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23年9月16日郑嘉励在杭州晓风明远书院“《宋风成韵》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
一、好故事的本质是真相
什么是好的故事？我每次讲什么是好故事的时候，总是会举这么一个例子。西方有个故事，人们常说：“真理一丝不挂”。当真理和真相，一丝不挂地来到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个村庄里面的人都吓坏了，他们看到真理都跑了。毕竟赤祼祼的真理，这也太可怕了，太丑陋了，是不是！但是后来智慧老人给真理穿上了漂亮的衣服。然后，穿上了漂亮衣服的真理，再次走进村庄，这时，真理所到之处，就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穿上了衣服的真理叫什么？就叫故事。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形式的真理和真相是很多读者愿意接受的——因为他给故事穿上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是说：好故事的本质，它是一个真相。那反过来说，错误的东西，虚假的东西，矫情的东西，老生常谈的东西，比方说，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事实，那它就不是一个好故事——无论它用了什么样的修辞，它都不是好故事。
好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历史类的写作，怎样才算好故事，我们把历史写作的文本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历史研究或者历史写作，无非就是那么几类。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尤其是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因为它们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有关，所以，一般来说，这类出版物在市场上它就容易走得开，因为它与日常生活的体验有关啊！相对来说，比方说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这样的一些比较硬核的历史内容，它在市场上就很难出得来，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黄博近期的写作，比如《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和《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基本上都是围绕宋代文化史展开的，当然有些内容会稍微下沉一点。因为日常生活的内容，毕竟更加容易地跟普通的读者产生共鸣。但是，这不代表，更加刚性的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在历史写作中是不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黄博是体现出了专业学者的素质的。
我们要知道，人是社会的一个细胞。人是生活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下的人。尤其是我们写作的人，对我们来说，经常是把写作对象的人，瞄定在像苏东坡、欧阳修这样的士大夫、这样的官员身上。对于这样的一些人的文艺生活，如果对他那个时候的政治制度不太了解的话，实际上你是很难真正去理解这个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就是在这方面其实可以看出，黄博他有非常好的历史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你写一个故事，就只具体到哪一个人的身上。而是你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全面的把握，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动的历史。
对一个历史写作的人来讲，历史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像空气一样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黄博的书里面，他在行文的时候，偶尔会用一些非常时髦的语言，甚至用一些网络用语。比方说，他讲到古代的一些制度的时候，讲到古代的一个官职的时候，他会用我们现代的一个类似的现象去类比。这种写作，一方面他可以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这么做又是很危险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历史感不太好，又老是这样做一些古今之间的类比，甚至说一些网络上流行的俏皮话，给人的感觉就会很油腻。但是黄博的写作风格，给人的感觉却是非常贴切的。这个非常贴切，主要就是来自于他非常好的历史感，就是他的专业学者背景，所以他描述的某一个人物的故事，某一种文化现象，哪怕就是一个人的掌故，八卦，他都能够还原到那个故事所发生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希望读者们，在看他所写的书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故事；而是看到他把这些故事，还原在一个定位非常准确的历史脉络里。这就是一个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成为历史写作者时的优点。这就是他跟现在很多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非常轻松的，有时甚至非常搞笑的历史写作的区别。我想这个是黄博写作特点的第一点，这一点保证了他所写书的品质。
二、好故事不只是讲故事
黄博的写作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跟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同类性质宋代历史的读物相比，黄博的写作方式还是不同的。就是他的书，其实仔细去看，他还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写作方式。他在书里讲过很多的故事，比方说《如朕亲临》，是讲宋代的皇帝和皇后的肖像和肖像相关的一些故事；另外《宋风成韵》讲了好几个主题，开始讲的是从五代到宋代初，从一个武人的时代，慢慢转化到一个文质彬彬时代的过程；然后讲宋代士大夫的诗词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书法跟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然后再讲科举考试跟士人们的人生焦虑，最后讲了宋代文学成为商品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们是如何通过稿费发家致富的。虽然是讲故事，但他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具体的某个人物的生平。比方说，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书，如苏东坡的传记，写苏东坡这一生的一个故事。或者描述靖康之难这么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描写某场战役，他们会讲一个具体的故事。但是在黄博的书里。他并不关注某个具体的故事的完整呈现，他关注的是某一类的历史现象的整体展现，从写作上来讲，这是一个学者才会去做的事情。
