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意]阿蒂利奥·布里利 /[意]西莫内塔·内里著，董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2022年9月版，228页，58.80元
在目前的旅游史研究中，女性视角受到的关注应该说还是很不够的。法国历史学家、旅游研究专家马克·布瓦耶（Marc Boyer，1926-2018）的《西方旅游史：16-21世纪》（HISTOIRE GENERALE DU TOURISME Du XVle au XXIe siecle，2005；金龙格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是一部完成于十几年前的专著，梳理了十六至二十一世纪五百多年间西方旅游活动随社会变革、习俗演进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旅游活动特点。布瓦耶通过对过去五百多年间西方历史上随文明和社会习俗演进的旅游活动进行系统梳理，重新发现旅行在人类探寻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中的独特魅力。然而遗憾的是，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叙事结构来看，布瓦耶并没有把女性在西方旅游史上的独特性和思想意义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来论述。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更会看出在男性权力的旅游史叙事与“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之间，至今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差距。
但是反过来说，尽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性别史、妇女史以及在各种历史研究议题中性别研究视角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关于旅游视角的女性主义论述却也仍是很少见的。例如在乔治·杜比（Georges Duby ）与主编的《女性史·20世纪卷》（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Volume V : Toward a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92；袁袆、王璐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中，就没有旅游史上的女性这样的研究视角。在原书出版于2013年的大部头《史学理论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2013；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余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中，虽然关于“妇女史/女性主义史学”的部分对于各种议题的女性主义研究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和论述，但是旅游史研究的女性视角仍然是缺乏的。
或许就如乔治·杜比与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在为这套多卷本《女性史》撰写的“总序：书写女性的历史”中所讲的那种观点：一方面“长期以来，女性都屈身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这里的“历史的阴影”既是指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女性始终遭受的压迫与不公平处境，也是指女性在历史叙事中被沉默、被边缘的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女性史”是有吸引力的标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坚决否定女性本身是历史客体的想法”，也就是说反对把女性与社会割裂开来建构独立的“女性史”。因此，旅游史研究中的女性视角必须重视，但同时不应把女性视角从整体的旅游史研究中割裂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意大利学者阿蒂利奥·布里利 （Attilio Brilli）和西莫内塔·内里（Simonetta Neri）合著的《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原书名Le viaggiatrici del Grand Tour: Storie， amori， avventure，2020）可以看作是促进旅游史与女性史研究之间融合过程的部分成果，原书名的副标题是“历史、爱情、历险”，既是对“壮游”与女性视角的一种诠释，同时也寓示着与男性关系不可分离。“本书以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为主角，讲述了1757-1854年间16位杰出女性的旅行故事。