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是曹操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在此之前曹操尚在大将军与皇帝之间摇摆，那如今的曹操已经下定决心改朝换代。只是面对孙权与刘备这两个今后的强敌，曹操需要正视有生之年无法统一天下的现实，所以新王朝拼图的最后一块要由他的后继者来完成。曹操这一阶段的任务，不是追求不世之功，而是步步为营地为代汉大业做准备——也因此，曹操才会在《述志令》中反复强调自己没有不臣之心，这是属于兵家的“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但是，曹操最终没有称帝，至死，这位魏武帝都保持着汉臣之身。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心结与取舍呢？曹操晚年的众多文书里，建构了历史的另一个答案。
曹操（155-220），明人绘
愿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后周瑜向孙权进了一道奇策：“今曹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周瑜提出，趁曹操在战后元气大伤之时，直接攻下益州、吞并张鲁，并与马超结盟，从而与曹操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不妨将这一战略规划称为“二分天下之计”。如果周瑜的计策成功实施，东汉末年的战局会向曹、孙对峙的“南北朝”转化，诸葛亮不会有成名的机会，甚至“三国”这个历史名词都将不复存在。可以说，周瑜这番话里，勾勒着中国历史的一个“平行宇宙”。
只是，周瑜还没来得及实施这一计划就病逝了，年仅三十六岁。周瑜之死，当然让曹操长舒了一口气；但其英年早逝的事实恐怕也会让曹操触目伤怀，曹操可是整整比周瑜大了二十岁，所剩时日，又能有多少？
周瑜不愧为汉末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他所说的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忧在腹心”可谓一针见血。自赤壁之战后直到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休兵长达三年，以退为进的《述志令》也发表于这一时期。那么，曹操在忙些什么呢？
《三国志》
《三国志·武帝纪》中对这一时期曹操的履历变化描写得非常细致入微。建安十六年曹操破马超，次年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两征孙权均小胜即回，分别于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受九锡，于建安十九年获得位列诸侯王之上的地位。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张鲁，次年进魏王。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再次两征孙权，亦均小胜即回，之后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
如果说之前曹操南征北战为的是一统天下，那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这六年间，曹操的所有战事几乎都点到即止、见好就收，而且每一次小胜回朝后一定会对汉献帝在爵位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曹操对外征伐与加官进爵这两件事完全同步。当然，这种要求不会出于曹操本人之口，而一定是由曹操的臣僚所提出的。曹操进魏公时，劝进文书由荀攸主笔：
……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馀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荀攸《劝进魏公笺》）
……今魏国虽有十郡之名，犹减于曲阜，计其户数，不能参半，以藩卫王室，立垣树屏，犹未足也。且圣上览亡秦无辅之祸。惩曩日震荡之艰，托建忠贤废坠是为，愿明公恭承帝命，无或拒违。（荀攸《复劝进魏公》）
曹操进魏公之际，他的首席智囊荀彧已死，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认为荀彧正是因为反对曹操称魏公而被逼死的，这一观点史学界历来虽有争议，但有其合理性。《三国志》中记载，董昭等人劝曹操进魏公、加九锡前曾与荀彧密谋，荀彧认为曹操“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这一回答让曹操如鲠在喉。《献帝春秋》中记载了董昭于建安十七年写的这封《议丞相进爵九锡与荀彧书》，与荀攸的劝进文书如出一辙：
昔周旦、吕望，当姬氏之盛，因二圣之业，辅翼成王之幼，功勋若彼，犹受上爵，锡土开宇。末世田单，驱强齐之众，报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复襄王；襄王加赏于单，使东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录功，浓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内倾覆，宗庙焚灭，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栉风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奉祀。方之曩者数公，若太山之与丘垤，岂同日而论乎？今徒与列将功臣，并侯一县，此岂天下所望哉！
荀攸是荀彧之侄，即是颍川荀氏的代表也是曹操的“谋主”，由他主笔劝进表顺理成章。这两份劝进文书平铺直叙，主题直白，主要歌颂曹操功绩之大与其受封之小严重不匹配，其重点除了为曹操请魏公外，还意在完善扩大魏国的建制与规模。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荀彧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
面对群臣功进，曹操当然也需要象征性地推辞一番，前后共辞让三次。王沈《魏书》中记载了其中一封《辞九锡令》，字里行间早已没有了曹操让费亭侯、武平侯时的谦卑，甚至显得有些敷衍。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先秦之后，历史上第一个受九锡的人叫王莽，正是这个王莽建立了新朝，成为西汉王朝的掘墓人。曹操受九锡背后的寓意，不言自明。
