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做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带来一场题为《布罗代尔与白乐日：在世界史中研究中国史》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戎恒颖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宏图教授与黄洋教授参与对谈，埃玛尔教授的夫人米海依·科尔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亦出席了本场讲座并参与对谈。
莫里斯·埃玛尔教授 本文图片均由徐思佳拍摄
讲座伊始，埃玛尔简略介绍了两位学者的生平与主要著作。布罗代尔出生于1902年，职业生涯起步于中学历史教师，他在阿尔及利亚任教有十年之久，后来他返回巴黎，在一所中学继续教学。1935年至1937年，布罗代尔来到巴西新创建的圣保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职。这次经历对于布罗代尔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它是对一个因其殖民史而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未知国家的发现，布罗代尔在巴西能以一定的距离感，考察他所研究的欧洲与环地中海世界，并将后者视为一个整体，同时在细节上有所修正。1937年，布罗代尔回到巴黎，随后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任职，该学院的研究重心是教学法问题，志在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方法和领域。二战爆发后，布罗代尔作为炮兵中尉在阿尔萨斯前线服役，1940年6月他被德军俘虏并遭到监禁，直至1945年5月方才获释。布罗代尔监禁期间与此前积累的巨量档案材料完全隔绝，他只能凭借记忆和借阅的书籍资料完成写作。布罗代尔在战俘营里用铅笔和学生练习簿写下《地中海》的3到4个版本，并邮寄给巴黎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阿尔及利亚的妻子。1948年，布罗代尔担任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分部秘书，1956年费弗尔逝世后，他接任主任一职，并接替《年鉴》（Annales）杂志主编。1963年以后，布罗代尔长期担任人文科学之家的主席。布罗代尔的雄心是使历史学更为现代化和年轻化，为此需要创办新的研究机构，并寻求新的学术思想。
白乐日是布罗代尔的一个重要对话伙伴，他较布罗代尔年轻三岁，却于1963年英年早逝。白乐日出生于匈牙利，1921年求学于柏林，在导师福兰阁（Otto Franke）的指导下，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为唐代经济史。白乐日不仅关注经济史研究，他还广泛关注唐代的社会史与政治史等研究领域。1925年至1926年间，白乐日问学于法兰西公学院的马伯乐（Henri Maspero）教授。纳粹德国上台以后，白乐日因其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而受到政治迫害，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沦陷期间，白乐日成为一名地下的、学术的抵抗者，他匿身于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村庄里，从事种田和养鹅以维持全家生计。二战结束后，白乐日在法国学界并未谋得教职，直至1949年才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获得研究员的职位，该机构是当时法国唯一能够聘请外国专家担任教职的机构。1955年，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申请到6个教授职位，白乐日经过遴选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分部，随后他创办了中国研究中心。同批进入该机构的学者还包括汉学家谢诺以及日本、印度和伊斯兰等地区的研究专家。在得到了重要的机构支持后，白乐日随即展开对中国宋史的研究，其开创的学术传统赓续至今。
埃玛尔随后对两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作了评述。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出版于1949年，它不是一部有关国家、君主或者王朝的历史，也非研究战争、外交的历史，它的研究对象是地中海以及由地中海所联通的整个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为此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即“地理史”（geohistoire），由这个概念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而重要的问题，比如能否建立一部关于气候变迁的历史，这些问题在当时引起了有关历史学的学科边界的争论。布罗代尔提出一项庞大的学术研究规划，该规划在20世纪60年代时由一批法国学者完成，他们通过葡萄的收成和树木的年轮，重建了晚近一千年的气候演变史，并追溯至资料更为稀缺的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气候变迁，这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布罗代尔提出课题的可行性。
布罗代尔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当代世界》（Le monde actuel: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这部著作并非是面向历史学家的学术作品，而是面向高中毕业班的教科书。布罗代尔的雄心是要向17至18岁的高中生提供全新的历史教育，它不再是传统的国别史，而是以世界史的眼光来研究国别史，这就需要向年轻学生教育世界主要文明和文明圈的历史演变，尤其是要让他们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观念。《当代世界》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非欧洲大陆的文明史，包括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等等，第二部分才是欧洲文明。布罗代尔认为，欧洲文明并非世界文明的起点，而是作为世界文明的终点，这种倒置的观点提供了一个理解文明演进的新视角。这部著作掀起了一场史学教学的革命，当时埃玛尔还是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他就选择了该书作为学生教材，当然也有很多教师认为这本书难度过高，他们将它作为备课教材，而选择了更为平庸的教科书作为授课教材，因此这本书并未取得《地中海》那般的辉煌成功。直至布罗代尔逝世后，这部著作才得以再版，并重新定名为《文明的语法》（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
布罗代尔的第三部重要著作是1979年出齐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包括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史、城市史、农业史、工业史、科技史、流通史等等。布罗代尔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广泛求助于白乐日和另一位研究印度的学者，他们给布罗代尔提供了众多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布罗代尔在修订《物质文明》（第一卷）时，与白乐日有了更为充分的交流：他向白乐日提出问题，要求对方提供信息；而白乐日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向布罗代尔提出新的问题；布罗代尔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引用白乐日所提供信息时，也作了新的拓展。在《物质文明》（第二卷）中，布罗代尔探讨了很多有关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机制等问题，并且论述了中国本土及国际市场的贸易与流通状况。在《物质文明》（第三卷）中，布罗代尔还回应了由白乐日提出的重要问题，即中国是否有可能在18至19世纪向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和流通机制演变。布罗代尔并无意书写一部中国经济史的著作，而是试图将中国经济史与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明史相结合。埃玛尔指出，布罗代尔在机构方面的大力支持使白乐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白乐日也向布罗代尔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这也有力促进了布罗代尔本人的研究工作。
讲座现场
