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因为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而独享此殊荣。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她的研究涉及广泛主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移民等。
戈尔丁的经典著作（与她的丈夫劳伦斯·F.卡茨合著）《教育和技术的赛跑》由格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回顾了美国劳动力在20世纪的变迁，细致梳理了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参与上的差异、该差异随时间的演变趋势，以及背后社会根源。本文为在此书的“导言”部分。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美]克劳迪娅·戈尔丁 [美]劳伦斯·F.卡茨 著 贾拥民 傅瑞蓉 译
格致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20世纪初，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也超过了英国——上一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然而，这只是美国进一步崛起的序幕而已。美国与其他位居第一梯队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将不断扩大；即使美国的大门随时向全世界的穷人敞开，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仍在持续提高。美国一直将这种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维持到了20世纪末，甚至更久。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那么20世纪完全可以称为“美国世纪”。
20世纪也可以称为“人力资本世纪”。到了20世纪末，所有国家都已经在向大多数民众提供小学及更高阶段的学校教育了，即便是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也不例外。相比之下，在20世纪初，甚至到了20世纪中期，许多国家（包括那些相对富裕的国家）仍然只向那些个人有能力负担的人提供教育。但是，美国却是一个异类。美国的教育体系一直不像欧洲国家那么精英化。从1900年开始（甚至可能更早一些），美国就已经着手在普通民众当中推广中学教育了；至于小学教育，美国更是早在19世纪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20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是“人力资本世纪”，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就越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管理人员、企业家和公众。现代技术必须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得到应用和维护，而且必须有大量有能力的工人来掌握它们。快速的技术进步是20世纪的根本特征，这一点早就通过各种途径展现出来了。正是因为美国民众在20世纪是全世界范围内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以他们才能够在发明、创业以及运用先进技术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美国世纪”与“人力资本世纪”之间的这种联系，与教育在经济增长和个人生产率的提高中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教育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与此同时，提高一个国家的全民教育水平，通常能够加快总体经济的增长。因此，作为在教育上投资最多，且在教育至关重要的这个世纪内完成了大部分教育投资的国家，美国发展成了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暗示经济增长只是一个完全依赖于教育投资的简单问题。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任何一个贫穷的国家都可以在教育上大力投资，再静静地等上几年，就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回报了。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在考虑了一系列重要的先决条件的前提下——比如，政府的类型、财产权利的保障等——确实可以直接从经济增长、技术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来讨论“美国世纪”与“人力资本世纪”重合这个历史现象。在教育上大力投资，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和生产率，进而就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当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一定能够均等地分配给所有人，更高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不一定能够转化为所有人境况的改善。
如果上述关于教育在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迅速的技术变革也会在各个层面提高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人的需求。随着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所能提供的服务的需求上升，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的收入将会上升。如果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的供给没有相应地增加，那么他们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扩大。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从受教育程度最低到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不同群体，同时如果这些群体的相对人数比例固定不变，那么技术进步无疑将会加剧这些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将会扩大。然而，如果除了技术进步之外，受教育者的数量也增加了（可能还有质量也提高了），那么这种不平等就可能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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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经历了巨大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它原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平等不断扩大的世纪，因为经济增长有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而另一些人则完全没有增加（或者，即便有所增加，也少得可怜）。当然，美国实际发生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美国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是一个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与不平等不断缩小的时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得到了更加平等的分配。只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不平等才突然大幅度恶化。不仅如此，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也放缓了。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确实也出现过一些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都有所提高的美好时光（当然那些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增幅要大得多），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收入最低的那三分之一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完全停滞了。
