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姚蓉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1月版，64000.00元
诗词唱和：理解中国诗歌史的一把钥匙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如何“群”？正如“诗无达诂”，也可言人人殊。窃以为，“诗”首先是“群”的产物，且不说多有集体创作，即便如所谓的“桑间濮下之曲”，以迄后世的山歌对唱，亦不可目为非个人抒怀言志之作，而是“群”相唱和。至于“不学诗，无以言”的行人辞令，更是“群”相唱和的独特表现。“不学诗，无以言”更进一步，则是宗经征圣，祖述摹仿，代有不绝，也可以视为“群”相唱和的异代回响。
当然，诗歌的发展，绝不会止于宗经征圣，有时宗经征圣，不过是“托古改制”，以复古为革新；而大凡新生事物，总是相对弱小或脆弱，“抱团取暖”式的结社唱和，便应运而生。当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高调宣示性唱和。致敬前贤的唱和，也是推动诗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比如李白宣示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历代的和陶诗，以及藉东坡生日等举行的雅集唱和。
文人结社和雅集唱和与诗歌发展的关系，至宋元蔚为典型，个中因由及其影响，欧阳光教授的《宋元诗社研究丛稿》首先作了集中揭示。而元末明初的文人结集唱和，其于地域文学流派与诗歌创作发展，则有更新的启示；根据蒋寅先生的考察和论述，以乡先辈为榜样的区域文学传统，也就在明初才正式登上文学舞台（参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这在岭南地区，尤为典型；南园结社唱和，几乎成为岭南诗歌发展的一条主脉。
因此，纵观横览，唱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解中国诗歌及其传统的一把钥匙，而尤以明清为盛。那么，远者“音容渐渺”，明清亦不清晰，但正是可以发力爬梳理，有以清晰呈现的可能。特别是近来笔者在治生活史的过程中，发现晚清民初唱和风气之盛，几轶前代。比如在上海，由于民清鼎革，遗老丛集，结社唱和，几成其生活乃至生存方式之一。而唱和空间，也由传统的私家园林宅第，增加为高级妓女的长三书寓，然后再到新兴的园林式的闽川菜馆，如消闲别墅等，直接间接地催生了上海酒菜馆业的更新换代，实堪玩味。再进一步想，上海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这些传统的诗词唱和是否能构成上海文化的底色？与新兴的海派文化是何关系？通今宜鉴古，晚清民初上海的诗词唱和的传承与新变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不啻上海，北京、广州均有类似情形。凡此种种，都勾起我强烈的一探中国诗词唱和传统的欲望，尽管绝对是力不能逮，但向往之心却无法止息。方此之际，欣逢上海大学姚蓉教授主编的《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出版，设法罗致披阅，大有所获，深有所感，不揣谫陋，略呈管见。
以坚实文献呈现历史盛景
从姚编《丛刊》的前言和提要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对中国传统唱和词的渊源流变有更清晰的了解，也可见《丛刊》虽是断代之编，却并非断脉之编，是难能可贵的。《丛刊》认为相对严格的文人诗歌唱和出现于东晋时期，至南朝以后唱和活动持续发展。但唐代以前诗歌唱和多和意不和韵，到中唐元和以后次韵唱和才大兴，发展到宋元祐时期达到顶峰。而从南宋开始，文学活动的地方化趋势尤为明显，文人诗歌唱和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一种文人交往的重要形式，在元明清时期得到持续的更大发展。