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先生
孩子的事情需要我们经常关心。我们还有一种习惯也不好，这就是过什么节才想到什么，“三八”想到妇女，“五四”想到青年，“教师节”想到教师，“护士节”想到护士；节一过，任务似乎也完成了，一切还是老样子。今年的“六一”节是不是也会这样呢？我不想预测。但愿不要把纪念活动仅仅看作是个形式，各方面都经常来想想儿童成长过程的问题，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切切实实地多做点工作。我自己，近来有个想法，想创作一组新的画卷，画意是希望小朋友从小养成时间观念，珍惜光阴，分秒必争，天天向上。这对我来说，也是自勉，我已经接近了耄耋之年了，我也要抢时间。——张乐平《不要到“六一”才想到儿童》1987年5月
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是80、90后的共同回忆，彼时，这个营养不良、骨瘦如柴的孩童形象，已经从漫画跃迁到了显像管电视里，每到寒暑假，总能从家家户户的窗口听到“三毛哩个三毛，流浪哩个流浪，赤脚走过一个个弄堂”——这段旋律与长期霸占假期闲暇时光的《西游记》一样，是一个看着近切，实则已经非常遥远的记忆。
当张乐平写下上面这段文字的时候，他所绘制的三毛已经是一座丰碑了。《三毛流浪记》的故事可以说极具凝练地概括了中国旧社会的形象。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差异、物质层面的极度匮乏，这些话题被安插在这个名叫三毛的孩子的生命里，通过他的流浪，将我们不曾经历的创伤通过讽刺、戏谑的形式展现出来。如果说丰子恺笔下的儿童，恬淡童稚不乏风雅气度，那么三毛的复杂性显然更大。但是若论商业属性，要把这一经典IP重新炒热，或者唤起大家对于三毛的记忆，又显得异常困难，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刻下我们似乎很难为三毛形象的再阐释填充足够的灵感，这不由得令人追忆他往昔的辉煌。
电影《三毛从军记》剧照
1992年，《三毛从军记》的上映象征着三毛及其作品影响力的巅峰。脱胎于张乐平原作的电影，用黑色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三毛在抗日战争时的经历，几位老演员魏宗万、孙飞虎们精彩绝伦的表演，以及当时中国电影所展现出的宽容度，至今想来仍旧觉得不可思议。生于1990年代，这部电影小学、中学就组织看了很多遍，遑论电影频道的不断轮播。但它确实有异于电视剧版本的《三毛流浪记》，《从军记》一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从始至终的辛辣讽刺和战争的恐怖交织在一起，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更多地把它当作喜剧电影来观看，不夸张地说，《从军记》和《大话西游》一样，也是一部被时代误读的超前电影，拥有非常高极的悲剧内核，但是等你能够明白这种旨趣时，这个人物形象已经逐渐地定格在那段历史当中，这是三毛的幸运，也是三毛的不幸。
两个世界
回到作品本身来看，《三毛漫画全集》里大量的对比与互文至今仍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题为“两个世界”的漫画里，配文这样写道：“屋里屋外两个世界。屋里头，有钱人家开着暖气，小孩吃着冰激凌，头上还淌着汗；屋外头，三毛和流浪儿们冻得瑟瑟发抖，无处避寒。三毛他们真羡慕屋子里面的世界。”贫富差异这样尖锐的社会问题，放置在旧社会时恰如其分，细读《流浪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真正的苦难——被草席包裹的尸体随处可见，穷奢极欲的享受尽呈眼前。张乐平的某些漫画分镜会让人想起《马路天使》的开场，电影镜头从上海外滩奢华的建筑群的底部向上推送，直到画面中出现当时高耸入云的尖顶，进而是热闹的人群，巡游的乐队，而建筑底部的细节袁牧之导演并没有为观众隐去——乞讨的人群衣不蔽体，饥寒交迫。或许，那是一种时代的共鸣，促使张乐平们拿起手中的笔，将这种“地狱上的天堂”忠实地记录下来，借由漫画这种与讽刺艺术相伴相生的特有形式，一同铸就了所有国人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在这个丰富的记忆维度中，你不仅可以在上海滩看到颐指气使的富家小姐和穷小子的浪漫爱情，也可以窥见社会中低层的困苦与彷徨。曾经的文艺工作者们把时代的症候、大多数人的劳苦牢牢地攥紧，并不富裕的物质环境无法掩盖这些凝视现实的眼睛，如此比照，似乎就显出我们的羸弱来，但有“电子榨菜”果腹的一晌贪欢，罕有三毛这类令人再三回味的佳肴。
