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要投笔从戎?“被人祸害”一说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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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如果说曾国藩的生命动力是“成圣”,李鸿章则是“成功”。

性格坦直明快的李鸿章从不屑于掩藏自己的功名心。当年进京参加乡试的路上,他曾经赋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候。”辞句虽然俗熟,却也明快。在他的早年诗作中,“欲封侯”、“梦封侯”、“登鳌顶”、“入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比比皆是。

后来朋友们在一起谈论人生志向,他说,我的梦想是能拥有一座四面都是玻璃大窗的七间大厅,在里面办公:

李文忠未达时,尝与人言志,文忠曰:“吾愿得玻璃大厅事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厥后开府畿疆,果如所愿,一代伟人其胸襟实有过人处。

这样的条件显然只有封疆开府的人才能享有。

曾国藩后来对他的评价当然更广为人知:“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也是曾国藩弟子,字荫甫)拼命著书。”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当初他为什么“不做翰林做绿林”。

和曾国藩当初科举路上的蹭蹬不同,李鸿章可谓一帆风顺。他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安徽籍翰林,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眼光。

他本应和曾国藩当年一样,在翰林院悠闲宁静的氛围中究心经史,练习诗文,习小楷,写白折,凭考试成绩一点点升迁。

然而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安徽之后,三十一岁的李鸿章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他怂恿自己的老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折,请求回乡办团练,吕贤基遂以李鸿章“籍隶安徽,情形熟悉”,奏请随营帮办一切。李鸿章与吕贤基星夜就道,从此“翰林变做绿林”。

李鸿章的部属刘秉璋的儿子刘体仁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记载,说李鸿章投笔从戎是被迫的: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贤基谥号)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秀全)杨(秀清)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致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这段记载将李鸿章主动从军写成“被人祸害”,然而事实是绝不会如此富于故事性的。因为从个性看,李鸿章绝不是一个在命运面前甘受摆布的被动之人。刘体仁说李鸿章怂恿吕贤基上奏折是在安庆失守之后,事实是早在咸丰皇帝接到安庆失守报告前七天,即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3月1日),吕贤基就上了李鸿章为他草拟的《江防吃紧请饬择要安置折》。而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偕行也不是上折子当天,乃是三天之后。正月二十五日(1853年3月4日),吕贤基奏称:“臣查有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平日俱留心武事,相应请旨饬令此四员随臣前往。”由此可见,刘体仁此文固然绘声绘色,却是靠不住的。

在清代官场,从中进士到成为封疆大吏,平均要三十年左右。想要破格晋升,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战功。比如曾国藩的朋友江忠源,本是一普通举人,因镇压农民起义破格授为知县,又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数年升为巡抚。这在承平年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李鸿章身高在一米八二到一米八五之间,眉宇间精明外露,一望而知是一个精力充沛,明敏果决之人。胡林冀和曾国藩都给他相过面。胡林翼见李鸿章一面后,就对曾国藩说:“少荃如许骨法,必大阔。”相面高手曾国藩也对李鸿章说:“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也就是说,你的相貌和书法反映出你是能承担繁剧任务的大才,不适合长年优游于闲职。

确实,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他为人直率、精力旺盛、刚强坚毅,能迅速地选择出最佳的行动方案。李鸿章“拼命做官”,是因为他的性格和能力适合做官。有人攻击李鸿章“热衷仕进”,他并不否认,而是坦然地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对这样一个“热中之人”来说,翰林院的冷板凳是很难坐稳的。因为无心研习,咸丰二年的翰林大考,李鸿章只考了二等末,差一点就要降级罚俸了。可见他对翰林这份工作远没有曾国藩那样有兴味。投笔从戎以觅封侯,显然更符合他的性格。后来他出任江苏巡抚,距中进士只有十五年,比平均速度快了一倍,正是因为他抓住了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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