并对各朝有作品存世的唱和诗词集作了量化统计：唐代三十三种，宋代十七种，元代五十四种；明清则多达一千零一十八种，其中明代一百八十二种，清代八百三十六种，数量远超前代，由此可见明清诗词唱和活动的繁荣，这也是姚蓉团队选择从明清入手啃硬骨头的原因。通过第一次全面整理，及为每种唱和诗词集撰写提要，对明清唱和词研究的展开以及明清诗词研究的深入拓展，便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是从文献价值切实呈现了明清诗词唱乃至明清诗词的盛景。《丛刊》共计八十册，收录明清唱和诗词集三百十八种，以明景泰七年（1456）顾恂、支劭等撰《昆山顾桂轩先生百咏天香集》为首，以清宣统三年（1911）余楶、张灿奎等撰《尘思》为止，跨越明清四百五十五年。其中绝大部分为首次影印整理，较为重要的唱和集明代如李东阳、彭泽撰《玉堂联句》一卷；倪瓒、沈周等撰《江南春词集》一卷；文徵明、徐祯卿撰《太湖新录》一卷；杨慎、王廷表撰《梅花唱和百首》二卷；王世懋、王世贞、屠隆撰《归田倡酬稿》一卷。清代如宋存标、宋征璧等撰《倡和诗余》六卷；曹尔堪、梁清标等撰《秋水轩倡和词》二十六卷；翁方纲、程晋芳等撰《秘阁唱和集》六卷；杨维屏、何大经等撰《红楼梦戏咏》一卷；邓廷桢、林则徐撰《邓林唱和诗词合刻》四卷；黎庶昌、重野安绎等撰《癸未重九燕集编》一卷；张之洞、樊增祥撰《沆瀣集》一卷。
其影印整理所选的刻本、稿本与钞本，均力求年代尽早和具有特色。因为就古籍整理而言，刊刻较早的本子往往更为可信。如文徵明、徐祯卿撰《太湖新录》一卷选取明嘉靖顾氏大石山房刻本，毛晋、顾梦麟等撰《隐湖倡和诗》三卷选取清康熙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宋存标、宋征璧等撰《倡和诗余》六卷选取清顺治七年（1650）刻本，瞿式耜、张同敞撰《浩气吟》一卷，选取清顺治八年（1651）瞿昌文东日堂刻本，都是非常接近各集唱和年代的。稿本或由作者亲自抄写，或由他人抄写而由作者校订，均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次影印还选取了部分珍稀稿本，如归庄、陆世仪等撰《养疾唱和诗》二卷为稿本二册，里面尚有批注删改，可以窥见文集之原貌。此外，在没有刻本的情况下，《丛刊》尚收入了部分钞本。如杨铎、杨捷等撰《陶园后集》一卷为明钞本，粤东醉客、痴痴等撰《仙凡唱和集》一卷为清同治十年（1871）钞本，沈周、文徵明、徐祯卿等撰《文待诏书落花唱和诗》一卷为宣统元年（1909）徐琪钞本。
《丛刊》所选底本除了本身的文献价值外，其辑佚之功与史料价值也同样值得重视。所收录诗文，每有为别集、总集所未收者。如杨慎、王廷表撰《梅花唱和百首》二卷民国年间据钞本铅印，此前杨慎全集皆未收录；赵孟頫、杨师孔等撰《古香亭官梅唱和集》一卷，其中赵孟頫十首咏梅诗不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松雪斋集》；文徵明、徐祯卿撰《太湖新录》一卷中徐祯卿《游洞庭西山诗叙》一篇，《迪功集》未收；文徵明《游洞庭东山诗序》，文徵明集亦未收。而唱和集中相关文人小传等资料亦具有相应的史料价值，如倪瓒、沈周等撰《江南春词集附考》一卷收录梁廷枬所辑各家小传，可以了解参与唱和作家的生平；王崇简、魏裔介等撰《云山酬倡》分为“横秋阁”“真竹斋”“聚远楼”“枫林”“云关”等五集，每集前有徐崧所撰《小引》及参定人姓名、收录诗人姓名，诗人名下有小字介绍其生平履历；吴昌绶、张祖廉撰《城东唱和词》一卷附文两篇——张祖廉《满江红》词后附《故清处士方仰之墓志铭》与吴昌绶《一萼红》词后附《人日荐白石道人倡和词序》，可补篆刻家吴昌硕弟子方镐生平与卒年。
《丛刊》“提要”之“要”
丛书编撰影印，近来因为项目带动，市面日见增多，水平良莠不齐；良莠之别，除了底本搜求，次则有无提要及提要的水平如何。在这方面，《丛刊》是交出了优秀答卷的。唱和集与一般的著作不同，因为参与者中有些人到今天甚至已变得藉藉无名，事迹难考。如何勾陈考证，衡量取舍，写好提要，实不容易，这也正见姚编《丛刊》之功。编撰者除对主要参与人员与辑录者的生平、仕宦经历、著述、传记出处等详加考订之外，对其中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生平、著述、传记的介绍也屡见精彩，如《莺湖唱和卷提要》之于莫旦、《陶园后集提要》之于杨铎、《琴音三迭集提要》之于金保权即是。