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取贡赋的国家也会破坏积累
收取贡赋的国家虽然经常鼓励积累，但是也会破坏积累，有时破坏的程度还十分严重。实际上，农耕文明的基本结构令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如果初级生产者不能获得土地，那么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便不能存在，因为土地是大多数剩余产品的来源。因此，在大多数农耕文明里，大多数人都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广泛分配限制了财富梯度的加剧，抑制了资源被集中到精英集团手中。这就意味着虽然剩余的财富能够集中到政府和精英的手中，但是土地，农耕文明的基本生产资料却不能。不管精英们如何象征性地主张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必须将大多数土地交给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这一要求限制了他们管理并且监督农业生产的能力。这还解释了为什么贡赋国家在如此初级的科层体制下还能够生存下来：他们将大多数基本生产任务几乎全部交给了乡村家庭组织的技巧和劳动力了。
木版农耕图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关系解释了为什么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不得不经常通过抑制创新、抑制生产能力的方式来榨取资源。如果农民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屈从于精英们经常需要的大量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精英们通常不得不使用武力威胁取得剩余产品。在短期或者中期阶段中，这些威胁，不管适用于收取日常税收还是通过征服而收取新的财富流，都是极为有效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因为生产的实际增长发生得太慢，无法引起统治者的兴趣。
因而摩西·芬利（Moses Finley）不无夸张地论证道：“古时候所谓的经济增长，总是通过对外扩张而取得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通常只有那些具有远见卓识或者自信心十足的统治者才会投巨资于那些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提高生产能力的项目。面临当前的危机，甚至最胜任的统治者也会变成野蛮的、贪得无厌的掠夺者。那些无能的或者绝望的统治者当然就会使用破坏性的榨取国家收入的手段，甚至当他们或者他们的顾问明知正在竭泽而渔，破坏他们权力基础的时候也不能幸免。俄国历史上的伊凡雷帝就是这种过度榨取而招致危险的一个可怕事例。在他死后，苦心经营了数世纪的强盛的俄罗斯帝国在内战、饥荒、入侵以及人口下降中分崩离析，史称“ 混乱时期”。伊凡雷帝横征暴敛的政策是导致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它们把作为一切农耕文明的生产基础的农民逼得家破人亡。
伊凡四世，传说中的“雷帝”
精英阶层专注于管理而不是生产
这些农耕文明的基本结构性特点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后果。首先，收取贡赋的社会精英阶层不得不专注于强制和管理而不是生产。大体上看，精英阶层蔑视生产工作，蔑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这个态度使得他们大多数人对构成其财富基础的生产技术一无所知。官员和武士（管理者和胁迫者）规定了精英的而不是工匠、农民或者商人的生活方式。收取贡赋的精英们大多满足于捞取所需要的一切，关注使他们能够持续捞取所需要的一切必不可少的军事和税赋的技巧。一般而言，他们必须成为财富的榨取者而不是财富的生产者，因此治国之道优先于经济考量。马基雅维利关于这个世界战略战术的描述是极为宝贵的，虽然不无一些讽刺的意味：
因此，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兵法是统治者应有的唯一的专业，它是极为有用的，那些继承王位的君主能够凭此维持他们的统治，而且经常能使普通市民变为统治者……丧失一个国家的第一种办法就是无视兵法；赢得一个国家的第一种办法就是精通兵法。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男性精英们深知自己主要应当学会训练胁迫的技巧，而不是学术或者商业行为。因此，在狩猎和比武上花费时间比在账房里花费时间要有用得多。
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偏离军事训练，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要关注这个问题。这些训练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灵的。就前者而言，除了把他的人妥善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之外，他还应该经常外出狩猎，强身健骨，学会一些实用的地理知识：山脉怎样起伏的、峡谷怎样凹陷的、平原怎样展开的。
这种态度使得那些收取贡赋的精英们以一种在今天工业化社会中少见的不知羞耻的精力从事暴力。尼扎姆·穆尔克（Nizam al-Mulk），一位塞尔柱苏丹的维齐尔，他引用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的话，“ 我有两个侍卫长，他们的职责就是从早到晚砍掉众人的脑袋，绞死众人，斩断他们的手脚，执掌鞭刑，将他们投入大牢。”一位12 世纪的法国作家描述了战争的快乐：“ 我告诉你吧，再也没有比听到双方高叫‘ 杀了他们！’，听到灌木丛中无主战马嘶鸣、听到人们呼喊‘ 救命！救命！’，再也没有比看到有人倒下去……死人的两胁插着耀眼的三角旗修饰的长矛，更能够让我吃得好、睡得香、喝得爽的了。”
在某些环境下，精英们也会稍稍远离暴力的训练，而专注于强制管理的手段。在中华帝国—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 年）创立第一个统一国家开始，一个庞大的科层体制监管着军队和税吏—强制的行政和法律形式就经常比肉体的强制更能赢得威望，野心勃勃的人花费更多时间在学习而不是狩猎上面。但是他们所学习的乃是统治术而不是农耕或者经商。
与此同时，农民（初级生产者）只要能够生活下去，通常对于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毫无兴趣，因为提高产量就更容易被他们的领主榨取。诸如中国这样的长期稳定的政治实体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足够富有，足够长期维持可预见的、相对轻的税赋水平，这给农民以更大的支持，让他们进行提高生产能力的创新。但是，即使在那些不甚横征暴敛的国家里的农民，其创新意识也是不强的。一般而言，他们缺少开展新技术实验的金融资源、冒险能力，以及相关培训。
《见识丛书·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
总之，正如乔尔·莫吉尔所言，在那些有工作的人缺乏财富、教育和尊严的地方，在那些富有、受教育的以及想要尊严的人对于生产工作一无所知的地方，是不大可能发生技术创新的。在农耕文明里，收取贡赋的精英们极大地控制了信息交换的网络，他们对技术思想怀有敌意无疑极大地延缓了生产技术创新的传播。缓慢的增长速度本身抑制了投资，令这个恶性循环得以实现，因为缓慢的增长速度意味着投资回报只有在很遥远的未来才能够取得，几乎没有什么统治者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在一个（以现代标准而言）增长缓慢的世界里，投资于增长实在是一个增加岁入的缓慢办法：征服一般是比较有回报的策略。通过这些手段，收取贡赋的国家权力建筑其上的社会和经济的结构延缓了生产技术的创新。
（本文摘选自《见识丛书·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译。中信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一行，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46—），历史学家，“大历史”（Big History）学派创始人，国际大历史学会（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主席。主要著作有《时间地图: 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Maps of Time）、《极简人类史》（This Fleeting World）、《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Big History，与辛西娅?布朗、克雷格?本杰明合著）等。
与传统世界史不同，克里斯蒂安倡导的“大历史”不再局限于民族、地区、国家的历史，而是将人类史视为宇宙历史的一个章节，重新定位人类在宇宙演化进程中的历史坐标。“大历史”深刻影响了大众读者对人类历史的认知。比尔?盖茨斥资千万美元，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大历史教学项目”（Big History Project）。
出版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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