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亲王世铎小传

晚清礼亲王世铎任领班军机大臣十多年,为清代最无权的“宰相”之一。世铎亲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大事,无所献替,因未随慈禧西逃而去职,1913年寿终京邸。《清史稿》中,世铎小传只列在“诸王传”礼亲王杰书之后附载,极为简略,本文为第一篇较为详细的世铎传记。

礼王府


帮慈禧化解“同治立嗣”危机

有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多有探讨,总的来说认为“相权”不断被削弱,但例外情况尚多。“相权”的起落,因具体政治形势、具体人物而变。礼亲王世铎当“领班军机大臣”时期,可能是“相权”最低落的时期,在他之后,荣禄、奕劻都拥有更大权力。

礼亲王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太宗皇太极次兄,为清廷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他的运作使皇太极得以继承皇位,故礼亲王一系在清代拥有尊贵地位。第六代礼亲王昭梿,著有《啸亭杂录》及续录等书,记录清代朝章国故,颇有史料价值,嘉庆二十年因侮辱大臣、虐待庄头被褫夺王爵,圈禁三年,道光九年郁郁以终。昭梿被夺爵,爵位由从弟麟趾承袭。麟趾去世,孙全龄袭爵。

世铎(1843-1913),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生,全龄第三子,代善九世孙,道光三十年(1850)袭爵,为第十二代礼亲王,同治间授内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1884-1894、1898-1901年间,两度出任领班军机大臣,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薨。世铎为人惯于自我谦抑,也正是这一点为慈禧、醇亲王奕譞所看中。沃丘仲子(费行简)言世铎“接人谦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李莲英向之屈膝,亦屈膝报之,诸王以敌体待诸阉,前此所未有”。(《近代名人传》第61页)

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慈禧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嗣位,仍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按照礼法,本应选择“溥”字辈继承皇位,同时为同治帝立嗣,也即将继统、立嗣两事同时解决。但若“溥”字辈继位,慈禧就变成“太皇太后”,缺乏继续掌权的法理依据。为继续掌权,慈禧选择同治帝同辈的载湉继位,留下隐患。

吏部主事吴可读认为,慈禧立咸丰帝侄子载湉继位,并无给同治帝立嗣。光绪五年三月,同治皇帝梓宫奉安山陵,年已六十八岁的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礼成后服药自杀。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一封遗疏,内容为:“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立子,而不为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统,乃奉我两宫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于大行皇帝。然则将来大统之归于嗣子,自不待言。臣以为不然,今日虽无异议,而将来之纷纭难测……”此为轰动一时的“吴可读尸谏”事件。

吴可读担心同治皇帝无嗣,可谓一片孤忠,实际上是给慈禧出了难题。慈禧命礼亲王世铎召集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光绪朝上谕档》第5册第132页)世铎随后以“公议”名义递上一折,认为:“吴可读所陈豫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1879年6月27日《申报》)世铎秉承慈禧意旨,领衔会奏,认为将来继承光绪帝大宝的“元良”,自动成为同治帝的嗣子,否定了吴可读意见,为慈禧继续掌权铺路。此时世铎执掌“宗人府”,他等于以宗室代表身份为慈禧背书。

“甲申易枢”

1860年咸丰帝驾崩,随后发生庚申事变,恭亲王奕訢与两宫皇太后合作,清除了肃顺集团,以奕訢为“议政王”。新皇帝的年号定为“同治”,其中一种解释,是两宫皇太后与以奕訢为首的近支宗室、满人精英共同治理国家。奕訢以议政王身份领衔军机处,文祥、宝鋆等满军机都属奕訢亲信。奕訢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接近历史上的真宰相。在双方和衷共济之下,清朝统治集团克服种种困难,与西方列强签订多个和约,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取得“同治中兴”佳绩。然而,随着局势好转,慈禧不乐意继续受制于恭亲王,遂利用文武官员应对中法战争的糟糕表现,将奕訢及其班子轰下台。

光绪十年(1884),岁在甲申。三月十二日,慈禧发下朱谕,罢免全班军机大臣,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光绪朝上谕档》第10册第61页)这一朝局大变动,史称“甲申易枢”。

自庚申事变起,慈禧太后依靠恭亲王奕訢的辅佐,肃清把持朝政的肃顺一党,外和列强,内削反叛,稳固了地位。然而,自中法战争开战,奕訢领导的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在命将出师、对法外交上确有失误,这些失误也与慈禧的进退失据有关,清廷在对法关系上处于十分被动地位。慈禧以此为由,罢免了整个军机处。

第二天,慈禧任命了新的军机处,命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稍后明确为领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后来,感觉办事人手不够,增加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慈禧还谕令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衡门,这是庆王首次进入权力中心。这一措施,使原本一体两面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分开,进一步削弱了军机处的权力。据《清史稿》记载,把世铎摆到这个关键位置,是醇亲王奕譞的主意。

