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古贝尔曾戏言道：“法兰西国王的遗体为编年学勾画了一条条清晰的边界。”然而，此番见解已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家的探索范畴，因为历史学家们渴望的是在他们所研究的那个历史时段里找出某种逻辑关联。君主之死是全社会思考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国王去世便是对他的统治进行盘点之时，也是权衡革新之可能性的时刻。重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旧时代的政治关系，以及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这种政治关系是以何种方式演变的：超乎事件本身，显露的是一个社会的危机。
路易十四
先来听听圣·西门是怎么说的。他记录了路易十四去世时的情形，那是在一段漫长而焦虑的时期临近尾声时。1715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花费的笔墨最多。还是这一年，耐心的和焦急的人们共同期待着一件大事，这个事件的爆发使宫廷和王国的天空都变得阴暗起来：
8月31日星期六，晚上和白天的情况都极其糟糕，连短暂的意识都很难得。坏疽已经感染了膝盖，直至整个大腿。曼恩公爵夫人派来了圣·埃尼昂神甫，他医术高明；人们给国王用了他推荐的药，这种药治疗天花是很有效的。医生们不会不赞同，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将近晚上11点时，国王的情形非常不好，大家甚至在为他作临终祈祷。医疗器械又使国王恢复了意识。他开始背诵经文，声音洪亮，透过众多教士及室内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得见。诵经过后，国王认出了罗昂红衣主教，就对他说：“到了主教最后赐福的时候了。”那是国王与之交谈的最后一个人。“现在和临终时，”国王反复念叨了好几遍，然后说，“哦，我的上帝，来帮助我！快来拯救我！”这是他最后的话。一整夜都没有知觉，漫长的弥留状态一直持续到1715年9月1日星期天早晨8点15分。这一天，距离他77周岁还差三天；这一年，是他统治王国的第62年。
接下来是简短的生平回顾，强调其统治时间之长。然后，我们必须耐心翻过400页才能读到后面的记录，叙述过程一笔带过：国王的遗体被送往圣丹尼教堂，接着是葬礼；葬礼已经简化成了“最普通的那种，为的是节省开支，减少麻烦，避免长长的仪式”。
这段记录引出了几点思考。首先，就记录本身而言，即使那是从一堆锦文华章中摘取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它仍然不足以概括作为叙述1715年事件指导思想的历史哲学和时间哲学。然而，它却凸显了事件的本质：在众人眼里，国王的死乃是举国之殇，这一点与现在依然很普遍的习俗是一致的；国王的死是死的典范，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遵从教会的规范，他作为基督教徒被接受，并且经受了最后的礼仪。此外，国王还赋予王国一种顺从神意的历史感。这个片段记录的是攀登天国之路的最后一幕，文中反复使用“永不”“最后一次”等字眼来加强语气，使字里行间透露出丧礼的氛围。在此基础上，记录的中心集中在了对集体、王国和民众具有决定意义的目标上，他们的前途和财富都与这位君主的消失有直接关系。《回忆录》作者还向所有人阐述了通往天国之路的神秘力量和现实力量。在这里，关于权力的那种古老的、基督教式的、绝对的概念完全得到了认同，同时也受到了质疑。未来将是最好的审判者。
当政权传到路易十五手上时，他在凡尔赛的阳台上患了伤风感冒。对君主的统治进行总结是这位《回忆录》作者创立的一个传统；尤其是他还倡导必须参照人的精神状况，并以此作为呼唤尚在启蒙中的舆论公正性的重要手段。我们都知道，这篇记录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路易十四的悼念者除了他的低级侍从和忙于政体事务的人（这里是指最正统的教士和反詹森教派者），不太有其他的人……”宫廷里照例上演着喜剧，巴黎则呼吸着人们期望已久的“某种自由”的空气。不仅如此，“那些没落的、颓丧的、陷入绝望的外省人先是松了一口气，随后快乐得战栗不已；国会庆幸自己得到了解脱；破产的、不堪重负的、绝望了的人民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他们感谢上帝让他们实现了自己最强烈的愿望”。就这样，《回忆录》的重要意义最终得以展现，它构成了那一段特殊历史的核心内容。虔敬的圣徒传记和君王身后录及在平常年代所要遮掩的东西， 在那里都有披露。这本《回忆录》收集了当时上流社会的经验，体现了圣·西门周期循环的时间观及其相应的宗教思想，表达了他对人类历史的悲剧性理解，那是一个超越时间的图解：“一切只是一个循环，一个周期。”死亡总是意味着永恒，然而它还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序幕。
1715年，圣·西门40岁，他将在新时代的群情激昂中死去。作为一个17世纪的人，一位在公共舞台上失望了的演员，圣·西门记录的历史向我们传达的是旧时代的世界观，然而他却“揭示了路易十四的奢华之谜”，孟德斯鸠后来如此评说。通过他的记录，圣·西门将一种方法留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那就是如何理解事物变化的起因：权力的显赫象征，即使在它迫于各种压力开始瓦解的时刻依然存在。
此后不到60年，路易十五的丧礼更无奢华可言。与已经赢得了一定读者、具有很强观察力的圣·西门小公爵相比，韦里神甫同样熟悉宫廷。他是一位思想自由、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只是他缺乏那种魔鬼般的才华，也不具备伟大的回忆录作家应该有的文笔。但是他同样触及了事件的本质，因为他也记录君主的死亡，而且工作规模更大。这位神甫记录的并不是君主统治的某几个片段，或者君主一生的赫赫战功。他的愿望并不是要将某一君主统治的终结放在一个永恒的层面上来思考，或者让它接受一面绝对“真实的镜子”的检视，他要做的是将君主个人的品格置于实现某一进步事业的进程中。因此，他写道：“在路易十五去世之后，布丰、伏尔泰、让·雅克·卢梭仍然存在。”像以前一样，国王的讣告又一次凸显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对君主的业绩作一番总结。