美国人的经济福利在整个20世纪几乎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尽管中间也经历了一些回挫，如几次比较小的经济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使用标准的衡量收入和价格水平的指标，2000年的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1900年的5—6倍。如果按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调整，那么这个数字还会更高，而且提高的幅度也应该会很大。美国整个国家的收入——即通常所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在整个20世纪都很快且格外地稳定，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平均每年3.2％左右的水平上。从人均的角度来看，GDP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有所提高。从1900年到1929年，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1.7％。在1950年之后增速提高到了1.9％。因此，从整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看，按人均计算的经济增长是略有加速的。
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对持续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发展，是高度不连续的。就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演变而言，20世纪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最初，从1900年到20世纪的差不多前四分之三个世纪里，经济不平等现象分阶段地逐渐减缓了。在那之后，不平等现象却加剧了，而且往往是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发生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期。从大多数衡量指标来看，现在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已经与它在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前一样高了。这也就是说，今天（本书英文版初版于2008年。——编者注）的不平等程度与大萧条时期一样高，甚至可能与大萧条发生以前的那个更久远的时期一样高了。
在经济体系的上述两个组成部分——技术变革和经济不平等——之间，一个关键链接就是教育的进步。在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美国民众的教育水平或受教育程度——用相继出生的同龄群（successive cohorts）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来衡量——极其迅速地得到了提高，而且这种提高呈现出了很强的持续性。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年轻成人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速度就明显放缓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劳动力大军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对于在19世纪70年代至1950年前后出生的那些同龄群来说，受教育时间平均每10年就会增加大约0.8年。在那80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父母。随后，教育水平一代高过一代的进步过程，就戛然而止了。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总能比他们的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且这种危险甚至比教育数据所体现的还要大。究其原因在于，在“美国世纪”里，经济不平等程度先减缓后恶化的变化趋势，也体现在了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上，那就是生产率。
美国的生产率（以每工时产出来衡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在快速提高，但是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却明显放缓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放缓趋势似乎结束了，但是仍然结束得不够快。国民收入已经远远低于生产率提高速度不放缓的情况下本来能够达到的水平了。事实上，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之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快速增长，唯一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仅仅只是为了保持原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人就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奔跑了。
在20世纪初，美国是自信的，充满了活力。当然，在当时，美国的钢铁、化工等行业仍然落后于欧洲竞争对手；但是，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已经从美国各港口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各地了。在诸如图书出版、马车制造、商用机器生产、农业设备和工业机械等行业，美国人都被描绘成了“入侵者”。美国人当时还是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卓越生产者，提供的产品遍及谷物、面粉、肉类、皮革以及许多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美国就已经确立了全世界头号工业制成品生产国的地位，其中就包括汽车，那是现代生活的象征。
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们，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美国人在做些什么、哪些东西是他们可以效仿的。例如，正如《美国入侵者》（The American Invaders）一书讲述的，英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已经丧失殆尽，因此开始近乎疯狂地寻找“美国成功的秘诀”。在该书罗列的“美国称霸世界”的各个主要原因中，首要的一条就是“美国有更好的教育”。该书称，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竞争的“战场”中赢得胜利，凭借的是他们的“智慧、企业家精神和冲劲……他们更长的工作时间、他们乐意接受新思想的心态、他们拥有的更好的工厂，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受阻碍进步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在“阻碍进步的传统观念”当中，有许多是与教育有关的。
而到了今天，在人类踏足21世纪之初，美国却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变得不如100年前那么风光了。它早就向全世界证明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于是欧洲和亚洲各国最终追随着美国的脚步赶了上来，其中有一些国家近年来甚至已经在年轻同龄群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率上超过了美国。例如，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和国际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PISA）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学生在标准化阅读、数学和科学类课程的考试成绩等方面，都已经明显落后了。
几乎从一开始，美国的教育体系就是建立在一组包含了很多美国式平等主义元素的优点基础上的。当然，奴隶制在美国曾经长期存在，而且大多数拥有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奴隶制时期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对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这个术语的使用要非常谨慎。到了19世纪中期，对于美国大多数具有欧洲血统的孩子来说，学校教育是由公共出资的、开放的、宽容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性别中立的、世俗化的，并且是由众多相互竞争的学区公共提供的。在本书后续相应章节中，我们将详细解释以上列出的这些优点的具体含义，以及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历史的许多时刻都是值得称颂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指出一点，那就是：这些优点曾经推动了各个层次的教育的发展，但是在今天，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却似乎让我们失望了。
