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95后作家周于旸:“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

在上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上,“周于旸”这个名字让一些人感到陌生而意外。他是那份名单里最年轻的入选者,生于1996年,他入选的短篇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是他的第一本书。

近日,这位年轻写作者的第二本书《招摇过海》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招摇过海》收录八则故事,讲述了一个个与“逃离”有关的故事:有人想逃离充满鱼腥味的小镇,逃离“渔二代”的身份;有人想逃离以爱之名歇斯底里的母亲;有人想逃离垮掉的家庭;有人想逃离人类的虚无……他们不时仰望星辰,感到渺小和孤独,他们纵身一跃,即便最后狠狠落地。

《招摇过海》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回想上一本,《马孔多在下雨》的每一个故事也几乎都与“逃离”有关。

“‘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周于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出版的两本书都是短篇小说集,介绍新书时需要提炼共性,“逃离”就是他找到的那个共性,但它并非预设的主题,“‘逃离’通常意味着出现了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事实上,中学时代的周于旸就将写作视为一种逃离,他逃离课本,逃离题海,却在想象的世界里肆意横行。那时他成绩一般,考试时唯一有兴趣的就是作文题——在他看来,那是唯一一道勉强能自由发挥的题目,尽管还是命题作文。他也参加了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结果获得了第十九届和第二十一届的一等奖。

上了大学,他选择了中文系,毕业后先做了几年体育编辑。从校内到校外,人情世故,千头万绪,各种各样的“规则”像一面大网扑面而来。所幸,写作总能为生活带来一丝轻盈,哪怕只有一小会儿的离地时刻。

“写小说的好处是能够让人集中精神,注意力一旦聚焦,脑子里没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就逃离了。”两年前,周于旸已选择在苏州老家全职写作。在此次新书出版之际,他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周于旸,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界》等期刊


【对话】

澎湃新闻:少年时代想象过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吗?

周于旸:小时候我卧室里有一个书架,摆满了我父亲的书籍,他在买书这件事上从不吝啬。我的娱乐活动不多,主要是看闲书,它们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阅读的影响外,还生发了个念头,这么大一个书架,很想摆一本写着我名字的书,这个念头后来变得很强烈。我倒没想过当科学家,小时候写小短文,“文学家”可比“科学家”好写多了。上了高中后功课越来越难,成绩不断下滑,思考了一下将来自己能做什么,觉得写作是唯一的出路了。

澎湃新闻:那时候作文成绩好吗?

周于旸:我的作文成绩还不错,也是我学生时代唯一拿得出手的成绩,我理科很差,尤其数学。语文成绩也不算好,加上作文才好看一些。但现在反过来想,要是当时成绩突出,未必会想着要走写作这条路。

澎湃新闻:你获得过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你觉得自己和韩寒、郭敬明、张悦然那代获奖者有什么不同?

周于旸:那时一个中学生想发表作品、当作家,通常都会去参加一下新概念作文大赛,我第一次获奖时已经办到了第十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没那么大影响力了,一夜爆红的时代也结束了,保送名校也不可能。相比于80后的一代,文学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它已经变得安静而小众。拿奖以后,也有幸在《萌芽》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这是我写作的起点。当时还在念高中,受到挺大的鼓励,那也是最需要鼓励的年纪,这股盲目的冲劲就是一开始的写作动力。

澎湃新闻:我曾和读创意写作专业的95后有过交流,几位同学都提到过这代人的生活大同小异,基本是“读书、高考、大学、工作”,因而受困于“怎么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你有过类似的困惑吗?

周于旸:写到现在,倒不会在“与众不同”上产生太多的纠结了。每当觉得自己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基本都会在后来的阅读中见到它们。这么多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大部分的想法都已经被实施,停车场的车位早就满了,觉得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很多时候可能是读的书还不够多。

当然,“与众不同”仍应该是写作者向往的境界,但它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像“我该如何写好一棵树”这样具体的问题。抽象的目标往往会在无意中达成,写好一个人物,讲好一个故事,或者实施一种想法,就会做到一定程度上的与众不同。

澎湃新闻:你写作的困惑是什么?

周于旸:写小说本质上就是困惑下一句话该怎么写,每一句写完的话都是答案,每一句未写的话都是困惑。当然这么回答太讨巧了,分享一个具体的困惑,比如说,在小说中写对话时我会比较谨慎,人物的对话像口音一样,需要去学习和模仿。不同职业的人用语习惯肯定不同,南北方人的讲话口吻也不同,老人小孩也有差别,这个东西是很难用技术弥补,尤其是长对话。如果完成不好这个事,能写的人物就少了。

澎湃新闻:在文学师承上,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周于旸:最早学过钱锺书、张爱玲等一些作家的比喻句,学过王小波的叙事腔调,还有一阵子迷恋塞林格,卡夫卡、海明威、萨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影响很大。最近看了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和蒂姆·高特罗的《死水恶波》,也学到些东西。另有些作家只能欣赏,比如罗伯·格里耶。 

周于旸第一本书《马孔多在下雨》,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澎湃新闻:你现在是全职写作的状态吗?在那之前,你做过哪些工作,辞职时有过顾虑吗?

