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锐于千载：清末民初的世局与士议》，沈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沈洁，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政治、族群研究。著有《1912：颠沛的共和》《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最新出版了《百年锐于千载：清末民初的世局与士议》。辛亥前后，是变革的时代，也是脱序的时代。以短短数月终结两千余年帝制，新旧人物、新旧观念、新旧制度，等等，都处于碰撞、冲突、融合、变动之中。中国现代转型起于外力威迫，一切都期望迅捷和彻底。而彻底，往往带来的就是不彻底；结果也往往会在迅捷的过程中变形。由此，晚清、民初的一系列矛盾其实都可以获得解释。看似翻覆、对峙，实则紧密关联，并且始末相继、相互缠结。因而在革命之后，共和未尽，破碎感仍在久久蔓延。贯穿本书始终的便是这种“大历史”背后的破碎感，也是作者极力想要触及的历史真实。本文为作者所作自序。
这本小书是近十数年间，我关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散碎思考。各篇架构与文字并不匀一，但围绕的问题却是相对集中的——百年前的国人，在惶恐什么又在希冀什么？读那个时代的文与论，可以明确感受到新派内部也在两方对垒：一方哀中国之沦胥以亡，之甘居奴隶、听人驱策、受人牢笼，“吾国灭亡风潮诚达于极点”；一方振奋“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蹻足而待也”“中国虽微弱已甚，将来或能冠冕五洲，亦未可知”。这种对垒，既为精神围困，同时意味着盛大的力量。哪怕是像林纾这样声称无权与时势相抗、绝然返身向后的典型遗民，他说，仍愿意发为悲号以警觉世士。悲号相较于沉寂，也是一种搏斗。
我想要回看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所谓“近代”，为“古”，却未远，今天的我们仍然在它的延长线上。
本书收录的文章，最早一篇为2008年，最晚为2021年，多数是在《读书》杂志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文汇学人》上发表的小文。将这些文章收录进入本书时，基本未作内容改动，仅补入注释及在少数地方微幅调整。收录的文章，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思想与文本，集中在甲午到五四。讲近代，主要是落在中、西、新、旧交错，坚船利炮，万国梯航，西力东侵，这都是熟知概念。传统分界落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事件性、政治史意义的开端。除了少数先觉者，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痛切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压力，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意识、意志力的侵入，自甲午始，日本这个东方国家，携带着一种“西方”式的先进，击败中国。朝野之间对于“变法”，终于达成某种共识。从前讨论共识，主要缘政治路径——从洋务到维新，从器物到政制；印刷、阅读、思想是另一条更内在的理路。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晚清士人开始“知道国家是个怎样的东西”，肇端于列强兵临城下、条约口岸这些扑面而来的外力逼拶，而外力逼拶要催生共识、达成行动，则仰赖内在焦虑和自我觉醒。我用细碎的个案，诸如晚清士人对严复、梁启超的阅读，编译时务新书之云涌，对顾炎武著作的“重新发现”，去讨论启蒙的先声。
伴随科举制度改革，阅读世界、知识仓库更新，由此产生的“世界知识”及其逐渐内化而成的世界观与传统的四裔概念迥然有别。“现代”包含时间、空间、观念等多重意味，国家观念的出现、嬗变导源了“排满”与近代民族主义、族群观念的纷争；阅读世界的更新也导源了有关前途与命运选择的不同方向，因此我也讨论了后五四时代，经历激进反传统之后，读书人对伦理与文教问题的反省，那时候的政论家、思想家以及底下一层的普通读书人，在什么样的意义结构和意义网络中，定义人的解放，定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所关注的思想与文本就产生于这些纷争中，指向国人自我定位的逻辑工具；逻辑工具框定思维模式，工具和模式深刻影响和塑造了百年间的中国历史。
第二部分写民族精神与人格、国格，涉及族群、身份认同、政治行动的思想资源等问题。在曾静、吕留良的时代，明、清是一种华、夷分界，到了晚清，华、夷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使文明与野蛮有了新的指向——中国进入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中的野蛮，欧西则是文明之表征，从立宪派到革命派，都在认定这一点。而革命派走的更远，他们又加入了满与汉的维度，边界的确认和界分，变得更加多光谱，关于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也变得更加多光谱。