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壮游不止是文化养成的机会，更是代表自身存在的关键时刻，并常常象征着戏剧性的解放之举。从安娜·米勒、海丝特·皮奥奇到德·斯塔尔夫人和玛丽·雪莱，这些女性旅行者中有走在时代思想前列的女性觉醒者，更有才华过人的女作家、女画家，她们表现出不同于男性旅行者的敏感和坚韧，创作了丰富细腻的旅行日志和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本书封底语）这是关于该书内容的简练概括，如果说该书还只是迈向“男女平权”的旅游史叙事的一个过程，那是因为它的研究视角和叙事体例还不像布瓦耶的《西方旅游史》那样。同时也要注意到，该书在“引言”的开头就已经注意到旅行史的“女性新主角”与男性前辈之间的关系，值得引述：“尽管相对于人多势众的男性大军，她们只是人数稀少的游击队，但她们当中没有人消极地安于被普遍固化的仪式性地位；没有人在访问画廊、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或教堂（即便是声名狼藉的教皇党人的所在）时困得打哈欠；几乎没有人心怀狐疑地看待与她们本国不同的习俗和风尚；并不是所有人都带着轻蔑的傲慢，居高临下地观察她们马车周围的本地人群。在讲述自身以及自身的经历时，她们不愿固守最俗套的陈词滥调，并且意识到自己是壮游的女性新主角。这些开创先河的女性旅行者在我们眼中发挥了不落下风的作用，通过对比突出了男性旅行者的精神焦虑、偏见、胡思乱想和自以为是，而男性直至那时还被认为是欧洲列国命运之旅的真正旅行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第2页）虽然这段话以女性旅行者的视角把男性旅行者狠狠损了一把，但说她们只是“游击队”，这毕竟还是比较客观的，而且这个比喻不错，因为她们总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轻型武器。
在“引言”中有专节讨论“流亡者的庇护所”，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的惊喜。作者说，“实际上，女性的旅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且比人们所认为的更频繁地涉及流亡者的处境”（10页）。所谓流亡者的处境有两种，一种流亡是被迫的，当自身和家人面对危险时，她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如画家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因曾经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效力，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携女儿和家庭逃到意大利。另一种流亡是自愿的，其动机虽然也有可能逃避被社会排斥的处境，但毕竟不是非离开这个国家不可。令人羡慕的是女青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她和也是决意出逃的无政府主义者、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为爱情而私奔，成了自愿的、幸福的流亡者。自愿的流亡者总有各种原因，如逃脱孤独乏味的生活、摆脱令人厌恶的配偶、对拒绝自己跻身其中的伦敦上流社会的报复等等。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作者有一段关于她们要旅行的阐释是比较到位的：“对女性世界来说，尽管十分渴望，但她们并不只是出于教育和消遣的目的才开展旅行，相反，当她们处于人生的关键时刻，旅行常常被转化为一种寻求解脱的举动。18世纪贵妇和资产阶级妇女在讲到她们的旅行经历时，会叙述惊心动魄的出逃、艰苦的历险以及感人的爱情故事，在平静的自然和艺术的全景图衬托下，这类经历的戏剧性一下子脱颖而出。”（11页）这就是她们旅行的历史、爱情和历险，而比这种故事更加吸引人的是怀着传播思想、启蒙社会甚至鼓吹革命的女性旅行者及其旅行论述，例如要使自己成为启蒙时代理想的女大使的艾丽莎·冯·德莱克，或者是被作者称作女雅各宾派以及反英理念的最后一员干将的爱尔兰人西德尼·摩根，她们的故事更加激动人心。
不过，说到自愿的女性流亡者，没有比1825年12月14日的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他们妻子的流亡选择更为勇敢和感人。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被流放的犯人的妻子与他们的“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还专门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而且规定凡愿意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不得再返回家乡城市，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风雪俄罗斯，冰雪覆盖的是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巨大忧伤，同时也闪耀着在另类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的勇敢与美丽。涅克拉索夫曾经在一首诗中写到：一个来到西伯利亚陪伴丈夫流放的妻子在与丈夫相见时，首先亲吻他戴着的镣铐，在完成了这个表示公民抗议的姿态后才去拥抱他。