著名文士李慈铭讥评这次军机处大换班为“易中驷以驽马”,意谓原来恭亲王的班子虽非骏马,还算有点能力,现在换上的是成群劣马。礼亲王世铎是懦弱无能之人,在王爵中“辈行”最高,慈禧、奕譞看中的这正是这一点。世铎在军机处领班,只是担任上传下达的任务,不是让他拿主意。这一届军机处实际负责人是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不便直接领班军机处,原因之一是皇帝本生父不能太高调,另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是:军机大臣每天早朝,都要跪着奏事,但按照礼法,父不能跪子。世铎谨慎平庸,恰恰适合作为奕譞遥控军机处的代理人。

新的军机处组成后,排第五位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为醇亲王奕譞亲信,实际权力反而凌驾于礼亲王世铎之上。很多章奏都由孙毓汶送到醇王府请示后再作处理,造成孙毓汶权力膨胀。

许庚身与孙毓汶


1890年,诗人樊增祥入京办事,写密信给张之洞汇报京中贿赂公行情况,披露的信息十分有趣:

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86页)

信中用了很多隐语,写入京引见的地方官行贿军机大臣的金额,给孙毓汶(用“孙大圣”典故)六百,礼亲王世铎三百,许庚身(用《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曾任洨长典故)二百,张之万(住在北池子)一百,额勒和布(“腰系战裙”)则一分钱也没有,说明此人在军机处不掌握权力。世铎以亲王领军机(“相王”),身价只及资浅军机大臣孙毓汶的一半。

光绪帝大婚后,按惯例即行“亲政”,即太后必须“归政”给皇帝。1886年,世铎上奏折请求慈禧继续“训政”。这个领班军机大臣,在任无所表现,唯一考虑的是尽力讨好慈禧。光绪十九年正月,世铎领衔军机处递上奏折,皇太后六旬万寿,请将徽号从十四字增加到十六个字,由内阁撰拟。(《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7册第719-720页)结果,慈禧徽号变成“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字样。世铎作为朝中“首相”,只能做这种门面功夫。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在中法战争后,时时处在危机之中,不见这位领班军机大臣建一策进一言,以改善国家治理、应对列强侵略。

鲜为人知的是,世铎跟继任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有亲家关系,荣禄长女嫁给了世铎世子诚厚。光绪十七年(1891),曾国藩侄子曾纪渠授职广东惠潮嘉道台,是通过荣禄走世铎的门路,这是李鸿章给他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密信中披露的内情。(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第十一辑第110页)功臣之后想要升职,也要讨好亲贵。

野史记载,世铎对世界各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某年,其子侄辈某游历欧洲归国,世铎问道:“洋鬼子国家亦下雪否?”子侄皆掩口而笑,答道:“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陈灨一《新语林》)这个游历欧洲的“子侄辈”,应是世铎外甥承伯纯。1887年,承伯纯以“吏部候补笔帖式”随状元洪钧出使欧洲,为驻德公使馆随员,1890年与外交官张德彝一起回国。适诗人黄遵宪赴欧,赠诗《送承伯纯吏部东归》。这则野史笔记,讽刺世铎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对西方国家缺乏起码了解,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讽刺宰相无知,是否真实倒在其次。

袁世凯“告密”对象

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世铎处于权力中心而深知能力不足,经常采取请病假的办法来避免卷入漩涡,最终无惊无险。戊戌年二月初四日,“礼亲王世铎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赏假并请派员署缺一折。礼亲王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宗人府宗令著恭亲王署理,正黄旗满洲都统著奕劻署理”。(《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39页)宗人府府令,相当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管理宗室内部事务,地位崇高。恭亲王被罢黜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在群臣呼吁下重回军机处,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去世。十四日,光绪帝上谕:“现在时事方殷,礼亲王世铎著俟病体稍痊即行销假,不必拘定假期。”(《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167页)光绪帝催世铎销假,是因为恭亲王去世后,军机处缺人领班。《翁同龢日记》对此评论道:“按恭邸既歾,礼可销假矣。”一语道破,世铎请病假纯粹为恭亲王让路。

据学者姜鸣的研究,世铎在戊戌政变中曾扮演关键角色。政变发生后,慈禧召荣禄入京,明旨命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负责拱卫京师,手中握有指挥北洋各军大权,袁世凯必定是第一时间“告密”才能得到太后的高度信任。“护理”是清代制度,指下级官员暂时代理某项高级职务。袁世凯在谭嗣同来访后第一时间“告密”,对象是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戊戌年七月底,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奉召晋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凌晨光绪帝召见,退朝后即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开去的是直隶按察使的底缺。袁“午后谒礼邸不遇”,他第一个想谒见的是礼亲王世铎,只是未能见到。八月初三晚,康有为指示谭嗣同登门拜访,游说袁世凯带领所部兵力进京,包围颐和园,禁锢皇太后,此即“围园锢后”密谋。传统的说法,都认为袁世凯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才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此说比较迂腐。康有为、谭嗣同的计划几近谋反,袁世凯若无心配合执行这一计划,应在最短时间内向京中高层紧急汇报,而不是回天津后再行动。

