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被欧洲人视作梦魇的奥斯曼帝国，在经历了16世纪中叶苏莱曼大帝统治的黄金时代之后，进入了漫长的衰落阶段。“衰落论”最初是由17世纪奥斯曼国内一些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提出的。当时的奥斯曼人有一种叫做“公平循环论”的观念，将国家、军队、财富、臣民、公平解释为层层相套的循环。他们认为，自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公平的循环”被打破了；一切背离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的奥斯曼社会的变化，都是奥斯曼帝国正在进行“腐化”的表现。这不仅是奥斯曼国内的学者所持有的观点，也对欧洲的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叙述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标准范式。但过于简单的描述，显然不能概括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之后的全部历史。于是，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历史闪光点，比如柯普吕律家族的中兴、郁金香时代等开始被一些学者加以强调；但他们的研究和叙述，大多也仅仅聚焦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等较为表面的领域；而且，这些学者仍然认为，尽管有这些能被称为“中兴”的现象出现，但总体上奥斯曼帝国仍处于逐渐衰落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全球史和比较历史研究等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奥斯曼史叙事和研究范式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学者开始摒弃衰落论范式，运用那些曾经没有被重视的，或者是多国多语言的史料文献，着重对16世纪末到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各个方面的状况进行更加广泛且深入的研究，逐渐倾向于将这段时期视作奥斯曼帝国的转型期，认为17和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主要特点是适应和转型，而非衰落和解体。于是，至21世纪初，原先的衰落论范式基本上遭到摒弃，一个“转型论”的新范式在奥斯曼史学术界被构建了起来。
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一方面，之前的学界基于对这一时段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叛乱历史的分析，在苏丹的权威如何被限制、分权的政治模式如何形成等方向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与这个转变的过程相伴而生的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化，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阿斯勒罕·居热布泽尔（Asl?han Gürbüzel）于2023年付梓的《驯服弥赛亚：奥斯曼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1600-1700）》（Taming the Messiah: The Formation of an Ottoman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1600 - 1700）是首部较为详细地介绍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中伊斯兰教和苏菲主义扮演了何种角色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居热布泽尔力图还原一个前现代、非西方的政治公共领域在奥斯曼帝国出现的过程，并探讨在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中政治主权和宗教话语相互交织的关系，试图回答“在一个逐渐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公众是如何理解和行使他们新获得的政治权力的”这一问题。
一
阿斯勒罕·居热布泽尔硕士毕业于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之后于201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和中东研究的博士学位，在博士期间师从著名的土耳其史学家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博士毕业之后，她就职于麦吉尔大学伊斯兰研究所（McGil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目前是那里的奥斯曼史助理教授。
在麦吉尔大学，居热布泽尔和同样研究中东及奥斯曼帝国史、伊斯兰史的同事、学者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其中包括阿拉伯史专家莱拉·帕森斯（Laila Parsons）、阿拉伯文学专家米歇尔·哈特曼（Michelle Hartman），以及奥斯曼帝国史学者巴基·泰兹詹（Baki Tezcan）、卡亚·沙欣（Kaya Sashin）、阿里·亚伊哲奥卢（Ali Yaycioglu）等人。在对现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和社会文化，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中，她逐渐形成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历时六年时间，完成并出版了这本书。
关于“公共领域”，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现代早期出现的公共领域的转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哈贝马斯通过对英、法、德三国在现代早期国家和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在17、18世纪的西欧，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之中，公众们通过咖啡馆、沙龙、茶馆、音乐厅等公共空间进行交往，形成了一个松散但开放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网络与国家相对立，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成为了影响政治权威性的公众基础。尽管出于各种原因，历史学家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持有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但仍在关于早期现代的研究中保留了“公共领域”这一术语，并将其认为是早期现代性的关键特征之一。
