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美]克劳迪娅·戈尔丁著，颜进宇/ 颜超凡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版，230页，79.00元
2023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诺奖官方认为，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妇女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促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揭示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综合有关报道给出的具体理由是：从历史上看，收入中的性别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但是戈尔丁的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差异的大部分现在是在同一职业的女性之 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表示，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令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
实际上，戈尔丁关于美国经济中女性角色的历史演变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和高度评价，其研究方法和特点是利用大量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和工资结构差距演化等方面，均以从历史切入现实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其研究结论往往具有针对当前问题的实际意义。戈尔丁认为，生活中女性总是在不断地支付或多或少的“性别成本”，这源于女性被轻视的历史以及人们对女性错误的认识。戈尔丁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在她之前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埃丝特·迪弗洛的研究方向分别是公共选择和减轻贫困。有学者认为今后会有更多的女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说明关于性别角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问题将受到更多关注和研究。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原书名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2021）是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常见议题而且谁都可以发表些意见，而且作者的论述也显得浅显易懂，但是其切入问题的深度、广度，以及扎实、细致的数据分析研究和敏锐的现实观察，均使这部著作具有深刻的和穿透性的力度。戈尔丁对于自己的研究也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她在书中指出：“一项研究无论做得多好，都很难就性别收入差距这种复杂而持久的问题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但是，大量的研究可以指明方向。”（178页）这个“指明方向”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作者的确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应该注意的是该书副标题“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它表明作者在书中贯穿的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视角，对所有统计数据的分析都带有历史研究的性质，而不是仅仅针对当下的性别经济决策。作者对书名中的“事业”与“家庭”这两个最常见、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也给出了在该书中的严格定义：“在女性的这一跨世纪的旅程中，‘家庭’（family）被定义为有亲生的或收养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家庭是高度个人化的实体。”“‘事业’（career）虽然没有那么个人化，但也很难定义。‘事业’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参加赛跑；和‘战车’（chariot）、‘马车’（carriage）来自相同的词根。事业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或称‘进程’，必须持续一段时间。‘事业’一词不仅表示被雇用，它通常包括进步与坚持，涉及学习、成长、投资和获得回报。对于我们将要跟踪的女性，事业被定义为持久的、受欢迎的职业，例如作家、教师、医生、会计师等，这份职业往往能塑造个人的身份。事业不必在获得最高学历后即刻开始，它也可以出现在以后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工作（job）通常并不构成个人身份或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工作常常仅用于创造收入，一般没有明确的里程碑。”（22页）从副标题到概念定义分析，对于厘清该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领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读者尽快理解其历史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的性质。
该书的“中文版序”写得比较简短、浅显，基本上已经把该书要论述的问题和观点精炼地表述清楚了：主题思想是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权衡取舍，“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小规模的家庭，一些女性甚至放弃了生育孩子。其‘罪魁祸首’不仅在于就业歧视，还涉及一个事实，即女性往往总是‘被期望’应该照顾子女和年迈的父母。造成这种偏见的部分原因与规范和传统有关，尽管这类习俗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削减……。然而，引发事业和家庭相互权衡的另一个原因与工作日益变得‘贪婪’密不可分。夫妻，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妻，如果进行分工，一人从事长时间、不规律的工作，另一人从事较灵活的工作并承担起照顾责任，那么他们的经济状况大体会更好。但这将导致夫妻不公平和性别不平等。于是，一些女性转而追求事业，结果是‘剩女’与日俱增，进而生育率不断下降”。因此，该书讨论的问题是紧迫的。（VII）
