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上下）》，[英]理查德·伯克著，梁雪、贾丁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1400页，248.00元
对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而言，1789年不是一个好年景。他殚精竭虑推动的沃伦·黑斯廷斯弹劾案正成为一桩不得人心的事业。这场始于1786年的对东印度公司前任负责人的弹劾曾赢得议会和民众的满堂喝彩，伯克在议会的滔滔雄辩激起了英国本土对东印度腐败和暴政的普遍忧虑。然而。随着政治热点的转移和议会选举的换届，无论黑斯廷斯还是伯克，都因为这场历时甚久的弹劾而筋疲力尽。即便怀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迈入花甲之年的伯克也开始悲观地认为，这场濒临失败的弹劾案将成为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笔。辞去下议院议员的想法，已经萦绕在他的脑中。
历史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某些人的命运，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随着大革命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辉格党人将这场革命视为英国进一步变革的先声。作为美洲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伯克也被大革命支持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同盟。潘恩甚至多次前往伯克的庄园，请求其公开支持法国大革命。伯克以含糊其辞的方式回避这一问题。等到一年之后，《法国革命论》的发表使得他与昔日盟友分道扬镳。在法国革命的初期，伯克依旧留在辉格党内，但他与党内日益增长的法国革命同情论者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分歧。这场决裂以他跨过议会过道，从反对派议席坐到时为托利党首相的小威廉·皮特身旁宣告结束。这意味着他不再是福克斯派辉格党人，也与法国革命的支持者彻底划清了界限。
伯克的分裂态度引发对其政治一致性的质疑。反对者将伯克视为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支持者视伯克为政治灵活性的体现。这是一场直到今日都没有平息的争论。而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所撰写的《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则是帮助我们理解伯克的一个重要抓手。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理查德·伯克试图以伯克的生涯为时间线索，以十八世纪英国政治态势的变迁作为坐标，勾勒出伯克政治决策背后的历史逻辑，进而展现伯克政治思想的内在驱动力。
征服与统治
时间退回到光荣革命时期。辉格党人通过限制王权获取重大政治胜利，但天主教问题始终盘旋在他们的头上。作为辉格党当时重要的智囊，洛克就提出将天主教徒排除在宗教宽容的范围之外。他的理由与霍布斯没有实质性差别，即他们都否认宣誓效忠罗马教宗的天主教徒能够同时对主权者宣誓效忠。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光荣革命的捍卫者对当时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地区采取系统性的宗教压制策略。正是在此背景下，埃德蒙·伯克于1729年出生在今日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地区。他的父亲为了继续从事律师工作选择皈依英国国教，他的母亲保留了传统的爱尔兰天主教信仰。因此，埃德蒙·伯克拥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英国国教徒的他是既定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作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亲戚，他同情自己的天主教徒亲戚所遭受的制度性压迫。这种身份认知的困扰影响了伯克的一生。直到他生命的末年，他的政敌依旧指控他是一个试图颠覆英国国教的秘密天主教徒。
伯克的双重身份成为他日后政治主张的某种写照。用理查德·伯克的话说，“虽然他支持正当反抗的权利，但他也一直维持帝国的权威。这是极其复杂的。伯克珍视英帝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利，但强烈反对帝国的现行政策”（《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第1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理查德·伯克进一步选取英国宪政、美洲问题、印度问题、法国问题和爱尔兰问题这五个重点问题进行分析。他指出，虽然伯克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南辕北辙的表现，但他的做法都可以放在如下的框架进行理解，即在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同时，尽可能实现良善的统治。