在传统的奥斯曼史学中，马克思·韦伯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传统的奥斯曼社会被苏丹、伊斯兰教士和地方显要牢牢把持，社会交往在传统的奥斯曼社会中根本不存在。因此，“公共领域”仅仅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只是到了近代，才随着东方各国进行西方化改革时才被引入。但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关注到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在早期现代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似之处，有关奥斯曼帝国早期现代性的可能性被不断地发掘了出来。奥斯曼史学者认为，奥斯曼帝国在现代早期的权力斗争是在公众的视野中解决的，并且往往是通过公众参与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在有限的精英之外形成了新的权威合法性的替代来源。“公众”对政治的参与日益标准化，并逐渐要求新的场所用以讨论公共和政治议题，这种“公众可见性”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成为早期现代显著的政治景观。
居热布泽尔在《驯服弥赛亚》中提出，17世纪正是奥斯曼帝国这一早期现代性因素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政治权威和宗教话语的协商、谈判与竞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公共领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最终得以形成。在书中，居热布泽尔大胆并有理有据地挑战了几个盛行的关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错误认知。首先，是上文中提到的“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不存在公共领域”的观念。其次，是哈里发理论的作用问题。居热布泽尔认为，有关哈里发的神秘主义理论发挥了使非王室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权威主张合法化、一定程度上遏止王室权威的作用，而不像之前所认为的，哈里发理论仅仅是“一主一国”的集权主义制度构想的理论支撑。再次，居热布泽尔反对“公众和国家必然是相互对立的”这一观点，提出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有多种的互动形式，其中既包括分离和反对，也包括支持与合作。在书中，她多次强调17世纪帝国的政治结构上的转变，实际上是在帝国内部各个政治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伙伴关系”，而这种分权的形式，使得奥斯曼帝国内部达成了平衡，保证了奥斯曼社会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的相对稳定。
居热布泽尔跳出了强调苏丹、禁卫军、乌理玛等等官方政治主体的框架，从道德和精神权威、话语权的角度入手，以一个经常被忽视、误解，但却在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拥有极大影响力的组织——苏菲派梅夫拉维教团（Mevlevi Order）的历史经纬为主线，探索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发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变化，回答梅夫拉维教团为什么、以及如何对这种变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问题。
二
何谓“驯服弥赛亚”？居热布泽尔提到，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盛期的苏菲主义神学把帝国塑造为一个“宁静和平的人间天堂”，将帝国的苏丹从普通的国家统治者提升为对抗邪恶或对抗伊斯兰逊尼派之敌人的救世主“弥赛亚”，为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建构服务；但这种政治神学思想，在16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发生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变革，也悄然改变。
本书用六个章节的内容，为读者展现了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变化与政治社会现实变化相互交织的历程。居热布泽尔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对梅夫拉维教团的叙述，而这也契合了她对本书主要探究的问题的回答——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帮助新形成的政治主体理解和行使他们新获得的政治权力的，主要就是梅夫拉维教团。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不止表面上的禁卫军、乌理玛等特权阶层，奥斯曼帝国越来越多的公众、市民开始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政治当中：在各个政治事件中，比如1656年禁卫军叛乱、1687-1688年工匠起义等等，都能看到社会公众的身影。换句话说，公众是被动员了起来，以协助政府、禁卫军，或者其他政治主体，并在动员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转变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从何而来？居热布泽尔的解释是，16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政治权威开始谋求与“呼吁净化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法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的“清教主义”的宗教权威相结合，试图通过统一的宗教对社会重新建立集权模式，而这一行为跨越了公私的界限，违逆了长久以来的伊斯兰世界“社区内部享有隐私和自治权”的做法，引起了公众对于清教主义的抵制。而苏菲派梅夫拉维教团的宗教话语，对公众的反清教运动起了支撑作用，合法化了17世纪新的行动者在之前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政治行动。（93-94页）
梅夫拉维教团和帝国当局之间，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虽然奥斯曼统治者对教团创始人贾拉鲁丁·鲁米（Jalaluddin Rumi）抱有敬意，但与教团的领导人（称作切莱比，Celebi）的关系并非一直友好；帝国有时会支持教团，而有时又会打压教团，甚至废黜时任的梅夫拉维切莱比。居热布泽尔指出，这不仅仅与梅夫拉维教团和官方逊尼派教义的冲突有关，还与梅夫拉维教团的强大财力和网络，以及其意识形态意义有关。（97页）梅夫拉维教团所拥有的宗教地产瓦克夫（Waqf），使教团与其附近的城镇和村庄从金融和经济上联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络；梅夫拉维切莱比由此获得了财富与社会地位，成为了本地的显要。此外，萨法维波斯“苏菲派教长（Sheikh）成为国王”的先例，始终在奥斯曼王室头上萦绕，而且梅夫拉维教团确实将自己视作奥斯曼王朝的伙伴而非被统治者，也加深了苏丹对其的疑虑。居热布泽尔指出，随着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政治的变动，苏菲网络越来越突出，而梅夫拉维教团也在新世纪的伊始发现了自身的崭新定位。（122-123页）