或许在有些读者看来，在我们的语境中还有远比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权衡取舍更为重要和更为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还有更多的有关生产与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即便也是从性别的角度看待——需要正视和研究，因此这部著作的研究议题显得有点近乎奢侈了。应该说产生这样的感觉也有其很接地气的道理，但是如果把问题放回到作者所针对的美国社会语境之中，而且如果能够深入作者对各种数据的缜密分析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思路中去，就会发现戈尔丁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为性别平等而呐喊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其紧迫性意义就产生于在看起来并非最为紧迫的问题中看到了导致不平等的思维与偏见的长期惰性存在的危险性质。而且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戈尔丁写作该书时正值美国新冠疫情从发生到逐步消退的过程，因此她在书中反复谈到的就是性别经济以及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遭受的不平等问题在疫情期间被放大与凸显。她指出：“紧随新冠疫情而来的经济灾难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而经济衰退本来不至如此。”（240页）这对于我们恐怕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且作者所使用的大量美国疫情期间的经济数据统计方法也很有参考意义。
戈尔丁在该书中把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按出生与大学本科毕业年份进行分组，同时以“家庭”和“事业”作为比较的特征予以概括，深入揭示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这一研究模式来自1992年她的《百年回首：大学对美国女性生活的意义》（The Meaning of College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Women: The Past Hundred Years）和1997年的《事业与家庭：女性大学生回望录》（Career and Family：College Women Look to the Past），实际上这两篇论文也是该书的核心基础。她所划分的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是这样的：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年间，在1900-1920年间大学毕业，她们会“成家或者立业”，两者不可兼顾；第二组女性出生于1898-1923年间，在1920-1945年间大学毕业，她们是“先工作后成家”，但是大多数在结婚后不再工作；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间，在1946-1965年间大学毕业。她们“先成家再工作”，将家庭放在事业之前；第四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间，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大学毕业，选择“先立业再成家”，她们是第一批渴望从事报酬最高、最有威望职业的女性；第五组女性出生于1958-1978年间，在1980-2000年间大学毕业，这个群体基本上渴望“事业与家庭兼顾”（26-34页）。那么，“这些女性如何齐整地分为了五组不同的群体？”作者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剖析关于婚姻、生育和就业的人口及经济数据来解决（35页），也就是说依据的是数据统计与分析。至于所归纳的在就业与成家之间优先选择的转变，“映射了社会和经济的基本发展。一组与另一组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24页）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应该注意到在这一章的注释部分，作者在注释[28]中特别说明：“这些数据从1940年至2000年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以及随后几年的ACS中 收集而得。由于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1940年人口普查的就业数据将受到大萧条的影响，而1950年人口普查的就业数据则可能受到二战期间女性经历的影响。劳动力数据的讨论主要使用这些日期之后的数据。因此，结论没有受到这两大事件的严重影响。第一组不能包括在数据分析中，因为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只涵盖这些女性晚年之前的一小部分群体。”（272页）可见作者对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是非常缜密的。顺带要说的是，在该书的注释部分也有关于一些事件的背景介绍，虽然比较简短，但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后记”的注释[10]所谈到的美国MeToo运动：“运动始于2006年，但只有在2016年，随着Gretchen Carlson指控福克斯新闻CEO兼董事长Roger Ailes性骚扰以及许多女性提起类似指控，这场运动才获得了全美国（乃至全球）的重视。对Bill Cosby的指控发生在2015年。而《纽约时报》直到2016年才开始密集报道。”（302页）
在分析数据的实证基础上建立了分组比较研究模式之后，戈尔丁要回答的是在造成了女性“事业还是家庭”选择变化的原因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第六章“无声的革命”中，她指出影响女性对事业和家庭的权衡选择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避孕药的普及使用，因为它使女性不再担心意外怀孕，从而可以更好地投入事业中去，并且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人生。她说：“‘无声的革命’彻底改写了幸福方程式。避孕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喧嚣革命中女性一直呼吁的解放。它促成第四组成员挺进必须预先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职业，比如法律、医学、学术、金融和管理领域。这些女性需要自由和时间。”（119页）这个问题对于经历过生育政策的巨大变化的女性来说，恐怕会有更多的感受和观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在该书第三章中，戈尔丁对于自己所投入的性别经济学研究背景也有介绍，可以让我们看到她是如何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把这门学科向前推进的。在这个领域中，最具前瞻性的研究来自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她在1934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家庭生产经济学》（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 “最早评估了家庭无偿劳动的价值，并分析已婚女性如何选择在家干活还是外出工作。当里德开始她的调研时，已婚女性才刚刚走出家门参加工作（主要从事白领工作），因此，她的论著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50页）。“里德的研究旨在将女性的无偿工作纳入国民收入核算。她用国民收入核算的语言论证了女性劳动的经济重要性”（51页）。当1971年戈尔丁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看到白发苍苍的退休教授玛格丽特·里德提着卡片盒子走向计算机中心，当时她从来没有跟里德说过话，因为她既不知道里德的研究那么有前瞻性，更没有意识到里德的人生经历竟然可以帮助她诠释女性经济角色的演变。