晚清中国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思想搅动社会：启蒙、“革政”、排满汇流，触发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国体变更。共和取代帝制当然是一种胜利，但民国与国民非同构，思想、社会、制度设置、管理成本没有相应配套，又在事实上制约了这种胜利。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人的感觉都是“乱”，心无归处。这个“乱”，于个人，就是身份认同上的各执一端。我们可以看到清遗民剧烈地排拒民国、申斥共和，也可以看到旗人金梁如何用历史书写进行身份表达和政治抗争；可以看到塾师、旧儒坐困愁城，被时代车轮无声碾过，也可以看到科举时代的功名与身份仍然在清朝结束之后长久笼罩世道人心。这些对立，很具体地呈现现代早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身份认同指向个体的人格确立，向上推衍便是国格问题，国家在实际上也是四分五裂的，时人多称“躐等”“失序”——清末民初有关国体、政体的扰攘即是明证。民初无休无止的政争可以说是晚清思想史上古今中西之争的政治性外化和激化。思想纷争与政治淆乱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不是关注重点，我是希望本真地描述这些争端，从中观察1910、1920年代中国政治的各种可能性。这部分的收尾是一篇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的讨论，时间不在本书主体讨论时段之内。南京政府成立从形式上结束了北洋的分裂，然而思想与政治争执并没有停止，抗战才真正实现了民族精神的聚拢，从道出于二回到道归于一，从众声喧哗回到单音独鸣。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形塑与反形塑，也使我们在学术脉络的隐微变化中，看到社会经济的流动与政治路途的转折。
第三部分是几个访谈，串联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长线思考。我关注的重点，在中国革命的都市性。中国革命被赋予乡村革命的性质，这是比较狭义的理解。辛亥年，恽毓鼎讲“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莫理循讲“几百个新闻记者，最后葬送了清国”，都是对报刊、舆论、思潮启动革命的描摩。辛亥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起点，我所关注的“都市性”从上海出发，一路可观测印刷资本主义溢出思想启蒙，对行动意义的革命产生巨大启动意义。再向后延展，左翼文化是在都市中孕育的，由工运带动的党的组织力量，也是在都市中萌发的。至于宣传，更以都市为枢纽。此外，我们还需要厘清一整套关于革命的认知、革命的情感框架，或者说，一套关于革命行动的技艺，到底是通过什么来营造、表述、再现、培训、学习、传递和记忆的；是什么动员、裹挟了成千上万的人，投身革命？个体的人是怎样纳入组织、化身集体，最终凝结成一股磅礴的力量的。这些问题并不能全部包括在“都市性”范畴内，但是能帮助我们重新观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源点及其传播过程。
20世纪对中国，是一个急速的世纪。几十年一百年时间，走完了西方数百年历程，不到十年时间即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这是本书取名的因由，孙中山的话，“百年锐于千载”。在20世纪的开头，这么剧烈的变化，那时候的国人，非常怆恸，英敛之在1903年《悲中国之前途》一文中说：“呜呼悲哉，我中国也，去路茫茫。因循偾事之愆不能复赎，而前途迢远，更不知作何景象，其结果究竟何如，兴耶？亡耶？灭国耶？灭种耶？抑更勃然而起以称强于大地耶？思想万端，莫能自决。忽而喜，忽而惧，忽而肠欲断，忽而泪欲流。我中国之将来可以为英吉利，可以为美利坚，亦可以为波兰，亦可以为印度，或生或死，或主或奴，惟在我中国之择耳。”选择如此急迫，就不免方药杂投，急迫的想要告别旧世界，彻底打碎旧世界，把废墟统统清理掉，建立一个全新的祖国。读他们关于“中国”和“现代”不同的打开方式，他们的争吵和愤怒，其实有非常多感动。正如康德的“Sapere aude！”，“要有去知的勇气和决心”——本书讲述种种，确能勾勒启蒙的批判性，人们关于是非曲直尚无确切的、标准的答案，人们尚有许多天真、想象力、憧憬，关于中国前途、关于什么是好制度好社会。争吵和天真都令人感到无穷的希望。尤其是站立在今天。一个似乎什么都确认了、什么都确定无疑的今天。只是，任公说，“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梁启超《劫灰梦传奇》，1902年）。那么，就做一点回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