在梅夫拉维教团的宗教话语之中，蕴含着顺应17世纪奥斯曼政治变动的思想，而这也是梅夫拉维教团在17世纪实现复兴，并与新的政治主体结合的原因之一。梅夫拉维教团对于波斯的权力多元性理论的推崇，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的概念的强调，满足了新政治主体的政治愿景。此外，梅夫拉维教团自身也存在双重权威的体制——鲁米的后代梅夫拉维切莱比是世袭的道德权威，而非世袭的梅夫拉维教长则是智识权威。这种体制，形成了梅夫拉维教团“不是个人的专制，而是不同形式权威的合作与协调，才是公正统治的基础”的认知。居热布泽尔提出，正是这些宗教哲学话语，使梅夫拉维在奥斯曼帝国精英——禁卫军、帕夏、文学家等人群中受到欢迎，并充当了权利掮客的角色，为他们的向上流动和政治主张提供了合法性。（129-130页）此外，教团的萨玛仪式（旋转舞）、咖啡馆等场所，成为了不同阶层相互联系的社交空间；苏菲派利用这些空间，与更大的公众联系了起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梅夫拉维教团与新出现的政治行动主体进行结合，在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公众对抗国家权威和宗教权威的联合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居热布泽尔认为，在几乎贯穿整个17世纪奥斯曼的禁烟问题争端中，奥斯曼国家和宗教当局对烟草的污名化和禁令除了考虑到烟草对健康、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安分的咖啡馆顾客和禁卫军之外，其目的还在于建立将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合为一体的国家宗教话语：对国家和宗教其中一方的冒犯，既是罪恶（sin）也是犯罪（crime）。梅夫拉维教团的僧侣和作家通过两种途径，来反对国家和宗教当局。第一种是对“法律中立”（一个伊斯兰观点，反对“清教主义者”鼓吹的“任何不能追溯到先知时代的教义或做法都应该被根除”的观点，认为在先知之后的事情中，法律具有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需要人们保持原样、保持沉默；因此，伊斯兰教法对于这类问题，既不能作出肯定判断，也不能做出否定判断。）的概念加以强调，反对将罪恶和犯罪混为一谈、反对将道德监管延伸到私人领域。第二种是创造一种积极肯定创新和变化的话语，将烟草描述为一种“好的创新”，把吸烟的声音与接近真主联系起来；一些作家还创作出新的文学作品，将烟草从一种世俗的瘾，提升为文雅绅士的标志。苏菲教团在反禁烟令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17世纪，苏菲教团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将“弥赛亚”统治者奉为宇宙的顶峰，而是将奥斯曼帝国文明的话语传递给寻求新形式的政治主体、新精英和城市公共领域；而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对于清教主义运动试图对公共空间进行政治和道德的监视的积极抵抗，使奥斯曼帝国全新的社会公共领域最终兴盛起来。居热布泽尔提出，奥斯曼帝国早期现代的公众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在政治权威、宗教权威、公共权威的合作与博弈之中，他们能够就一系列创造具有活力的城市公共领域的条件的问题进行思考。于是在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的思想领域中，一股反清教的力量形成了一种累积性的传统，即在与公共隐私和创新有关的问题上，界定当局权力。（211页）
于是，本书的标题得以解释：苏菲主义话语在17世纪通过从神学与历史的角度，来划定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对于公共领域的界限，“驯服”了与奥斯曼主权相分离的“弥赛亚”苏丹，也“驯服”了前几个世纪盛行的“弥赛亚”集权主义，促进了奥斯曼帝国政治公共领域的最终形成，实现了奥斯曼帝国“伙伴关系”式的分权政治结构的平衡。
三
“伙伴关系”这一分析是早期现代奥斯曼政治结构和社会转型的新范式，在近些年的研究中逐渐被学者使用。阿里·亚伊哲奥卢在其《帝国的伙伴》中首次运用了这一概念，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处于变革和危机之下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的转型，提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苏丹塞利姆三世以及之后的大维齐尔阿莱姆达尔帕夏（Alemdar Mustafa Pasha）进行的“新秩序”改革，是帝国中央试图与外省显要建立“伙伴关系”，为帝国确立一种协商联合式的统治秩序的尝试。在《驯服弥赛亚》中，居热布泽尔也反复提及这一概念，但比亚伊哲奥卢所研究的时期更为早期，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亚伊哲奥卢的研究成果达成了接续。她认为，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向帝国中央与新的政治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转变，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正是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38页）“伙伴关系”范式的使用，为学界提供了分析奥斯曼帝国在早期现代的地位的新的思路，也为给读者呈现更为深入、更加生动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增添了可能性。
除了研究范式上的创新，《驯服弥赛亚》也分别在史料运用、比较研究、反对二分法等方面展现了自己的特色。
在史料的选取方面，居热布泽尔一方面运用了大量来源于社会的非官方史料，比如小市民的日记、清教主义者和苏菲派僧侣的自传、17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流传的轶事、流行的诗歌作品等等；另一方面也对关于当时的公共社交场所，比如苏菲派仪式、咖啡馆等的记述投入了关注。这种史料运用方式，既符合了本书以苏菲派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也呼应了居热布泽尔所说的，“对早期现代主权的研究需要超越官方话语”的要求。