以国内较少提及的印度问题为例。伯克反对黑斯廷斯的理由在于，黑斯廷斯违背东印度公司的创设基础，将公司转变为一个以商业目标为驱动的政治机构。这种机构在破坏印度地区的自治系统的同时，为一种新形式的暴政提供基础。印度地区的民众深陷东印度公司的暴政之中，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自由遭到了剥夺（当然，埃德蒙·伯克认为，相较于法国大革命，这种暴政的为祸程度相对较低）。“臣服是文明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在欧洲征服亚洲的背后，还有着一段更漫长的侵略和接管的历史。困扰伯克的不是印度政权的更迭，而是政权更替的不足。成功的政府是伯克原则上愿意赞同的政治过程。他认为成功的征服包括安抚，以及逐步建立文明社会。”（237页）在爱尔兰问题上，伯克也讽刺地指出，不列颠统治爱尔兰的合法性建立在作为爱尔兰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中间领主的基础上。115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从教宗手里取得了关于爱尔兰的最高宗主权——或者，不那么精确地说，英格兰国王乃是作为教宗的代表，被授权统治爱尔兰地区。今日英国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制度性压制，严重背离了其合法性基础。
伯克的观点可能有殖民主义的嫌疑，而类似的观点贯穿其一生。在其早期作品《英国史略》（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中，他将征服作为实然的事实予以接受，并承认征服过程中存在普遍的暴力。他也高度赞扬那些能够建立良善统治的征服者。他对塔西佗岳父、当时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评价是一个写照。伯克写道：“他把那个狂暴的民族逐渐塑造成温和的社会习俗；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澡堂、花园、豪宅，以及有教养的生活中所有宽敞雅致的东西。”（Edmund Burke, An Essay towards an Abridg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1,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368）习俗的归化为罗马制度在不列颠地区的扎根提供了条件。不列颠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服从罗马统治的诸多行省之一。
美洲革命与法国革命
美洲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十八世纪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件。前者促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后者将新的共和制度推广到欧洲大陆。与传统的刻板印象不同，伯克并非以反革命的样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恰恰相反，在此之前，伯克以美洲革命在议会中的强烈支持者闻名于英国——这种支持甚至以违背自己选区选民的意志为代价。这也是如此之多的人会坚信伯克是法国革命理所当然的支持者的原因；同样，这也是潘恩会深感背叛，写下《人权论》反驳伯克的原因。
埃德蒙·伯克
要理解埃德蒙·伯克在两场革命中的巨大反差，就需要理解自然权利或者说天赋权利理论在近代政治哲学中的作用。顾名思义，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天生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许多美洲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双料支持者都将两场革命视为自然权利理论在政治实践上的成果。伯克承认，许多美洲革命者是天赋权利理论的支持者，但他似乎有意淡化这一理论在美洲革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布罗姆维奇这样评价道：“伯克肯定对这种话语持怀疑态度；然而，尽管大多数评论家有相反的判断，我认为没有理由怀疑他怀着同情阅读了许多美国小册子。这就是为什么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攻击关于自然权利的话语，而是省略了对这个主题的所有讨论。”（David Bromwich,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dmund Burke, London &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76）。
伯克的做法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但也与他对美洲革命的基本认知密切相关。美洲革命是一场被迫的革命。它是美洲殖民者在穷尽一切正当的救济办法之后，为了维护从英国继承的自由而发动的战争。换言之，英国本土而非美洲殖民者才是破坏现状的一方。伯克指出，在民众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诉诸严格的刑罚不能解决问题，镇压非但不能恢复美洲殖民地的秩序，反而会破坏原有的习俗和传统，导致英国本土与美洲殖民地情感纽带的割裂。更为糟糕的是，“为了证明美国人不应该享有自由，我们不得不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在辩论中，如果不攻击我们祖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某些原则或情感，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在辩论中取得微不足道的优势”（Edmund Burke, 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3,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127）。
法国革命则相反。在埃德蒙·伯克的理解下，大革命前的法国没有出现必须革命的情况。他在《法国革命论》花费大量篇幅描述法国人口、财政情况，原因即在于此。公正而言，伯克从来不曾认可大革命前的法国旧制度具有任何优越性。他最多承认，由于英法两国不同的民族性，需要适用不同的政治管理模式。法国革命不能满足急迫性或者必要性这样的条件，“伯克意识到，必要性不是一种法律规定。紧急情况并没有为将来的行动提供规则。抵抗应该是一种法律外的绝望行为，而不是一种可以预先编写的宪法程序”（959-960页）。