对唱和活动时间的梳理、考证，对唱和内容、参与人员的介绍也颇不容易。《丛刊》每篇《提要》均根据序跋、文集内容对唱和活动时间、唱和内容、参与人员、文集得名原因等进行简要勾勒。如《湖山唱和提要》谓：“考集中有年份记载之诗，以《正德丙寅冬致仕归途次怀雪湖宪副用同年洪都宪韵二首》为最早，以《乙亥元旦纪兴柬木斋》为最晚，则集中诗歌始于正德元年（1506），迄于正德十年（1515）。”对于唱和活动时间加以考证，颇便于读者和研究者。而对唱和集相关的评语辑录，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唱和之作的水准及特色，如《归田倡酬稿提要》引录胡元瑞评王世懋诗曰：“拔新标于四家、七子之外，劲逸遒爽。宗、吴、谢、李，方之蔑如。以配哲兄，诚无愧色。”《浩气吟提要》引录钱谦益评瞿式耜诗曰：“其人为宇宙之真元气，其诗则古今之大文章，吐词而神鬼胥惊，摇笔而星河如覆。”均有助于今日之研究。
当然，通过各种考证评点，最后能归结或上升为对每部唱和集的整体把握评价，则更佳也更难；《丛刊》在这方面的努力与贡献，也是值得表彰的。不过多以引录代表评，固有精择之功，也有原汁原味的特点，显得客观公正，《赐归赠别卷提要》引录张尚瑗评语曰：“诗体皆恬适古淡，犹明初承宋元风格，世次骎骎与信阳、北地同时，而风味犹长沙流派，无模声范句古诗必汉魏三谢、今体必盛唐少陵之习。”又如《徐卓晤歌提要》引录王庭评曰：“余见其与徐士俊栖水倡和，有《晤歌》诸篇什。迄今倚声之学遍天下，盖得风气之先者。”《却扫斋唱和集提要》引录《全闽诗话》卷九评曰：“晋安方坤与兄石幢方城先后成进士，有《却扫斋唱和集》，妥帖排奡，最擅奇警。”其实如能化以己出，则更见功力。不过他们在溢出集子本身，做更深广探索的时候，则不再倚仗前人，而别出只眼。如《玉堂联句提要》谓：“李东阳与彭泽联句诗风雄健奇崛，才力相当。不管是诗人身份，还是文学地位，颇类韩愈与孟郊联句。二人联句有自觉的诗歌追求，在联句诗史上亦有重要价值。”再如《红楼梦戏咏提要》谓：“诸人之作均为题咏《红楼梦》中人物，表达对书中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之感受，对红楼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又如《清尊集提要》谓：“东轩吟社活动前后延续十年之久，集会唱和达百余次之多，这在明清乃至中国古代唱和文学发展过程中都值得一提。所集《清尊集》体量之大，编纂之精，在唱和文献中亦属少见，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与文学意义。”这些精警的论述，不仅简明扼要的指出了唱和集的特色与文学价值，也对唱和集涉及重要文人、文人群体与文学流派加以揭示，殊为可贵。
明清文学研究的新支点
文学研究必须以文献整理为前提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数量和质量，相当大程度决定文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准。从这个意义，《丛刊》可以称得上推动明清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杠杆支点。不妨再言其详。首先，《丛刊》汇集了大量的明清文人群体唱和诗词集，为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便利，尤其是对于在地文学活动的研究。传统的文学研究多强调个体研究，即便是群体研究（如诗派研究）亦多半以个体研究为中心，而对于群体诗歌酬唱活动的考察往往比较欠缺。《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则为文人群体及其地方文学活动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尚有持续时间较长的群体唱和集，主要包括个人历时交游酬唱活动与群体历时交游酬唱活动。如陈瑚辑《隐湖倡和诗》三卷则集合了毛晋一生数十年与友人的唱和诗。史旻、范超等九十一人撰《素心集》收录素心吟社持续近十年的唱和诗。