残羹剩饭
文艺作品好比国民精神生活中的各色餐品，中国人是喜欢“吃饭”的，又或者说对于中国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吃饭”是最为要紧的。儿时，常因在饭桌上对饭碗、饭菜不恭敬遭到祖母的教训，吃饭不能说话，吃饭不能托着下巴，“粒粒皆辛苦”。上海话里的“饭碗”更是延伸出了工作的意味，经济尚未腾飞的时代里，“拿好饭碗”是每个普通家庭的最终梦想，程乃珊老师在描写上海人吃饭的时候，提到请客到家吃饭常会说“菜没多少，饭要吃饱”，更是将物质的不足与沪人精打细算的性格凝聚到吃饭这件事上，令人叫绝。也就是吃饭这件事，对于三毛显得异常艰苦，能够勉强度日已经不错，更别提吃得好了。题为“残羹剩饭”的故事这样写道：“开饭了，桌上有鱼有肉，馋得三毛口水直流。三毛只是个新来的小学徒，没有资格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只能在一旁伺候着。等大伙酒足饭饱离开饭桌，轮到三毛吃时，饭桶里光剩下一些锅巴，只只菜碗也都空了。”三毛不断地尝试在上海“营生”，被收养、做伙计，这种受欺辱的窘境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尽管不情愿，但他至少还能混口饭吃，如今已经成为消闲食品的锅巴，见证了小学徒的辛酸，会引起旧时的饥饿联想。
但是，我们可能逐渐在失却这样一种“通感”，随叫随到的外卖，极度丰富的餐桌，食不果腹这种感觉的消散与愈发便捷的技术手段消解了这种饥饿的焦虑。身为一个父亲，我也很难面对三毛的彩图漫画给儿子讲一个叫“贫穷”的故事，他会感到困惑，他不会知道父亲小时候常会被“威胁”送到乡下去吃苦，感觉结构不同了，三毛故事的合法性似乎也冻龄了，不由得让想起网络流行语“大人，时代变了”。
也可能是《三毛流浪记》的成功，遮掩了这一形象的流转，或者说阻碍了三毛的进一步阐释。虽然张乐平（以及后续的作者）不断地书写三毛的新故事，不断为三毛制造新的“遭遇”与“惊奇”，但是观者仍旧会把三毛锁定在一个穷、苦、弱的定位上。但是，他又不是像济公这样的富于民间传奇的神话人物，他是一个儿童，是儿童就要成长，就要用儿童的眼光去打量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三毛在后续的《三毛日记》《三毛新事》中得到了美好的生活，获得上学的机会，完成了“两个世界”中望而不得的崭新人生，但是观众也会感到莫名的失落，他变得不再生动了，好像和我们看到其他国产卡通形象一样变得扁平。当讽刺、批判的精神从三毛故事中被抽离，他似乎变好了，但也变得乏味了。当然，给三毛一个“happy ending”肯定是广大记得他的新老读者的共同愿望。
这些年，国产动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知名的动画形象借助4K修复以及改编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大圣归来》等国漫所取得的轰动效应，让许多人看到了国漫复兴的曙光。而高清修复后的《天书奇谭》更是再次激起了热烈的讨论，怀旧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厚古薄今，而是一种互相召唤，好的故事渴望新的诠释，成长的观众需要旧日的温存。对于三毛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只是希望将他放置在纪念馆中供人瞻仰，或许也应该像张乐平先生那样“抢时间”，让三毛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孩子们的书架上，不要让我们精神上的“羸弱”成为三毛形象的“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