姜鸣注意到,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虎坊摭闻》,为京中消息灵通人士给盛宣怀提供的情报。情报称:“袁谢恩后,使密告礼王而行,故再得护理(直督)之命。”袁世凯谢恩在八月初二日,谭嗣同见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晚,袁世凯八月初五日早晨请训(陛见官员离京前请皇上训诲),请训后即乘坐火车离京赴天津,最合适的“告密”时间应在八月初三日深夜或八月初四日,对象是礼亲王世铎。

袁世凯


世铎既是领班军机大臣,又是荣禄儿女亲家,两人都依靠太后的权力飞黄腾达,袁世凯小站练兵,最主要的支持者正是荣禄。袁世凯在北京,要找能直接向太后汇报的高层,世铎是不二人选。作为铁帽子王,世铎有随时“叫起”的资格。所谓“叫起”是清朝宫廷术语,指亲王主动求见皇帝或太后,“叫起”不是召见,而是亲王求见,有“叫起”资格的只限于亲王。这才能合理解释,为何袁世凯到天津后,太后电召荣禄入京,会安排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

此前,学者猜测袁世凯的“告密”对象是庆郡王奕劻,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庆王奕劻实际上是荣禄的竞争对手。礼亲王世铎则不同,他与荣禄是儿女亲家,袁世凯选择向世铎“告密”,应该也是考虑到礼王与荣禄这层特殊关系。姜鸣认为,《虎坊摭闻》“揭开了告密的真实路径”。袁世凯起家主要依靠荣禄提携,荣禄死后才投靠奕劻。

义和团事起,军机处大权实际被端亲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人所掌握,世铎明白不管如何表态都有风险,缄默不语。1900年夏八军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世铎没有加入到逃难队伍中。稍后,上谕催促世铎等“迅赴行在”,世铎没有遵命。世铎估计是习惯了北京的舒适生活,不愿作艰苦长途跋涉。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初三日,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仍补授御前大臣”。(《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第139页)《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需要懂外事的军机大臣,军机处先后由荣禄、庆亲王奕劻领班,以便应付西方列强的需索,启动新政改革。世铎知识有限、不通外情,慈禧从此不再重用。

礼王府今貌


世铎子孙

世铎世子诚厚(1864-1917),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生,光绪五年(1879)九月十五日与荣禄长女成婚,光绪十年被朝廷赏给应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挑在乾清门行走,光绪十五年被挑在御前行走。诚厚富有纨绔习气,玩物丧志,喜欢养长虫(蛇)、刺猬、猫头鹰等。1913年世铎去世,溥仪小朝廷让诚厚承袭“礼亲王”爵位,民间称之为“疯王爷”,1917年(民国六年)正月十三日去世。

诚厚无子,由诚堃袭爵。诚堃(1886-1929)为裕定(全龄之弟全昌孙子)之子,1917年“奉旨”过继给世铎为嗣,承袭“礼亲王”爵位。诚堃长子浚楷出生于1918年,1926年回归本支为裕定嗣孙。1919年,诚堃次子浚铭过继给诚厚。1929年诚堃去世,浚铭袭爵。据《爱新觉罗宗谱》,浚铭出生于民国七年,也即1918年。(《爱新觉罗宗谱·乙四》,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993-3994页)北京学者冯其利对世铎子孙情况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金浚铭1951年因误打青霉素针过敏去世,终年34岁,落葬于海淀门头村。(冯其利《金浚铭的宗支、妻室、墓地》,载《海淀文史选编》第十二辑)至此,礼亲王世铎亲子、嗣子、嗣孙均无存世者。

台湾地区有个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在台北开设奉元书院讲学,弟子众多。他的早年弟子许仁图写成《爱新觉罗·毓鋆》传记,宣称毓鋆于1906年出生于礼王府,暗示他是礼亲王世铎之孙、诚厚之子,这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找不到记载,十分可疑。若诚厚有个1906年出生的儿子,不会在1917年由诚堃袭爵。毓鋆另一弟子、知名明清史专家,在社交网络公开说毓鋆是“逊清礼亲王”,以他的身份而作这样的无根之谈,殊不应该。毓鋆若真是礼王府后人,最大可能是旁支,也即无资格袭爵的支系。毓鋆究竟与礼王府关系如何,他的义子及亲近弟子有义务披露可靠文献加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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