在征服与统治的框架下，两场革命具有不同的解释方式。美洲革命的诱因是英国在征服美洲大陆之后没有实现良善的统治，破坏共同体内部的自治系统，从而导致帝国政治体制的动荡。法国革命只能被理解为“暴动”，且这场“暴动”不可能导致良善的统治。它只会沉迷于反复的政治暗杀，直到真正的军事独裁镇压无秩序的混乱。或者用埃德蒙·伯克自己的话说，“直到某一个懂得安抚军人的艺术并具有指挥的真正精神的受人拥戴的将领，……军队将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而服从他。……真正指挥着军队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人；成为你们国王的主人，你们议会的主人，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人”（《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283页）。
理查德·伯克给出的征服与统治这一解释框架是否合理，学术上当然可以再做讨论，但他确实为解释埃德蒙·伯克在两场革命中的巨大反差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视角。基于这种框架，我们不难进一步发现，无论面对美洲革命还是法国革命，伯克都需要思考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作为全球殖民帝国的英国：与美洲和解，被视为保存英美自由传统联系的救赎之道，而毫不犹豫地反对法国大革命，也是维护英国宪政的必要手段。
矛盾的框架
征服与统治框架虽然可以解释埃德蒙·伯克在各种政治决策中的不同表现，然而，征服与统治之间本身所存在的紧张性，却是这个框架无法消除的。在《英国史略》中，伯克将历史划分为短暂的征服阶段和更为漫长的统治阶段。从征服角度看，埃德蒙·伯克似乎同意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征服本身可以与道德相分离——一切暴虐行为都可以在征服过程中合理化。用理查德·伯克的话说，“征服，包括没收财产，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一个对统治权的合法主张，尽管这种主张需要证明其正义性”（350页）。但站在统治的角度，伯克的说辞又为之一变，认为强力不能成为长期统治的基础，必须通过良善统治，建立符合地方情况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上文所说的英格兰地区罗马化就是伯克认为的良善治理范本之一。
伯克的愿望可能很美好，在政治实践中的样态更为复杂。统治者应当在大多程度上适应本地习俗是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黑斯廷斯本人也认为他的统治是为了适应印度地区的特殊情况，比如，考虑到印度地区普遍存在的腐败，行贿可以得到比英国本土更多的谅解。面对黑斯廷斯的反驳，“伯克的立场是，虽然政府官员需要在调整政策以适应环境和处理真正的紧急情况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并且可以原谅他们偶尔践踏或放松低级规范，但他们仍然要服从于高级道德规范，包括正义的某些基本约束”（Frederick Whelan, Edmund Burke and India Political Morality and Empi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6, p.201）。
伯克在印度问题上的态度最终迫使他进入一个他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即是否存在普遍的道德。上文伯克的态度似乎暗示，他承认存在一些普遍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似乎不受到具体习俗的影响，能够跨越不同文明而存在。问题是，一旦承认存在普遍的道德规范，这立刻与基于历史特殊性形成的习俗产生紧张关系。在伯克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强调道德规范与传统习俗的联系性。比如伯克一直强调英法两国由于不同的传统习俗塑造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以法国人更适合以君主为主导的亲附制，英国适合更为自由的议会制。换言之，英国人的自由被视为英国自身传统文化的结果，是只属于英国人的自由。这反过来与伯克在印度问题中所设想的跨文明体的普遍道德规范形成了直接冲突。
理查德·伯克在书中反复提及伯克的这种困境。但作为历史学家，他没有进一步给出理论上的假设。潜在的解释认为，伯克可能承认普遍道德规范的存在，但他否认这是人类理性能够完全理解的部分。或者说，他不认为自然法能够如同霍布斯的理性一般，被清晰明确地写出来。这背后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伯克否认存在一种政治科学。他始终认为，政治不存在如同实验室一样标准的操作方式。政治理论犹如旱地游泳，只有实际参与政治的人才能进行真正的政治实践，“政治家与大学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关于社会的普遍观点”（Edmund Burke, Speech on Unitarians Petition for Relief,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4, General Ed.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p.489）。
总而言之，厚达千页的《帝国与革命》是一部十分详实、任何伯克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历史学著作。此书的中译本得以出版，对汉语世界的伯克研究无疑是重要利好。在这本书中，理查德·伯克成功勾勒出一个时时刻刻试图维护大英帝国的伯克形象。“在哀叹1789年以来欧洲的动荡时，伯克对危机的剖析让后人认识到那些幸存下来的制度和结构。宪政制度、混合政府和法治的未来漫长而复杂。商业、财富等级和社会特权仍然存在。贵族原则代代相传，而民众贵族制度（popular aristocracy）仍与我们同在。”（1278页）即便是在大众政治的时代里，精英依旧在政治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