如果将他的死与1744年他在梅斯重病的危险相比，统治者应该从中得出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一位负责致悼词的人说，人民没有权利不顺从，但是如果处于昏君的统治之下，他们有权保持沉默。教会的沉默是史无前例的。在他生病期间，到处都在公示40小时的祷告，但是到处的教堂都寂静无声。不过，外省和巴黎都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路易十五
他接着记录了对路易十五去世的看法，我们可以将韦里的记录与曼杜神甫的记录作一番比较，他是国王的听罪司祭；也可以与年轻的利昂库尔公爵留给我们的记录作对照。所有记录的中心内容都是国王领受临终圣事，国王的相对美德和基督教的胜利在他们的记录中基本得到了肯定。韦里记录了从博尔德医生和艾吉永公爵那里了解到的内情。根据他的记录，国王领受临终圣事时情绪稳定，因为他对天花带给他的病痛已经没有了知觉。从4月30日星期六至5月10日星期二，国王进入弥留状态。这段时间主要叙述了两件事情：临终敷圣油的经过，以及杜巴利伯爵夫人被驱逐出境。客观事件压倒了一切政治评述。关于国王的宗教信仰，或许不应该有什么疑问，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竟然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可以成为讨论的主题。在韦里的记录中，这种含混而不确定的氛围得到了强调。这位神甫没有记录国王临终时的情形，他更愿意对国王去世所引起的反响进行更宏观的描述。
国王于5月10日星期二去世。由于患的是这种病，他的遗体严重腐烂，不得不尽早下葬。紧接着，星期四，国王被运往圣丹尼，放进了墓穴，没有仪式。他只带走了任何一位君主都能得到的悼念，以及他身边几个人对善良主人的缅怀。他为人确非常温和：他生性易怒，却总能控制怒火，他拥有这样的美德真是非常公道。在他生病的那些日子，在公示祈祷的那段时间，教堂里冷冷清清，这是人们对国王的死表示无动于衷的前奏。“无动于衷”这个词或许并不确切。实际上，他的死让多数大臣和民众感到欣喜。然而，幼主的前景想必令人担忧，因为20年来，人们从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他有统治国家的能力。
从这段记录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客观事实，事件的见证者记录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散布的也只是一些虚构的陈词滥调，就如国王遗体腐烂那件事。然而，与圣·西门的《回忆录》相比，这份记录的不同之处耐人寻味。路易依然代表着整个国家吗？他的继承者或许并不具备人民所急需的才能！此时，关于君主制国家与臣民之间关系的概念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君主形象的图解也从一种复杂的象征形象过渡为一种简单图像。与此同时，各种礼仪减少了，反映国王去世的那些记录甚至也显得贫瘠了。要么变成了批判，要么说一通刻板的话，所有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非神圣化过程的各个方面。
从什么时候开始，法国人不再笃信权力奥秘之不可破解？当然，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注入整个社会肌体之内的政治文化及其得以建立的全过程。君主死了，但愿国王还在。但是，随着路易十五在丧尽民意中消失，人们隐隐约约看见了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中所包含的某些模棱两可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对政权还是民众，至关重要的一步却是在这个事件中决定的。马克·布洛赫说过，专制政体是一种宗教，它可以被定义为君主与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共存的联盟。君主在人们的期待中死去，这已经表明看待这一联盟的方式是如何分解的，尤其是这一联盟的神圣价值又是如何在人们的批判声中被削弱的。同一关键时刻的两幅速写，正好表达了构成本书理性计划的所有选择。对于我个人而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18世纪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经历过的不同层次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历史学家们习惯于将这些观点分割开来），进而阐明我们所能领会和解释的关于18世纪法国的某些东西。当然，我不会孤军奋战，那不符合我的准则。
为此，我们必须接受几条原则：其一，对于那些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且已经有一定研究积累的确实性，我们仍然可以质疑。其二，要探索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要研究某一时期的创造力，比如说启蒙运动时期，就必须考虑到关于这一问题有着无限宽广的思考空间。此外，还必须重视唯一真实的确实性意识：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像过去的人们那样了解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历史学家工作的意义在于，弄清楚他的首要命题迫使他面对的各种制约。如果不能够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目前已经了解的情况去预见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的未来，我们怎么能够理解事物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去迎合目的论者这一新偶像，也就是说，不应该根据结局来书写某一时段的历史。对引起18世纪法国历史变革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分析，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发掘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或者根源，也不完全意味着在根本不相关的事件或事实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可是人们有时会这样做，唯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某些事件的年代顺序是在另外一些的前面。