这些唱和集展现了文人群体的诗歌唱和活动，对于还原群体文学场景，探讨群体文学特征与文人心态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涉及重要诗人、诗派、诗社的诗歌唱和活动，对于研究群体流派文学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演进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通读《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多出现在唱和集中。如李东阳、彭泽撰《玉堂联句》一卷，是茶陵派代表诗人李东阳与流派成员彭泽的联句唱和，对于了解茶陵派及其文学特征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吴宽、陈章等撰《赐归赠别卷》一卷，“诗体皆恬适古淡，犹明初承宋元风格，世次骎骎与信阳、北地同时，而风味犹长沙流派”。从中可以考察以吴宽、陈章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与前七子派同时而风貌与茶陵派类似的群体诗风特征。杨慎、王廷表撰《梅花唱和百首》二卷中杨慎之诗长久不见于文集中，此集对于研究杨慎诗歌风貌、个人心态意义重大。王世懋、王世贞、屠隆撰《归田倡酬稿》一卷则涉及后七子派重要人物王世贞、屠隆的诗歌唱和，有助于考察后七子派后期活动与诗风特征。宋存标、宋征璧等撰《倡和诗余》六卷则是云间词派群体酬唱的重要文集，对于了解词派的群体风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所录唱和集有助于考察明清文人群体的生活史，以及文人诗歌的日常化。诗歌自宋代以来便日渐日常化，元祐苏门文人群体与江西诗派表现尤其明显。明清时期诗歌的日常功用更加明显，日常生活均可入诗。《明清唱和诗词集丛刊》展现了明清时期文人群体的生活与诗歌酬唱活动。诗歌的日常化于唱和集中体现尤其明显。唐宋时期，唱和活动中主要有幕府活动、游览活动、宴饮雅集、诗社唱和等等活动，而明清时期则更加全面与细化。
此外尚有与外交活动相关的唱和活动，此类活动尤其集中于晚清。如南摩纲纪、冈千仞等撰《枕流馆宴集诗编》一卷，黎庶昌、长冈护美等撰《戊子重九燕集编》为清光绪十四年黎庶昌再任驻日公使时期与日本使臣相关唱和形成的唱和集。杨恩寿、裴文禩撰《雉舟酬唱集》一卷为中朝使臣唱和文集。这种新型唱和活动，更可为明清诗歌研究展示一幅新的图景。
唱和整理待新篇
从《丛编》中，我们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即与购书、藏书等文人生活相关唱和集的出现。如吴骞、刘志学等撰《典裘购书吟》一卷乃“康熙五十五年除夕前二日，国子监丞吴骞典裘购得《四朝诗选》一书，归家作七言古诗《典裘购书歌》，遍邀同人和之”。乾嘉以后，受到乾嘉学术的影响，文人群体诗歌唱和的学问化更加明显。如王昶、曹学闵等撰《石经阁邝砚倡酬集》一卷则为乾隆时期咏砚唱和。《晋砖酬唱诗》一卷则为嘉庆初年谢启昆、阮元等题咏晋惠帝永平年间造晋砖八块所汇集之诗。《论书目唱和集》一卷为咸丰时期马玉堂、蒋光煦二人论书目酬唱汇集之诗。
但是，如果我们再下探到民国初年，特别是在上海，文人雅集唱和，藏书家、刻书家如刘承幹、缪荃荪、徐乃昌、陈乃乾等，身影重重；再晚一点，则商务印书馆等近现代出版业的各位先生也现身唱和席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与前述唱和空间变化相应，形式的变异也较大，除了消寒会这种形式新旧杂陈之外，像雅集于餐馆的“一元会”这种“商业”色彩相当浓厚的唱和席上，其唱和之作会不会有什么新质特征？对诗词创作和文学文化生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深入全面的整理，才能做出判断。
因此，赏读完《丛刊》之余，对于继续上溯完成古代唱和诗词全编，当然在期望之中，下探民国，或许更有建设性意义。相对《丛编》而言，难度也都不会太大，希望《丛编》团队再接再厉，也就理所当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