两汉建国四百余年，代汉一事当力求稳妥，绝不可节外生枝，这一倾向也影响了曹操的谋略与胆色。建安二十年，张鲁举汉中归降曹操，谋士刘晔力主趁刘备在益州立足未稳时南下，一举平蜀。刘晔认为当时益州人心浮动，曹操南下定可“传檄而定”，否则刘备帐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司马懿持相同意见，认为“刘备以诈力虏刘璋”，益州人心未附，此时“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曹操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七年前还抱有“天下归心”斗志的曹操，此时在大胜之际居然说出了人心不足、得陇望蜀之言，着实让人唏嘘。对此，刘备的谋臣法正如此解读：“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那么，曹操的“内忧”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代汉大业。张鲁归降后，曹操急于回朝进魏王，而面对不能十拿九稳的伐蜀之议，曹操既不想、也不敢弄险。而在晋位魏王后，长江以南的局势已经大定，孙权、刘备已经稳据扬、荆、益三州之地，天下三分的政治态势已不容易打破。曹操若无法扫清六合，便只能以魏王为终点，未来之事只好交予后人了。
英雄失去了壮志，历史的舞台便要变换主角。建安二十四（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抢下汉中后不久，便自立为汉中王，与曹操的魏王遥相呼应。刘备称王的步骤相对简单，先是以马超为首的刘备部将联名上奏了一道《立汉中王上表汉帝》，而后刘备再写了一封《上言汉帝》自陈称王的缘由。这两份文书是刘备的功劳簿，但更是讨伐曹操的檄文。
……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立汉中王上表汉帝）
……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大司马汉中王……（《上言汉帝》）
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刘备进位汉中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均是“曹操阶祸”。曹操迎奉天子，除了号令诸侯外，最大的政治红利便是可以利用汉献帝之名加官进爵，直至魏王，而刘备居然只靠着幕僚的一纸劝进表，便踩在曹操的脸上自封为汉中王了。不知道为建魏代汉劳心费神的曹操看到这两份文书时，心里会做何感想呢？
刘备（161-223），明人绘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建安二十四年正值多事之秋。刘备称王后，镇守荆州的大将关羽立刻北伐，兵锋所向，连战连捷，以至于曹操欲迁都避其锋芒。就在此时，孙权命吕蒙白夜渡江偷袭荆州，事成后斩杀关羽，将关羽的头颅献了曹操，并上书称臣劝进。曹操并未被孙权的糖衣炮弹迷惑，他将孙权的来信示与臣下，并嘲笑道：“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其实曹操这句话很有些夸张。建安二年（197年）二月，袁术称帝于寿春，旋即被诸侯剿灭，自此之后众诸侯多有欲称帝者，但都因实力不济不敢擅动。而此时，曹操已经“十分天下有其九”，纵然孙权、刘备并力北上，也难以撼动曹操基业。冷静观之，曹操很可能是借机看看朝臣的态度，是不是已经到了随时可以取汉而代之的程度。结果令曹操满意：魏王不急于称帝，魏国百官却不愿再等，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立刻上了一道《奏请魏王受禅》，口称天命：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陈群在奏请中所说的“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确是事实，甚至事实还要更进一步：曹操在进魏公、魏王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对其封地魏国的建构。大量汉朝大臣变成魏国官员，汉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徒具形骸。与此同时，夏侯惇亦进言云：“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相较于文官陈群等人，夏侯惇的逻辑更为简洁：能为万民除害的人即是万民之主，曹操戎马半生，功德广施于天下，还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
曹操没有应允，只是淡然回了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一千多年前，周文王姬昌已经占据三分天下中的两分，依然心甘情愿地当着殷商的属臣。数年后，他的儿子姬发起兵伐纣，灭商建周，是为周武王。听到曹操如此回应，夏侯惇不再多言。虽然身为武夫，但他不会忘记，曹操在另一首《短歌行》中对周文王的称颂：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坠。……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时至今日，魏国上下都已明白，“魏朝”的首位皇帝可能是曹丕，可能是曹植，但绝不会是曹操——这个用半生岁月打下半壁江山的枭雄与战神，至死都将保留汉臣的身份。
结语
回顾曹操一生后再来品味《述志令》，必将会有不一样的感悟。人到中年的曹操自言其志为“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句话，既有真情，也有假意。说它是真的，是因为十年前那个血气方刚的曹操真的很可能是抱着讨贼立功的决心，在乱世中圆自己一个“征西将军”的梦想，因此在讨伐董卓时他才会毫无顾忌地说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豪言——这里有一个政治家所缺乏的任性。而等到曹操打了近三十年的硬仗、消灭了无数对手，多少次命悬一线而又死里逃生时，他发现自己的功业既膨胀了他的野心，也斩断了他的退路，即便他的心意依然只是当“征西将军”，代汉之事也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曹操欲为周文王，自然是希望他的儿子当周武王。只是历史便是如此黑色幽默：曹操之子曹丕代汉后，追谥曹操为魏武帝；曹丕死后的谥号，反倒是魏文帝。而一统天下的迷梦，曹氏自始至终没能完成。曹操欲代汉而未代汉，欲称帝终未称帝，却在后世的文学描述中成为汉贼；刘备一向以汉代宗室自居，却在汉献帝禅位后急忙称帝建国，反而在后世后正统构建中成为仁义无双的代表。曹操若泉下有知，不知可否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