如果我们以同盟者的目光审视这种变化，尝试着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遵循祖先流传的原则和上百年的道德传统，本身想要稳定不变、协调连贯的社会里，人们信奉一个上帝，尊重国王的权力和基督教德行的支配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用路易·杜蒙的话来说，我们能否在两个社会的力量和紧张关系之间进行对比？其中一个是不平等的整体论社会，“各司其职”的伦理经济学原则主宰着这个社会；另一个是在它自己的肌体内渐渐显露出来的新世界，那是启蒙运动的社会、个体经济的社会、新自由的社会、人员和物资自由流通的社会。有没有可能在过去的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之间进行一番对比，哪怕是部分对比？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忠实执行卡尔·马克思19世纪时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的教导：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关于抽象的唯物主义理论取舍，在此不作讨论。我们只需要从中得到启发，进而理解自由与依附、个人自主性与社会决定性之间的关联中那种必然可以成为历史的关系，同时弄清楚是什么促使这种关系的聚合，又是什么使之产生分化；看看在法国18世纪的历史中，人文社会关系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方法论上的第二种取舍就在于，应该更多地强调互动的复合研究，而不是像那个著名的比喻所说的，“从地下室到阁楼”式的注重机械论者的顺序。因此，我们将从社会问题的历史学过渡到一种更为广义的历史学：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一样，文化同样也有资格建构一个社会，一个现实与表现相互交织的社会。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是一部存在方式的历史：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永恒的交锋中，人和社会环境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得与自己相适应的心智结构和文化价值准则，即他们自身存在的归属点。因此，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作为社会价值的“反映”或者社会价值的合理化来研究，而是必须发现这些观念和行为的内在价值，并且体悟出将它们推放到话语、文本和实践的接合点上的那些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广义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有可能帮助我们将属于舆论的形成及其在新文化空间表现的东西与属于传播与接收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必须认识到，任何一次向归属点的运动都是自由的行为。而且在文化交流领域中，文本是观念的载体；这种载体多种多样、各不相同，还有可能让人产生互相矛盾的理解。我们从不试图忽略矛盾，我们更愿意把这些矛盾视作一种知识的积累。最后，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精神文化现象与物质文化现象之间永远存在着可能的联系。在客观实在性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一个相同的过程：知识与学问构成客观实在，而现实的实践又镌刻在人们的思想以及人们经验的或理论的思考中。
从最初的踌躇到渐渐地提出问题，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随后的工作将按照三大主题的逻辑关系展开。第一部分将探讨空间和时间与各种社会角色以及权力行为的关系，旨在阐明感知与观念、习惯与实践是如何表现一个对于18世纪的人们来说或许是同质的结构的，又是如何使我们得以建立这份知识档案的。第二部分涉及君主制国家、臣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这里阐述的并不只是关于“制度的观念”，更重要的是透过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行为以及各种冲突、危机和抗议，来理解从旧制度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开明专制制度的运作，以及保持国家连续性的手段和形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经强调过这一点。第三部分主要突出基本价值领域的变化，以及在这个领域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关系。那个时代曾经笃信幸福，笃信为我们建构了启蒙时代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将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核心：她的生命现象、她的生产活动、她的物质文明。
本文节选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法】丹尼尔·罗什著，杨亚平、赵静利、尹伟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