戈尔丁提到在1992年，凭借将经济学应用到结婚、离婚、生育和时间分配等家庭的各个方面，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50页）。但是她没有具体论述贝克尔的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虽然看上去与她在后来进行的研究比较类似。我们知道，贝克尔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1957年）研究的是劳动市场中种族和性别的收入差异问题，在《时间配置理论》（《经济杂志》，1965年）这篇论文中考察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最后在《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年）和《家庭论》（1981年）中完整提出了他的“新家庭经济学”，把生产理论应用于家庭行为，认为由家庭成员的时间、技能和知识构成的投入生产出“联合效用”。
有趣的是，戈尔丁说她的论文导师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而福格尔的论文导师则是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因此她很自豪地视库兹涅茨为“我的智识师祖”（51页）。我不知道在诺奖史上是否还有这样的师生三代相继获得诺奖的佳话。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西蒙·库兹涅茨与玛格丽特·里德在研究中有过的交集和在对现实决策的影响中的矛盾和冲突。西蒙·库兹涅茨于192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一年后成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玛格丽特和西蒙的研究时有交叉；四十年代中期，他们共同参与了一项重要但有争议的委托任务：研究生活成本指数，即今天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但是在库兹涅茨提交给国会的研究报告中，他“一度苦恼于是否将无偿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纳入官方统计。最终他决定放弃”，理由是“因为没有可靠的依据估算它们的价值”。而里德则主张应当纳入这些服务，其核心论点是，所有类型的无偿照护工作都被低估了，因为这些劳动没有报酬，也不包括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实际上对整个经济中无偿照护工作的价值进行估算的最新数据显示，其价值相当于GNP的百分之二十，令人吃惊。虽然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里德的观点，可是库兹涅茨的排除家庭等无偿劳动的核算程序一直沿用至今（53页）。
从里德在校园里蹒跚独行的身影中，可以看到戈尔丁《事业还是家庭？》的前世，同时也让人感慨的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戈尔丁说，她在里德身上“窥见了可能的愿景，并渴望去找寻自己缺失的梦想”（66页）。从她今天取得的成就来说，那个愿景与梦想不仅仅是“女性可以像男教授们一样投身于研究事业”，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全社会都关注和重视女性在家庭劳动中对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从而在经济制度和工作结构中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说到解决办法，戈尔丁在书中通过研究配药行业的案例，提出的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结论：“工人之间的替代性，是降低长时间和随叫随到工作过高时薪的关键。如果两名员工彼此能很好甚至完美替代，那么当其中一人不得不休假时，另一人可以无缝接替前者的位置。客户、病患、学生和顾客可以由某一熟练员工移交给另一熟练员工，不会丢失信息，不会改变信任度，也不会产生效率差异。……配药行业的案例告诉我们的是哪些变化可以促进性别平等和改善夫妻公平，而不是这些变化必须如何实现。……拥有完美（或接近完美）替代者的理念，对女性和夫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通过研究配药行业的案例，我们得以了解该行业如何消除了性别收入差距，以及其他行业可以如何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才是至关重要的。”（204页）结论是对“替代性”的思考和促进往这个方面的变化。
戈尔丁的研究建立在美国语境中的性别经济与家庭数据统计和现实观察之中，那么放在中国语境中是否也具有某种阐释力量，这是需要专业人士研究的问题。我请教了一位朋友，她是在中国大学任教、有过在美国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经验的文化人类学教授，她认为从自己亲身经验体验到的是，在中国的劳动报酬制度中的性别平等比美国的情况要好。对此我马上想到了戈尔丁在书中所讲的她的亲身经历：她与另外两位男性经济学家一起担任某机构的内部报告评审工作，但是他们获得的报酬却是她的两倍，后来才纠正了这一不平等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的确难以想象。但是她也指出我们也存在隐性的不平等问题。从女性学者的成长过程来看，她认为同样存在戈尔丁在研究中指出的由于照顾家庭而导致研究周期拉长、职称提升较慢的状况。而对于戈尔丁为解决女性的“事业还是家庭”而提出的呼吁，她认为恐怕更多只能立足于女性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同时我也请教了一位现在文博系统做研究工作的青年博士，她认为生育儿女对于女性学者的事业发展确有很大影响，她提醒我注意申报有些科研项目的要求中的三十五岁这道坎，这正是不少女性学者遇到的“事业还是家庭”的难题。另外她观察到在公务员系统中的青年女性比较少这种矛盾，我想这或许可以从“行政工作”与“学术事业”的不同语境来理解。我相信她们的看法的确反映出中美两国在性别与经济研究中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语境，以及不同的学术发展脉络。但是也有不少问题是两国女性都共同面临的，比如戈尔丁在书中也论述到三十五岁这道坎，她说如果在三十五岁之前就进行“非升即走”的选择，那么就可以先努力工作再成立家庭；但是随着晋升年龄的提升，就要更晚才能成立家庭。于是，“更多女性和男性必须在职业生涯稳固之前建立家庭；否则，他们可能将永远无法拥有家庭”（211页）。说得很对，问题都是共通的，而且提醒我们思考的是，如果把某些研究项目的申报年限放宽到四十岁，在内卷越来越严重的形势下，可能会让更多女性青年学者不得不把成家更往后挪。
最后，应该特别提醒读者思考的是戈尔丁在“后记”中的呼吁：“今天，让男性参与照顾孩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但过去并非如此。在过去，哪怕是最支持妻子的丈夫，也无法轻易绕开企业、机构和政府维系的制约和障碍。”（247页）在今天应该大不一样了，“女性要想获得事业、家庭和公平，丈夫们对工作的需求要与女性相同，他们务必要负担家务，女性才能专注工作”（249页）。不但在家庭中，而且应该在工作中体现男性的力量：“我们需要男性在工作时伸出援手，鼓励男同事们休育婴假，投票支持补贴儿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让公司改变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价值。除非在‘余下的旅程’中带上男性，否则美梦难以成真，愿望无法轻易实现。”（250页）她以美国副总统兼女超人的丈夫道格拉斯·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为例，说明男性应该以他们的“肩膀、纸巾、倾听、共情和帮助”为女性提供支持，“这样的男人多多益善”（250页）——也就是戈尔丁经常想起她的学生说过的话：“我想要一个想我所想的男人。”（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