黄博写的都是某一类的历史现象，他不是对某一个故事感兴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他为了写好某一类的历史现象，某一类的文化现象，他从史料的选择，到史料的组织，到史料的解读，最后到观点的呈现，从写作思路上来讲，其实他完全是学术论文式的写法。比如《宋风成韵》，全书的五个篇章，就是五篇学术论文。只是他没有把它写成那种格式化的论文而已。这一点我不晓得读者们读了之后能不能理解？虽然他的写法是非常流畅的，文本是非常自由的，但是黄博的书，材料的组织，史料的解读，观点的提出，其实都有一定的原创性。所以他的这些大众读物、普及读物的写作，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仍然都是学术化的。当然，学术写作它不只是一个文体的问题，不是一个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的问题；换句话说，决定一个著作是不是学术成果的根本标准，不是看它是不是符合既定的学术写作的基本范式，更主要的是要看它有没有观点和思想的输出。所以去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把《如朕亲临》的试读本寄给我的时候。我就看到黄博跟一般的这些市面上的通俗写作都是不一样的。它本质上是学术论文，只不过他把学术论文写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相对来说更自由、更轻松的文本形式。
三、历史写作可以有情绪表达吗？
黄博写作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包伟民老师在给这本书所写的推荐语里所说的，“黄博果然是一个文艺青年”，当然，黄博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个文艺青年。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研究里，倾注了哪些东西。我们说写人物，文学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但我们的史学家，对他们来说，是不用塑造人物形象的。可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一定会关注那个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包括人被卷入到时代里面的那些情绪，历史上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七情六欲。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情绪是一个非常本质的存在。但是，因为各种材料的原因，包括问题意识的原因，一般来说，个人的情绪它不构成史学研究的内容，个人的喜怒哀乐一般也不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写作里面，如果缺少了情绪的关注和表达，特别是缺少了关注情绪的这一个维度，是很难感动读者的。《宋风成韵》的楔子——“宋风何以成韵”里面，可以看到，他写朱熹怎么样照镜子，写朱熹看到自己的白发，一根根地长出来，然后感叹岁月的流逝。你看他笔下，既有一个历史文化现象的分析，又触及到人的深层次的那种情绪。
什么是写作中的人物？我过去老在想，就是说什么样的写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时觉得“人物”两个字很抽象，现在因为我自己也在写，我发现人物其实也很具体。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比方说我走在马路上，我刚才坐地铁过来。我看到跟我一起搭地铁的人，然后我就会想，这个人他在杭州是干什么样工作的？今天他的老板有没有欺负他？有没有批评他？然后他晚上回到家，他会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这就是生存状态。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会很关注，但很少会与古人去共情，这个是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的。
我是做考古的，我一次带考古的学生，大概是大学本科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学生们当时挖掘了一大批仰韶时期的物品回来。很有名的仰韶遗址，有一大批的坟墓，他们挖了很多的坟墓。然后在我们的考古训练中，在我们史学的训练中，肯定是这样子的，你挖了一个墓，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准确的叙述。就好像医生在解剖尸体一样。类似把你的发掘对象，当成是一个纯客观的物体。这当然在一个学科训练中是必需的。但是这样的方式讲故事是不行的。后来我问同学，我说同学们在清理墓葬的时候，哪一个同学曾经想到过，躺在刚才你们发掘的墓室里面的人，他曾经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曾经有过一样的喜怒哀乐，曾经有过一样的悲欢离合的人？我说：“想到过这个问题的同学，请举手？”结果一个都没有。他们都把墓主人当成了一个纯客观的研究对象。就像我们研究苏东坡，是把苏东坡当成一个纯客观的人来写的。这么写，如果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面对大众的写作，如果从来没有这样共情过，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本书，它难道还有感人的力量吗？还会有情绪的冲击力吗？显然是很难有的。我想刚才这个例子，可以非常贴切地表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黄博的写作里面，他保持了学术调性的同时，他为什么会有情绪的张力？他能够感动人，这就是跟他的文艺青年的特质有关的，他会考虑到那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我想这个是好故事的历史写作中非常重要的特点。
四、历史写作的文本意识
最后一个特点，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是好的历史写作？”的常识，就是黄博的文字是非常流畅的，这个非常难得。他的文字，是没有被我们现在的格式化的、欧化的那种论文文风所污染的。对一个写作者来讲，如果说他没有文本意识，是很麻烦的。这个情况，编辑们是知道的，有些学者的学问非常好，但是他没有文本意识，尤其是现代的学者，很少会有文本的意识。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老一辈的学者，无论是陈寅恪，还是余嘉锡，还是其他的一些学者，其实他们的文字都是很好看的。哪怕是余嘉锡写的像《四库提要辨正》那样纯学术的书，你读他的内容的时候，也是很舒服的。像他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哪怕是不研究这个问题，一样可以读得津津有味。我们不做这些研究的读者，也可以看余嘉锡的文章。把他的文章，当成日常的阅读也是很舒服的。他的文章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是非常好的。
相反，现在的很多学术写作是不好看的，我是搞考古的，反正我要是不搞相关的研究，那些考古报告，那些论文，我是不会当作日常阅读去享受的。主要就是我们现代学术的写作里，作者只要把他提出的观点讲清楚，在方法上有创新就行，是不会把文本意识当成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在学术写作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在面对大众写作的时候，作者是需要有文本意识的，我觉得在这方面，黄博也做到了。所以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版了两本书，这当然是厚积薄发的一个过程，他背后有多少艰辛，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看到他短短的一年之间，就出了这样两本书。而且这两本书都有相当高的品质，都是好的历史故事。所以好的历史故事，它是在学术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之间，取得了平衡，黄博做到了。这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一些体会，在这里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想有志于学术写作的人，有志于历史写作的人，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我想也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