埃玛尔举例道，白乐日的《天朝的官僚制度》（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de la Chine traditionnelle）对布罗代尔影响很大，该书构成了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第二卷）中论述中国部分的最为重要的基础。白乐日的著作涉及时段主要是唐朝，但对于布罗代尔而言，该书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因为尽管有着朝代更迭，但精英官僚制度在中国却是长期稳定的存在。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来，这种连续性的制度产生了断裂，布罗代尔和白乐日均认为，这种断裂性可以与大革命给法国造成的断裂相提并论。但是这个论断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厘清一个重要问题，即法国革命不是一件发生于1789年至1805年的事件，而是如孚雷所言，它是从1789年持续至1870年的长时段进程。布罗代尔认为，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如果排除英国工业革命的话，中国与欧洲在经济发展方面既有着差异，也存在很多共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对于欧洲的物质文明史研究而言，也有着学术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埃玛尔随后介绍了白乐日的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唐代经济史稿》（Beitr?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1933）、《中国中世纪的社会与经济》（Etudes sur la societe et l'economie de la Chine, 1954）、《天朝的官僚制度》（1968），这些著作奠定了白乐日的学术地位。白乐日于1963年英年早逝之后，布罗代尔在没有前者为其提供原始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主要依据的是传教士所带回的资料以继续他的学术思考。
埃玛尔随后展示了一段布罗代尔所写的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字。布罗代尔写道：“事实上，在欧洲与世界的其它地方，存在着‘历史学意义’上的不平等。欧洲人创造了历史学这一职业，而且他们利用它为其利益服务。这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加以证实并承担其后果。非欧洲国家的历史才刚开始建构。在认识与阐述的平衡尚未建立之前，历史学家很难去解决世界史当中的‘戈尔迪的绳结’（意为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我们能够理解欧洲至上主义的起源。”（1979年）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当时史学界争论的核心问题，即便是在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争论也尚未结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埃玛尔还谈到了布罗代尔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思考。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当中提出了全新的资本主义概念。他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市场经济，在从古希腊社会直至19世纪的所有社会当中，都存在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利用权力积累财富，但是并不构成权力本身，然而资本主义并非商人之间进行的市场交换，而是垄断的经济类型，它并不服从国家，而是将其意志强加于国家，它们构成了庞大的、超国家的上层结构。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印证了布罗代尔在四十年前作出的论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和超国家特征已经使得民族国家焦头烂额、疲于应对，并且造成了贫困化、失业和环保等社会问题，因此布罗代尔的论断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讲座现场
对谈环节中，与谈人李宏图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历史研究应拓展视野，努力打破国别的界限，多关注其他国家的历史，让学者们在国际交流中彼此受益。随后，李宏图就国别史与普遍史之间的关系、中国崛起对全球体系的意义两方面向提出了问题。埃玛尔教授回应认为，从布罗代尔和白乐日之间的学术合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在写作《物质文明》及《文明的语法》时，已经认为：在欧洲之外，诸如中国、印度、巴西、日本等国家的历史经验对于整体史、全球史来说，具有和欧洲文明同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视角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欧洲的，而是多元的、世界的。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崛起具有双重性，除了民族国家的内部体系以外，还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新的世界经济空间密切相关。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为解决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等问题带来转机值得我们关注。
与谈人黄洋教授表示，埃玛尔教授的讲座令人感受到许多欧洲的优秀学者通过关注学习其他文明的历史来打开视野，克服研究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值得钦佩。在布罗代尔和白乐日的合作之外，还有一个例子，即法国著名古典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和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合作。在一篇合著的文章（L'évolution des idées en Chine et en Grèce, du VIe au IIe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1964）中，两位学者通过对于理性在古代希腊和中国思想中兴起历程的比较来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揭示出：理性思想并非欧洲所独有，古代中国的理性思想同样具有价值。反过来说，中国学者同样需要扩大视野，用世界的眼光克服学术研究中容易产生的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埃玛尔教授由此回忆起在一次关于法国封建社会的研讨会上，一位汉学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向他提供了很有启发意义的参照信息。历史研究中，关于某一个文明的许多问题往往都需要到其他文明中寻找证明，故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对于双方都大有益处。
戎恒颖循此话题回顾了年鉴学派在宋史研究方面的国际协作，并就当代年鉴学派如何接续白乐日对中国的研究工作向埃玛尔教授提问。埃玛尔表示，从具体层面而言，法国当代已经有了接续白乐日传统的宋史研究代表学者如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等；从整体层面而言，目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中国历史研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新方法、新领域的开拓需要高水平的学术共同体，二是需要聚集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优秀学者以进行跨国别、跨学科的协作，这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埃玛尔回忆他在巴黎大学历史系求学时，从来没有外国的历史学者授课，而今天，法国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巴黎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研讨班，都要求30%以上的课程由外国教师担任。埃玛尔本人就在担任法国高等社会实践学院研究员的同时，当选为意大利大学的教授，打破了意大利历史学界过去没有外国教授的传统。这说明制度化的国际学术合作正日益成为新的趋势。
历史学系博士生李小龙就布罗代尔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一书两个不同中文译名（《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之间的选择向埃玛尔教授提问。埃玛尔回应称，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布罗代尔著作的意大利文翻译中。他认为，书名的调整主要是出版商根据本国读者情况所做的选择，从文本接受的角度来说，这种偏离作者原意的改动调整同样值得研究。不能忘记的是，布罗代尔此书的主角始终是作为空间和历史的地中海世界，任何翻译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代表了某一特定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