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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中华民族的儿歌。
一个人，一个族群，都需要有一个叫作“诗”的东西来表达自己、抒写情志、传递心声。从《诗经》开始的歌唱，是华夏大地觉醒的摇篮曲，是中华民族的儿歌。
唐诗专家闻一多指出，世界上有四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差不多同时抬头唱起歌来。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它是比汉民族的“围墙”——长城伟大得多的民族根基和至尊灵魂，不用砖就可以垒得起来。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的“乐府民歌”，主要是指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它们和古老的北方《诗经》、南方楚辞一样，都是中国诗歌的原典，蕴藏着中国最早的诗歌母题、感情模式、诗学意象和音乐性元素。
一代一代传唱
劳动恋爱和生命之歌
抒写情志、传递心声的文字与音乐结合起来，就形成乐府诗的原典。乐府原是一个音乐机构，从秦代开始就有设立。汉继承秦的做法，也设立汉乐府机构，同样做采集民歌、文字加工、配置乐曲和训练乐工的工作。
民歌采集以后，乐官把它们分类：第一类叫“鼓吹曲辞”，又名“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补写歌词而成；第二类叫“相和歌辞”，是各地采来的俗乐，配上“街陌谣讴”的创作，是汉乐府五光十色的精华。第三类叫“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已经失传，无可归档，自成杂类。
响在汉乐府里的背景音乐，一是来自秦国的音乐，二是来自楚国的音乐。汉乐府之所以绕梁三日、感人至深，就是因为这些音乐曾经经过秦娥、楚女纤手的拨弄和樱口微启的歌唱。
随着时代的发展，体制上的乐府机构已然消亡。但当时采集来的田野、巷陌民歌仍然清新纯朴，像原野上的花一样新鲜活泼，具有生命力。它们采来时还说着方言，还带着泥土的新鲜，在中国诗歌史上春意盎然。例如，吟唱“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江南》。
但可惜的是，这些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基本上没有作者——他们都“失名”了。其实，每首诗的作者都是有名字的。也许采集时，个人服从了郡县长官的意志；也许有人不愿署上自己的名字，或是乐府部门有所规定，因此在历史长河中集体消逝了。
我们只能想象，当年在江南莲塘的合唱里、在冀北秋风的马背上、在落魄失意的下层文人中间、在前往洛阳令人疲惫的黄土路上，这些无名氏一代一代地传唱他们劳动的歌、恋爱的歌、生命的歌。隔着琥珀般透明的语言，纤毫毕现地让我们看见其中蕴含的社会精神和人之情思。
现代理念说，阅读文学作品有三要素：一是作者，二是文本，三是读者。三者缺一，就会有问题。缺了文本，无诗可读；缺了读者，就像没了观众；缺了作者，“知人论世”就无法进行。但是，历史保留下来的这些乐府民歌是那么美丽、那么有生命力。2000年以来，仍然音韵悠扬，传到我们的心里……
汉魏六朝乐府
描绘不同地域的景与情
汉魏六朝乐府民歌，是包含了南北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原典。
我们现在读来自社会底层的汉乐府，觉得它继承了《诗经》的传统，风格质朴、清新、刚健，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针对性。篇篇都是班固说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品。
那是爱与恨、生与死的交织，是悲伤和欢乐的歌唱。富人家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妻妾成群，锦衣玉食。穷人家则《妇病行》《孤儿行》，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呼喊，母亲在痛哭；孤儿受到兄嫂虐待，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穷途末路之际，戏剧般地出现了《东门行》，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
假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继承汉乐府，作了人间贫富悬殊、反差极大的对比，那《红楼梦》中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少在语言上学的就是汉代富人的做派。
汉乐府民歌之所以是原典，主要因为它的内容和主题成为后世的母题，几乎每一篇都确立一种母题。许多艺术方法，是历代文学顶礼膜拜和取法的对象；其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了许多后世名家。
再来看南朝乐府民歌，它像是江南女子专情的歌。南朝乐府民歌的产生，是南朝农业、商业、交通、手工业的发展结晶，是娱乐歌舞的需要，亦是帝王的提倡、贵族的好尚。同时，它也与当时流行的绘画、书法、音乐、棋艺的日益细密、日益精湛相表里。
沿长江生活、喝长江水长大的人，生命里有水，细胞里有水，性格里有水，诗歌里也有水。这就决定了南朝乐府民歌的风格。