周于旸:我在2021年夏天辞了职,之前在上海做体育编辑,每天看NBA,写体育新闻,倒挺有兴趣。2021年到现在,一直都是自由写作的状态,辞职时已经把该考虑的事想过一遍了,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在上海生活开销太大,每月工资花完,还需要倒贴稿费进去,实在不划算。

澎湃新闻:那现在的写作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周于旸: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出门写作,通常找咖啡馆或者书店。晚上看状态,有时候还要继续写点,有时候就玩游戏,一直玩到睡觉,睡前会看点书。总体来说比较散漫,自律程度不高,若是状态不好,绝不强逼自己。

澎湃新闻:你会因写作感到焦虑或自我怀疑吗?

周于旸:不仅为写作焦虑,还会为生活中的其他事感到焦虑,为焦虑本身感到焦虑,我周围的写作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焦虑,属于职业病。很多时候不知道在焦虑什么,一旦思维密度过大,就会产生某种焦虑的感觉,实际上还是不够信任文学,文学本身会给人提供精神答案,不论是否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如果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信念感,焦虑应当也会减少。

澎湃新闻:除了纯文学,你也会尝试一些类型小说的写作,比如科幻小说。这类尝试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周于旸:今年出现了ChatGPT,外星人的事情也被热议。以往写到人工智能和外星人,通常会被划分为科幻小说,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了现实。放在几十年前,小说里写到视频通话可能都算科幻,现在早已成为日常。时代已经先往上靠了,小说应当走在时代前面。科幻小说是个宽阔的场域,可以放肆地想象,将时间和空间扩大,能玩的东西更多。小说也是个把玩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这点和物理学一样。科幻小说也更考验想法和设计,很多我们自以为别出心裁的构想早就被科幻作家们写过了。

澎湃新闻:在写作之外,你日常有哪些兴趣爱好?你似乎对夜空、天体很有兴趣,我发现新作里数篇写到了主人公仰望星辰月亮的时刻。

周于旸:写作这个事情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没有精力再培养第二个正经的兴趣了,剩下的无非是一些娱乐项目,打球、打牌、下棋等等。我小时候对物理学感兴趣,看了很多物理学家的传记,还有科学发展史之类,直到我的课表中出现了物理这门课,我彻底失去了兴趣。我在小说中写到物理学时,还在吃小时候的老本,比如《鹦鹉螺纹》写到的永动机,最早是在一本讲文艺复兴的书里看到的,说那时候的科学家都热衷于研究永动机,书上还有一些造型插图,看到之后我停顿了一会儿,想象着自己制造的永动机,将近十年过去,2019年我写《鹦鹉螺纹》的时候,它在这篇小说里派上了用场。

周于旸近年发表、出版的作品


澎湃新闻:从第一本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到新作《招摇过海》,你笔下的许多故事都有关“逃离”:逃离一个家庭、逃离一种身份、逃离一次命运……还有很多时候,主人公偏爱于隐身或消失。你自己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为什么格外偏爱“逃离”这个主题?

周于旸:“逃离”是一个很难逃离的主题,它是一个很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塞一点,就好比一本书介绍说是写人生的,等于白扯,什么小说不是写人生的?“逃离”也差不多到这个程度了。我出的这两本都是短篇小说集,介绍新书时需要提炼一点共性,“逃离”是我找到的一个共性,它不是预设的主题。“逃离”通常意味着出现了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在《招摇过海》里,有意要写这个主题的只有两篇,同名篇《招摇过海》和《雪泥鸿爪》。《退化论》虽然是个关于逃离人类社会的小说,但更多的是想写人的异化。

澎湃新闻:《退化论》写到了一个人辞职去动物园当动物,但最后他发现,“人世间是一个更大的玻璃罩子”。进入成年时空后,你会觉得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无奈和无处可逃吗?

周于旸:当然是这样,哪怕在成年之前,待在学校里也会有无处可逃的感觉,实际上那会儿更无奈,因为连写小说也是件不务正业的事情。有句话讲,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感到无奈和无处可逃,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勇气的缺失。

澎湃新闻:有人将写小说视为情感抒发,有人将写小说视为一种谋生……你觉得写小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写小说是否也是你生活中的“逃离时刻”?

周于旸:情感抒发或谋生都有更好的选择,写小说是痛苦的行当,尤其是想把它写好的时候。但写作是回报率很高的工作,写一行就是一行,写一篇就是一篇,不会白忙活。人吃饱喝足之后,总想寻找一点意义,写作能提供这样的意义,也能化解一些无意义。写小说的好处是能够让人集中精神,注意力一旦聚焦,脑子里没别的事情,自然而然就逃离了。

澎湃新闻:最后我想问,你对你现在的工作——写作,有信念感了吗?

周于旸:信念感和虚无感像一个东西的正反面,信念感是一个很饱满的状态,认真、专注并且有所相信,最后才能产生信念感,有时候多想一分就虚无了。写小说要虚构,虚构时想的比较多,思索越多也越容易产生怀疑。在不写作的状态谈论这个事情,信念感是很足的,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又是另外的感受。不过我还是有一些信念的: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恰恰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

周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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