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始，中国国家博物馆已连续三年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广泛邀请国内外该领域资深专家参与，获得了与会嘉宾和业内良好反响，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打造的精品学术论坛，对推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青铜器研究和相关收藏、展览工作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023年9月21日至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第四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学术研讨会（图一），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馆刊编辑部与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合作承办，邀请海内外科研机构、博物馆和知名高校的31位专家学者参会，紧扣“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考古发现、器物研究、铭文考释、铸造技术等多个方面，发表有关青铜器研究的新见解，展开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对话，发掘我国青铜文化内涵，弘扬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
图一 研讨会海报（王欣然、刘浩设计）
此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分为四场举行。与会学者不仅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古建筑研究院等知名学府及文博考古研究机构的代表，还有一些海外知名专家（图二），如来自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学者。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国博，汇集云端，展示了近年来有关青铜器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次研讨会学者发言的主要内容，分为“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纹饰分析”“青铜器铭文及其历史内涵的探讨”“博物馆藏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四个议题。研讨会每场由一位嘉宾主持。在每场发言之后，学者们均进行了简短而又热烈的学术讨论，就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图二 出席研讨会的嘉宾合影（范立摄影）
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许杰馆长结合四川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通过对各类器物的详细分析，再次探讨一号器物坑的相对年代，为其他各项研究确定一个可靠的年代基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耿庆刚对近三年来陕西韩城陶渠遗址发掘工作及其文化内涵做了详细介绍，并将其与其他封国进行了比较。《江汉考古》编辑部陈丽新主任以湖北叶家山墓地出土方鼎为主，结合周初其他诸侯国相关材料，指出商末周初青铜方鼎的发展和使用已进入了尾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凤瀚教授对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时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两组青铜器铭进行了探讨，再联系其他自名“行器”的器铭，可对“行器”的性质有进一步的认识，并与少数“大行”之器相区分。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张天宇对山西黎城西关M7、M8两座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M8墓主为男性，M7墓主为女性，原报告的人骨鉴定结果有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黎婉欣对江苏淮安高庄战国墓出土器物的形制与葬制做了考证，讨论了该墓的年代及其文化属性。
青铜器与纹饰分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陆晶晶博士对出土于黄陂盘龙城、郑州商城、平陆前庄的六件商代早期大鼎，以及收藏于晋商博物馆的一件出土地不明大圆鼎，解构其风格因素，分析其铸造工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以商代青铜器上的阳线阳纹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阳线阳纹和宽带阳纹共生的器物，以及细线阳纹经常出现的器物，来分析二里岗文化时期纹饰特别是细线阳纹的制作背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柳扬主任对一种西周人首形管状 饰传世品进行考察，认为此类器物很可能是巫师在宗庙或神社、于祭祀场合戴假面舞蹈情形的再现。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韦心滢以西周晚期流行的两种鼎型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探讨了两种鼎的流行时间、源流变化，而且还分析其从开始、发展至衰亡的过程及原因。山东博物馆刘延常馆长梳理了山东地区出土东周时期属于部分古国的青铜器资料，并对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剖析。国博研究馆员霍宏伟总结了汉代特种工艺镜的地域出土规律，主要集中分布于湖南（图三）、江苏等南方地区，并对其出现原因进行了阐释。
图三 湖南博物院“方圆之境”展览展出长沙黑槽门东汉墓出土鎏金博局镜（霍宏伟摄影）
青铜器铭文及其历史内涵的探讨
山西省古建筑研究院韩炳华副院长从文字学角度结合考古发现，论证商代的“竝”应该释为“比”，这种职官商代曾经被封在黎城。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充分利用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铭刻与陶文资料，对周人居住的豳地和周人的邻国密、阮等国做了初步考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巍先生对一些具有长篇记事铭文、年代属于西周时期的伪器进行鉴别和探讨。国博馆员韩雪对陕西沣西公社新旺村窖藏出土一件西周铜盂铭文部分字词重新讨论，并结合传世文献，探讨了西周时期王室遴选后宫宫人的标准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崎川隆教授在以往公布几篇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重新定义“铭文重合辨伪法”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实践模式，对其可行性和限制、难度等问题进行反思。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陈英杰教授从铭文结构本身和复调理论出发，对班簋中的班即毛公申之说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严志斌教授对新见格姬簋铭文做了详细考证，其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博馆刊上。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邓佩玲对史颂鼎、簋铭文拓本进行了整理，对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从盠方彝铭文透露的制度信息，考虑其时代先后，再佐证以书风、章法，提出将其断在西周晚期，稍嫌太晚。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何景成教授以邯郸市百家村一座战国墓出土带有铭文的铜戈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此类“倾”字在古文字材料中的出现情况和学界的认识过程，有助于揭示戈铭在文字学上的价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凡国栋收集了多件战国晚期青铜器铭文资料，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它们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的“久刻识物”制度。
博物馆藏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马今洪先生以上海博物馆藏一件属于二里头时期的管流爵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他几件管流爵，从形制、纹饰、铸造技术及用途等方面做了一些探讨。国博副研究馆员田伟对国博2011年购入的三十余件商代青铜器进行了初步研究，这批青铜器的主体时代属二里岗上层，部分可以早至二里岗下层阶段，属于典型的商文化青铜礼器。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胡嘉麟对国博馆藏青铜重器虢季子白盘的性质提出了新见解，认为是“三礼”文献中记载重要的丧器，对研究西周时期的丧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国博馆员孙思雅从国博馆藏邾公华钟切入，对邾国有铭青铜乐器进行了综合整理及全面考察，进而对春秋时期东夷异姓诸侯国的礼乐情况作了分析。国博研究馆员苏强认真梳理了国博馆藏的一批北方系青铜器，其时代范围大约在商至东汉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区域文化特征，与欧亚草原多种青铜文化相联系。国博研究馆员冯峰重点介绍了国博馆藏一批尚未正式发表的汉代有铭青铜器，是难得一见的新材料。国博研究馆员翟胜利以国博近期入藏的西汉河平元年青铜鋞为研究对象（图四），分析了此类器物的发展演变情况。
图四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西汉铜鋞（国博供图）
综上所述，学者们的发言内容紧扣研讨会主题“青铜器与考古新发现”，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紧跟考古学术前沿，对青铜器群组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二是跨学科、多视角对青铜器与商周史的探索，这充分反映出青铜器研究的现状，也显示了这一类研究的发展趋势；三是对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青铜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整理与研究，并及时向学术界同仁介绍新的馆藏青铜器研究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