南朝乐府民歌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情”字。我们不必问，里面的“情”是不是符合道德规范；也不必问，是不是配偶之间的爱情。我们只需问，诗歌作品里的“情”，是否真挚，是否纯真，是否无邪，是否痴得感人。
在宋词里，江南的青山绿水，同时化为美人的灵动和眼睛里的湿润。歌如眉峰聚，诗是眼波横，都是媚眼盈盈的江南。因此，今天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学，可以说是在南朝乐府民歌中才开始奠定成型的。
北朝乐府则在辽阔的草原和大山的背景下展开，唱出了许多歌颂勇武、格调悲壮的民歌。那是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北方各民族的歌唱，多数为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一方面，四季是美丽的，人民是刚健的，牛马是欢腾的；另一方面，战争、徭役、流浪、流离失所以及白骨无人收的场景，也是歌曲的主旋律之一。
心灵绽放的美丽上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相同的
比较来看，汉乐府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南朝乐府属于女子专情的歌唱，北朝乐府则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北朝乐府歌颂北方民族尚武的刚健，歌颂英雄，歌颂战斗与牺牲的精神。
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传为解律金作的歌曲，当年高欢命将士们唱得地动山摇。打了胜仗也唱，打了败仗也唱；胜仗唱得雄壮，败仗唱得悲壮。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首军歌，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动员作用。
由此，文学因南北地理相隔而出现南重文、北尚武，南重情、北重气，南柔北刚、南绮北质的不同，至六朝乐府形成更为清晰的风格特征。
如果说，南朝乐府民歌是女儿的歌、水的歌、恋爱的歌，那北朝乐府民歌就是勇士的歌、土的歌、流亡者之歌。北朝乐府民歌也写爱情，但风格和南朝乐府民歌迥然不同。
南歌执笔如执扇，轻盈而多风姿；北歌横笔如横刀，豪迈而见骁勇。南歌运思如行船，正风日流利；北歌使气似奔马，多铿锵之色。南歌多用单线在宣纸上勾勒，晕染出隽永灵动的尺幅小品；北歌多取块面，是风格豪放、笔致粗犷、立体感很强的油画。
当然，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在语言的节奏上，在质朴纯真的风格上，在心灵绽放的美丽上，南北朝乐府民歌内在的美是相同的。
此前，我们比较重视汉乐府，不太重视南北朝乐府；南北朝乐府中，又相对重视南朝乐府，不重视北朝乐府。其实，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展现了人生精彩的侧面。虽然有表现痛苦和欢乐的不同，但都是真的、善的、美的。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固然沉重，但劳动在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同时，何尝不在创造快乐？千年承续的男女爱情，何尝不是生活的主旋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汉乐府不重视六朝乐府，是重视人生道德的一面、忽视人性情的一面；重视南朝乐府不重视北朝乐府，犹如只重视山水田园诗不重视边塞诗。事实上，山水、田园、边塞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特色，不能偏废。
唐朝诗歌盛宴
需要备好原材料调味品
中国不能没有唐诗，唐诗不能没有乐府民歌。唐诗固然是一朝盛宴，但不能说这席盛宴是仅由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样的大厨师做出来的。它需要几百年的通力合作，需要汉、魏、晋、宋、齐、梁、陈和北魏为这场盛宴准备各色各样的原材料、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以及历年的菜谱。
就此而言，不了解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就无法知道唐诗母题的来源、风格的继承、手法的运用、典故的背景及语源的出处。
李白刚到长安，震慑住道士吴筠、吓坏贺知章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蜀道难》，就是五、七言乐府。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情怀、丰富的想象，描写了蜀道峥嵘、突兀、惊险的壮丽奇景和磅礴的气势。但“蜀道难”是乐府诗的“题目”，李白只是利用“旧题”写新内容。
李白诗歌和生命里流动的“水”，来自于南朝乐府民歌，来自江南长满青草的小河。他的《静夜思》《玉阶怨》，就是南朝民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的改进版。
和李白的浪漫主义不同，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翻一翻《杜工部集》，你会发觉，假如把杜甫对汉乐府改造后“即事名篇”的作品撤了，他可能就评不上“诗圣”。
安史之乱中，杜甫和众人一起流亡，所见之处，遍地哀鸿，而描写这种社会苦难最好的模本就是汉乐府民歌。汉乐府里的《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怨歌行》，都融化在杜甫的诗歌里。