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长期停滞不前的生产率，以及相当乏善可陈的教育成绩单，使得许多人开始对那些曾经帮助美国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灯塔”的特质，提出了质疑。当然，美国人从来不曾对他们的子女的教育质量沾沾自喜过；并且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改革建议。有些改革建议已经付诸实施并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其中一些改革措施改变了美国学校教育体系昔日的优点。教育券、特许学校、对教会学校的公共出资，以及对应试者的前途具有重大实质性影响的考试，这些都是已颁布实施的改革措施。那些优点是否仍能与时俱进地发挥作用，这些改革措施是否能够产生值得称道的结果，都有待检验。
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患上了一种集体失忆症，即遗忘了过去的成就。我们现在完全有可能正在做错事，而我们以前的做法却是对的。本来，我们也许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制度，创造出一个更具生产性且更加公平的社会。但是，由于对当前问题的执迷不悟，我们不但忘记了美国教育曾经有过的独特而辉煌的历史，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高等教育仍然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我们最近经历了不平等不断加剧的过程，这也导致人们对技术变革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一些误解。技术的持续进步，并不一定会增加对技术熟练和受过教育的工人的相对需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重大的技术变革可能并没有增加对技能的相对需求；不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变革确实增加了对技能的相对需求，因而呈现出技能偏向性。
然而，即便是呈现出技能偏向性，快速的技术变革也并不总是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类似地，20世纪下半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也并不意味着不断加速的技术变革增加了对受过教育的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即使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经济不平等也可能会减少。同样的道理，不平等加剧并不一定是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相对需求加速增长所导致的。无论需求增加与否，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供给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可能会迅速增长，有时则可能会放缓。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不平等方程式中至关重要的另一半：供给侧。
从1900年到1980年，受过教育的美国工人的供给得到了极大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几乎是没有间断的。在20世纪早期，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主要应该归功于一场草根运动，它推动了公立高中校舍的修建和教职人员的聘用。这不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或联邦政府施加的压力，当然也不是因为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的推动或强制性法律的驱使。在20世纪晚些时候，高中教育已经普及，高中入学率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时州立学院和大学的扩张就自然而然地使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
但是，受过教育的美国工人的供给，在大概1980年之后，增速就明显放缓了。在进入新千年之前的那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之所以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本土接受教育的那些人受教育程度提高的速度下降了，而不是因为劳动大军中在国外出生的劳动力（移民）比例增大了。
我们这本书考察的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许多年间，经济持续增长，技术不断变革，教育日益进步，甚至贫富差距也在缩小。本书将要分析的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条件的制度体系，它使得美国实现了教育大众化，并使得美国的教育水平远远超越了其他富裕国家——至少直到20世纪末期仍然如此。本书还将探讨：为什么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快速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导致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成果，往往得到了更加平等的分配——至少一直到30年前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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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剖析了一个当前许多人都非常关注的紧迫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不平等已经再度加剧到与20世纪初相当的程度。我们将分别讨论教育涉及的各个方面对这种状况的反应，以及为什么在经历了延续好几代人的巨大进步之后，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却开始止步不前了。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的放缓，对处于收入分布最底部的那些人，影响是最极端和最令人不安的，特别是少数族裔受害至深。不过，积极的一面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于男性有了很大的进步。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里，相对于可比男性，在教育和收入上的性别差异的演变趋势，与过去30年来普遍加剧的不平等浪潮是背道而驰的。
这本书有三个基本主题——技术变革、教育和不平等；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而且主要体现在一种微妙的“赛跑”的关系上。在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供给不断增长，同时技术进步导致对他们的需求持续上升，但是前者快于后者，从而使得实际收入的提高伴随着不平等的减少。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形势发生了逆转，不平等现象急剧恶化。或者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跑到了技术的前面，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却变成技术跑到了教育的前面。就整个20世纪而言，技术的技能偏向性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技术变革的速度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不平等的急剧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归因于教育进步的放缓。
昔日的优点到如今也许无法继续发挥以往的作用，这可能就是最近不平等加剧的部分原因所在。我们并不想鼓吹某种修复美国教育体系的特定方法，但是这个体系中某些方面的问题早就相当明显了。我们将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来结束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