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写道：“火车之于旅行就如同妓院之于爱情；如此便捷却非人性地机械，并要命地乏味。”托尔斯泰的话揭示了技术的发展与人的经验的一种复杂关系。《安娜·卡列尼娜》中，从农用器具，到咖啡机，到著名的安娜卧轨，每一次对机械的描写都伴随莫名其妙的事件。火车、飞机、电报、电影的发明迫使人重新审视空间、时间、人际关系、种族、性别等等问题。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然而俄国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文学想象上与此不成正比。奥德耶夫斯基1838年开始创作的《4338》就构想了连接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4338》中包含的帝国视野终于十九世纪末被付诸实践。1892-1905年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仅让西伯利亚不再是现代性未及之地，也直接加剧俄罗斯、中亚地区、中国、日本的各种地缘政治和文化的纠葛。在十月革命前后，火车与铁路更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那里成为将革命从彼得格勒带向整个俄罗斯帝国内陆的有效手段。这一切又在维尔托夫的电影《扛着摄像机的人》中以新的艺术形式，为受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审美经验。关于科学技术的文艺作品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反映了与俄罗斯对现代性的思考，更是俄罗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性因素。
奥德耶夫斯基 《4338》 小说插图
维尔托夫《扛着摄像机的人》
然而，在当今的学术和日常语境中，特别在俄罗斯，科幻小说的研究常常受到排斥和轻视。反对者并没意识到科幻小说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成就，未能从俄国文学传统和俄国现代性形成的角度来认识科幻小说。安妮蒂塔·班内吉在2012年出版的《我们现代人：科幻小说与俄国现代性的形成》这本书试图拨正这一种对科幻小说的态度。作者认为，科幻小说不仅“讲述了”，而且“塑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动荡中的俄国现实和俄国现代性的形成。
安妮蒂塔·班内吉（Annidita Banerjee ）：《我们现代人：科幻小说与俄国现代性的形成》（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卫斯理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将她的研究范围设定在俄罗斯第一次出现“科幻小说”一词的1894年和扎米亚京将“科幻小说”表述为“最能吸引我们现代人注意力并赢得我们的那类文学”的1923年之间。这期间的俄罗斯经历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还有苏维埃俄国的初建；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从俄国现代主义的发端，经过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以及等等新艺术团体的轮番登场。这一时期，按照扎米亚京的说法，科幻小说不仅仅在文学圈子里被创作、阅读、传播，更被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政治家们阅读，很多作家本人就是数学家（别雷、齐奥尔科夫斯基）、工程师（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医生（契诃夫、布尔加科夫）。
班内吉揭示出，早在“科幻小说”在西方作为一个体裁被认可之前，它在俄罗斯已经是知识界论争和二十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早在1894年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关于科幻文学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并开始使用“科学幻想”（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 scientific fantasy）一词开指称科幻小说，这比美国人雨果·格恩斯巴克（Hugo Gernsback）于1926年在英语世界中第一次使用“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要早三十二年。
然而作者力求不写作一本“俄国科幻小说史”。在材料组织上，作者没有以梳理俄国科幻体裁的历史为目的，选择先综述，再作家专论的传统方法，而是试图建立一个俄国科幻与现代性的谱系学。作者写道：“与其按照规范去重构这个体裁的文学史，我的目标是俄国科幻小说与众不同特征的一个谱系学：它与俄国现代性想象的共生性。”（第6页）这里的谱系学是福柯意义上的，即“拒绝那种元史学的对理想意指和无限的目的论的配置……与追根溯源做对抗”。它的研究对象恰恰是那些“我们倾向于感觉没有历史的事物”。
常规的历史书写建立在一些读者与作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前提之上，但实际上隐含了一种权力结构。当将早期的科幻作品与后来的科幻作品置于前后文的序列中，读者会自动地将后来作品臆断为早期作品所具备的特征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文类进化的历史脉络，而这种脉络常常是片面的。本书作者试图为读者破解这种叙述方式。这里班内吉选择以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科幻文学专家达尔科·苏文（Darko Suvin）为理论盟友，试图发现科幻小说与俄国现代性话语的共生关系，而不是提供一份文类进化的记录。杰姆逊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调和了异质性叙述范式的象征性行为”。苏文认为，为科幻小说寻求一种过分一致的意识形态或者影响的源头是不合适的。换句话说，科幻小说作为文类本身就是对抗传统文学史的。因此，这本书避免了那种目的论式的历史叙述，而是选取了一种，按作者的话说，“自下而上”的视角，将科幻作品回归历史现场，作为特定时代的声音来考察。除福柯、杰姆逊、苏文之外，本书的批判立场还继承了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象”、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等重要理论。
本书的另一个诉求，是将俄罗斯科幻小说的研究从老式冷战批评范式中解救出来。在西方的苏联文化的研究中，长期流行着一种对抗性逻辑的冷战叙述，即官方文学对地下文学，苏联文学对侨民文学，乌托邦对反乌托邦。对大多数老一代斯拉夫研究学者而言，例如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以扎米亚京《我们》为代表科幻小说作为反乌托邦文学，在政治上与苏联的专制集权对立，在美学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立。这种批评范式将科幻小说视为十月革命前所谓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而将苏联官方文学视为一种历史断裂；将扎米亚京、齐奥尔科夫斯基，到后来的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视为公开或暗地的持不同政见文学。这样的冷战批评范式的预设前提，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切断了俄罗斯帝国的文化脉络、破坏了文化经典，一切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被苏维埃政权认可的文艺作品都是对文化传统的反动。
