析。他回顾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强调了王金林先生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同时指出这一著作对于深化中日学术交流和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史略》是这次出版的著作选集中的一本新作，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通史。这部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史著作中不仅有对中国正史日本传优缺点的“独门见解”，特别王金林先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日本史研究学界的情况有非常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一些学者对中国日本史学者的藐视，视中国日本史研究只有小学生水平，这也是王先生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争取中国人的话语权和为建构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体系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动力和沉重的责任意识的源泉。时代虽然变化了，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日本史研究者的受辱和奋起，应该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历史记忆。
与会学者合影
在王海燕教授主持的综合讨论环节，来自南开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的多位年轻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对王金林先生的著作进行了深入讨论，主要内容如下：王玉玲结合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日本人的原始信仰》《日本神道研究》三部神道著作，分享了对王先生神道研究的体会。她认为王金林先生的神道研究具有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不仅重视神道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而且是运用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对国内的日本神道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殷晨曦深入解析了《愚管抄》中的“宝剑、武士交替论”与王权之间的关系。她追溯了从《梦想记》到《愚管抄》的发展过程，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宝剑不再代表国王（王权）的身体，而成为武士的象征，从而提出了“宝剑、武士交替论”的观点。这一观点强调了“公家政权”与“武家政权”之间的复杂联系和相对独立性。
徐磊对中日两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了对比，通过深入比较研究，揭示了两国土地制度的异同，为古代史研究贡献了有价值的思考。
姚琼以《中国的天地观和祭祀制与日本的古坟文化》为题，介绍了王金林先生“中国的天地观和祭祀制与日本的古坟文化”一文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古代天地崇拜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的见解。她指出，在“天地崇拜”“四方神信仰”以及“四方观”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系列与四方有关的祭祀仪式，中国古代“四方观”对日本都城建筑以及祭祀活动的深刻影响，日本古代都城的“境界”祭祀是中国古代天地崇拜、四神信仰（四方观）、祭祀禁忌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具体产物，这反映出日本对吸收中国古代“天地崇拜”思想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许海华的报告在梳理邪马台国研究发展历程、主要学术争论的基础上，着重谈到王金林先生的研究基于弥生时代日本地域发展多元论，提出九州北部邪马台国与原大和政权并存的重要论点，为中日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日本早期国家和社会形态的冷静思路。通过对考古发掘成果的应用，结合文献考证，将形成统一地域国家之初的日本放在东亚世界的大坐标下进行考察，从而赋予邪马台国研究这一日本古代史课题以区域史研究的意义。报告认为，认真审视日本学界的观点，继续发挥中国学者善于结合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成果、长于考证的优势，善用分子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点，或将为邪马台国研究带来更广阔的空间。
王侃良围绕王金林先生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分享了自己的见解。王先生曾指出天皇制是“对日本深层认识的关键”，所以王侃良通过对近年来中日学界日本古代天皇制研究的简述和展望就此问题作了回应。从研究时段、数量等方面而观，中国学界更关注“律令制国家”时期天皇制的内在机理和文化成因；而日本学界则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中世晚期至近世的时段内，偏重制度史与经济史的考察，探究“公武关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古代天皇制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趋向上正好形成了互补，各有千秋。我们也可知，王金林先生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制“精神结构”（治政理念、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以及传统习俗）如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它正是该领域未来国内学者构建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方法。
此外，张晓舟围绕王金林先生《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指出日本古代政治构建以中国儒学为思想蓝本，以引进中原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为物质基础，从而实现了由基层到中央的集权政治制度。
曾昭骏从鉴真到无学祖元，精辟地分析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发展线索，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和丰富性，为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增色不少。
本次研讨会在徐建新教授的主持下进入总结阶段。中国日本史学会原会长张健分享了王金林先生与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合作历程，以及王先生在中国学界的重要影响。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谈到了王金林先生对中国当代日本史研究的贡献，提出五个“一”，即“一个平台”：奔忙于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创立与开展多彩的学术活动；“一套丛书”：中国学者的13卷日本史或中日关系史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一本专著”：《简明日本古代史》，为建国后第一部日本断代史，日本史教学的必读参考书；“一片新天地”：与浙商大合作，推进南方日本古代史的发展；“一个宏大目标”：为建立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体系不懈努力。
王金林先生
会议最后，王金林先生向年轻学者表达了殷切希望，强调了找寻优质研究课题、充分挖掘考古材料、积极参与学术探讨、致力于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体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