虽然居热布泽尔在本书中研究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公共领域，但也不乏将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地区，尤其是同时期的欧洲所经历的变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考察奥斯曼帝国在早期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比如，居热布泽尔在第一章中考察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在早期现代的宗教政治。居热布泽尔认为，对道德监督的日益重视和国家对宗教社会组织的不断加强的干预，是早期现代宗教政治的重要方面。欧洲国家在1555年《奥格斯堡条约》到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期间完成了教会和政治权威之间的结合过程，实现了有效的中央集权；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则在16世纪后期走上了与欧洲相反的道路，通过分权和协商的过程实现了稳定。（56页）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和欧洲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做深入比较，一方面可以使读者从更熟悉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另一方面也深化了本书的研究内涵。
在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时期中，帝国中央与新的政治行动主体、奥斯曼帝国的“清教主义者”和“反清教主义者”、官方乌理玛与苏菲派梅夫拉维教团等等，似乎是彼此尖锐对立的，这也符合许多人所持有的早期现代世界尖锐对立的“宗教-世俗”“保守-创新”的二分法固有印象。但居热布泽尔则在书中表明，这种二分法所建立的模型只是一种分析工具，在真实的历史中，每个历史人物所在的位置只是在这两个端点之间的一个位置，并不存在绝对化和理想化的人物。因此，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在伊斯兰教法之外，还有一个由社区所框定的拥有内部事务自治权的隐私世界，而正是国家和宗教试图对这个领域的渗入，导致了公众的强烈抵抗。我们还会注意到，即使是伊斯兰学者，对待禁烟问题也持复杂的态度——他可能会支持在公共场合禁烟的同时，反对国家和宗教权力伸入私人领域全面禁烟。这种打破固有印象的历史叙述，进一步为读者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尽管本书有许多优点和特色，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存在着不足和亟需深入研究的地方。首先，本书侧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对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城市和地区没有投入太多关注。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范围辽阔且相对稳定，而且地方显要的崛起，也是奥斯曼帝国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限于史料缺乏等原因，本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穆斯林和男性，对非穆斯林和女性在政治公共领域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关注不足，这点作者在书中也是承认的。
总的来说，虽然有一些不足之处，但《驯服弥赛亚》不失为一部走在学科前沿的、见解深刻的对于早期现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思想史的研究的出色学术专著。本书对奥斯曼帝国“转型论”架构的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去考察奥斯曼帝国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崭新视角，使之不仅仅在奥斯曼史和中东史研究领域，而且在现代化理论、宗教学研究等领域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扩张所创造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使其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内稳固的话语权。西方国家所构建的东方学话语，在将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认为东方人没有西方人“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质上不猜疑”的优点、将东方社会描述为“停滞了好几个世纪，政府和社会都反对变革与创新精神”的同时，也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定义为通向现代性的唯一正确道路。在西方扩张威胁之下的东方各国，也将西方化改革作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主要途径，而且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确实推动了其现代化进程——这也从另一个方向巩固了西方道路的神话。
这种迷思，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才得到大规模的反思。针对“现代性”的问题，历史学领域也在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影响下展开了新的思考。大众观点将世俗化与理性化当做西方现代性的起源的主要因素，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腾飞正是由理性思想所缔造的，即使我们稍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早期现代西方的变革思潮总是与基督教的宗教话语相互交织。基督教、新教在西方现代性起源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试图论证的。但在之后，沿着此种路径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大多忽视或否定了一个问题——在别的文化中，有没有蕴藏着现代性起源的土壤？居热布泽尔的《驯服弥赛亚》在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宗教话语和实践中，为伊斯兰文化中的现代性起源考虑了一种可能。在17世纪奥斯曼公众对政治领域的参与中，在苏菲派梅夫拉维教团的“多元主权”宗教哲学思想中，在伊斯兰世界民众因时因势而对其宗教话语进行解释和创新之中，我们看到了现代性起源的一种可能。
有关中东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只是奥斯曼“转型论”构建的诸多问题的其中之一；而对奥斯曼“衰落论”范式的批判和“转型论”的提出，也是近几十年史学界受多重影响重新考察早期现代世界的一个方面。遗憾的是，国内奥斯曼史学界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学术转向投以足够的关注，在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历史的叙述和研究之中，几乎没有学者明确打破“衰落论”范式。希望今后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能够对历史研究学术前沿投以更多的关注，使更多的前沿历史研究成果进入国内学者和大众的视野，以推动国内历史学界的进步和大众智识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