扎米亚京 《我们》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很多关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研究都是以扭转这种冷战共识为出发点的。出于对传统范式的不满，班内吉从左翼立场出发，调动多种理论方法和扎实的档案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苏联时代的很多关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对晚期帝俄时代业已存在的思潮的延续和发展。班内吉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对我国当下俄罗斯东欧历史和政治的研究中的一些新趋势有着警示和借鉴意义。
本书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关切，同时更是一本资料详实的历史考察。作者用“科幻小说与现代性形成”这一宏观的理论视角将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了融为一炉的处理。书中有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细致剖析，例如弗拉基米尔·奥德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德米特里·梅列日可夫斯基、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瓦雷里·勃留索夫、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同样研究了大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虚构性文本，包括的报纸、杂志、广告，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性论文、哲学论文、政府文件等等，尤其是《自然与人》杂志（Природа и люди）。作者并不仅仅将非虚构性文本作为所谓“经典文学”的背景和语境，而是将不同类型的文本作为呈现和塑造这一激荡时代的文献。
《自然与人》，1893
作者围绕四大问题“征服空间”“超越时间”“生成电力”“创造人性”来形成章节，统摄1894年到1923年这三个十年的技术现代性问题。第一章“征服空间”试图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幻小说的出现何以塑造俄国人对空间，进而对民族的认识。作者从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出发，即把空间作为一系列客观事件和集体意识形态之间的进化关系，认为是科幻小说将俄国从一个落后的边缘性的自我认知传送到一个超越东西方分野的第三种空间的认识上来。为了展示出俄国关于自我空间身份的文化史，班内吉将世纪之交三十年的科幻文本，例如小说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飞翔》、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阿爱里塔》、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的《红星》等作品置于从彼得大帝、恰达耶夫、丹尼列夫斯基，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的讨论之中。
第二章“超越时间”则将注意力落在时间问题上。电报的出现如何给人带来共时性，铁路的出现又如何改变了人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认知。俄罗斯对时间的认识改编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中的一部分。作为文学学者的班内吉让我们意识到，本书中分析的这些俄罗斯科幻小说和诗歌作品正是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代（1905年）出现的。科学发现和文学写作从来都不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空，但是今天的历史书写却常常给人这样的错觉。事实上，当我们回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或者巴赫金的理论文本（例如《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时，相对论给俄国知识分子带来的时空观的冲击就已经得到直接的体现。班内吉亦直接提到，1913年的俄国未来派宣言《词语的崭新道路》直接引用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柏格森的直觉概念。这一章中，班内吉展示出了社会生活开始被新技术重新配置的过程以及同时代人的反应，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十月革命和技术进步推动了俄国与欧洲在时间上的同步。
《二十三世纪的莫斯科》（明信片，1914）
第三章“生成电力”关注电力问题。这一章中，作者试图去追溯关于电力的想象如何从世纪之交的新奇技术进化为一种提供乌托邦想象的资源。班内吉试图拨正长期存在的一种误解，即列宁的名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常被置于领袖个人意志对国家文化的干预的语境中解读。班内吉认为，并不是列宁启动了俄罗斯对电气化的乌托邦想象，他的口号应被视作这种业已存在的现代性诉求中的一个明亮的声音。为了将列宁的声音置于历史脉络之中，班内吉从俄国作家罗蒙诺索夫的《玻璃的用途》（1752）、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行记》（1790）、以及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836）中找到了这种电力想象的俄罗斯文化源头。为了重建列宁口号的时代语境，班内吉通过二十世纪初不同政治立场和艺术流派的作家对“电力”的论述，有效地重构了历史现场，包括俄国象征派诗人别雷和吉皮乌斯对“生活创造”，这一俄国象征派用来表达通过艺术改造生活的概念的论述、普拉东诺夫的《电气化的祖国》（1921）、未来派诗人赫列勃尼科夫《闪电的姐妹》（1928）等。
娜塔莉亚·冈察洛娃：天使与飞机 （1914）
第四章“创造人性”关注一个生命政治的问题。是否可以使用世俗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不完美的科学技术来如何塑造完美个性的社会主义的新人？这里作者再一次的否定了那种将苏维埃社会的“新人”理想解读为压抑人性的冷战批评。班内吉揭示了俄罗斯东正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概念同苏维埃“新人”建设以及经济政策之间的连续性。
杂志 《建设中的苏联》，1934
安妮蒂塔·班内吉现为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博士，曾受业于俄罗斯诗歌专家罗纳德·伏龙（Ronald Vroon） 和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erine Hayles），多年来一直从事俄罗斯文化中科学技术和民族建构问题的研究。本书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写成。两位导师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一种完美的融会。伏龙是俄罗斯诗歌专家，尤其是赫列勃尼科夫的生活与创作，其研究风格可以用传统的语文学家来描述。而凯瑟琳·海尔斯则以后现代文化批评见长，特别是以“后人类”的这一富有洞见的概念闻名。班内吉的这本书既展示出扎实的俄罗斯语文学研究功底，强调形式分析和深入档案材料，又具有深刻的理论问题意识。班内吉从科幻文学的角度重写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史，是理解这一时代政治文化、科学发展、文学演进、思想论争不可绕过一本重要著作。（文/初金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