因此，杜甫就像一个战地记者写“诗报告”一样，许多社会生活的方面甚至来不及用乐府诗的旧题，直接用新题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他写下了《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反映民间疾苦的经典作品。杜甫选择汉乐府模本的精神和传统，使得他成为安史之乱的一面“镜子”。
所以，杜甫以来，诗人们都认识到，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要想写出“诗圣”级的作品，要让自己的诗集具有“史诗”的性质，用汉乐府模本的精神和原典，是一个重要且可靠的途径。
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是“广大教化主”。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是脍炙人口的佳作。但有意思的是，他与元稹还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提出以“新乐府”写生活的口号。白居易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理论，并要求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而自命新名，即“即事命篇，无复依傍”。
由于白居易的努力，由杜甫《三吏》《三别》开创传统，元结、顾况继续写作，张籍、王建扩而大之的“新乐府运动”取得很大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反映出了唐王朝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更常被后世评论者称赞。
自创的“新乐府”
里面仍然装着传统的乳汁
提到刘禹锡，人们不一定知道他做过什么官，但可能知道他贬谪到连州、朗州、夔州等地，写下了许多拟乐府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这些呈现鲜明地域色彩的文人“新民歌”，语言平易，含蓄委婉，清新自然，风情淳朴，历来让读者爱不释手。
再如晚唐的李商隐，他是学习乐府民歌、从中汲取营养的又一个代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商隐的诗歌风格，那就是融合了杜甫精深的格律、沉郁顿挫的风格和齐梁诗、六朝民歌的清丽。他的诗歌缠绵悱恻、芬芳馥郁，放在今天想来也足以迷住80后和90后年轻人。
在著名的《无题》诗中，就有许多南朝乐府民歌核心的支撑点。例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南朝乐府“春蚕”“蜡炬”两首民歌意象的组合。六朝乐府民歌《西曲歌》里有《作蚕丝》：“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以春蚕之丝，谐女子之思；以春蚕作丝之缠绵，谐女子日夜相思。看中这一“春蚕”意象的李商隐，从这首民歌里汲取意象并加以升华，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无题》诗中还有这样一句话：“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李商隐诗下原注“古诗有‘小姑无郎’之句”，指的就是六朝乐府民歌《神弦歌·清溪小姑曲》 里青溪小姑的形象：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是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小姑的内心独白。你看，“开门”面对一片“白水”，“侧近”是一座“桥梁”，不是人居住的地方；“独处无郎”的孤独，是女神也无法改变的悲哀。在小姑的内心，她宁可要一个丈夫、一个家庭，也不要现在所处的令人瞻仰的寺庙和神的荣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传说，她的男朋友就在“白水”附近，但李商隐说“青溪白石不相望”，凄婉之情溢于言表。
此外，许多著名的篇章，有的都是直接用乐府诗的题目，如被闻一多誉为“顶峰上的顶峰”、写出“宇宙意识”的《春江花月夜》。此外，杨炯的《从军行》、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适的《燕歌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以及《关山月》《塞下曲》《战城南》《北风行》等，都是用乐府诗的“旧瓶”装自己的“新酒”。虽然写的内容是新的，但与旧题也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多写参军及战事、“雁门太守行”多写边塞的风光和生活，不一而足。即使自创的“新乐府”，里面装的仍然是汉魏六朝乐府精神和传统的“乳汁”，是唐代诗人天天都要喝的。
值得一提的是，汉乐府中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但唐代继承的人不多，只有韦庄著名的叙事长诗《秦妇吟》一首，并称为“乐府三绝”。“三绝”中，乐府诗占两席，唐诗占一席。所以，只要《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在汉乐府里守着，《全唐诗》中的任何一首诗都不敢越过边界南下牧马或弯弓报怨。（文/曹旭，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