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姿态有看法（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44页），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位妻子了不起。再往后，就是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遗孀现象”：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一位伟人的遗孀几乎已是一种职业。曼德施塔姆夫人对这种“遗孀”有更崇高的称呼：“我一生都在捍卫一位逝去诗人的那份诗作和散文。这并非一位遗孀和女继承人的庸俗权利，而是一位黑暗岁月的同志所拥有的权利。”（《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中译本序，刘文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16页）曼德施塔姆夫人去世后，出殡的情景令人动容：雪花飞舞，人们轻轻地唱着一首歌，男人们摘下帽子；她的朋友们坚持用灵柩抬着她走进教堂，年轻人和老人手挽手组成人墙不让警察进去。
回到壮游中的女性旅行者西德尼·欧文森·摩根（Sydney Owenson Morgan），第十二章“一位女雅各宾派的政治旅行”讲述的就是她的故事。根据这一章所讲述她的旅行故事，“政治旅行”这个概念很准确，如果更具体一点阐释的话，那就是这位女性旅行者在壮游中的政治观察、思考和写作。这可能是全书中最精彩也最有思想性的旅行故事，但是似乎尚未引起读者和评论者的足够重视。这一章的开头就讲摩根写的旅行书《意大利》（Italy，1821）在意大利和教皇国被蛮横查禁、遭到警察没收，原因当然是因为该书的“行程的记载以及关于事件和地点的评论严厉而详尽地控诉了盛行于意大利的专制和反动政治，正如复辟时期欧洲其他地方的状况。使用笔名‘摩根夫人’的她没有舒服地躲藏在心不在焉的女旅行者面具之后，而是在游记中袒露鲜明的意识形态底色”。拜伦称她“英勇无畏”。玛丽·雪莱认为这是“一本对意大利人来说十分宝贵的书” （147页）。摩根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指出：“就助长当前的政治和文化衰退而言，体制所承担的责任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大。……它建立在献祭的基础上，靠迫害得到巩固，以恐怖为动机，奉黑暗的蒙昧为宗旨，专制、顽固、嗜血。摩根夫人接着写道：‘这套体系位于一切尘世权力之上，自命具有神圣起源，其名被称作教会。’”（148页）在旅行过程中，摩根一直不失时机地强调天主教会在复辟过程中纵容那些早已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混乱一扫而空的政治体制和君主。“她的透彻论证采用了一种如此伤人和尖刻的语言，以至于将自己半岛旅行的一站站转变成了嬉笑怒骂的政治声讨的契机。”（同上）她在旅行中随时敏锐地观察政治，坚守启蒙时代原则，批判天主教会复辟专制的历史倒退行为，批判“使得人性重新堕入专制的黑暗中”的现实。她的旅行“首先是政治的，其直率和明确的口吻，在壮游传统和意大利之旅中找不到第二人。之所以说她的旅程反潮流，不仅是因为其方向和内容，而且也因为她用特定方式去观察呈现在眼前的全景”（149页）。所谓的特定方式，应该来自她卑微的爱尔兰出身、雅各宾主义的理想和炽热的民族主义，包括她从自己的爱尔兰出身中汲取的对英国内政外交的强烈反感。
在旅行中，摩根即便在欣赏自然与城市风光的时候，仍然会自然地回到她的政治观察视角之中。在目睹大自然的退化和人类群体的悲惨之后，看到撒丁王国有序而匀称的首都、“用绳子量出来的”街道和洛可可风格的宫殿，似乎给她带来了宽慰。“但她毫不迟疑地想到，都灵是一个闭塞、压抑、不自由的小国的心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典型的‘袖珍专制主义’（despotisme de poche）。”在半岛漫游期间，政治局势不断被提及，在她看来，“意大利充其量只是个被奥地利军队控制的大号监狱罢了”（151页）。她在参观宗教裁判所的监狱时断言，“绝对不应该把权力交给单独一个人，更不能交给声称追求神圣使命的人”（152页）。
但是，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位不懂欣赏大自然和文化艺术珍品的女政治观察家和政治旅行者。“当摩根夫人能够将视线从复辟后的专制君主的悲惨景象中移开时，她赞赏这个大自然的迷人外表似乎仍然荡漾着神话回声的国度。面对最诱人、最宁静的景色，她像歌德一样任由自己沉浸于一种天真的而非反思性的解读，想要和古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同上）只不过，她在对艺术的鉴赏中仍然能够看到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例如她对于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从法国回归佛罗伦萨这件事，以政治的隐喻方式评论说“人民想要的是宪章，而不是雕像”。译者注释说这是文字游戏，“宪章”（statuti）和“雕像”（statue）字形相近（156页）。
可以想象的是，让女性主义者更为惊喜的是摩根在旅行中对女性地位的观察与思考。摩根夫人敏锐地发现女性在婚姻前后的地位相差很大，“一位年轻的已婚妇女的日常生活有多么不受束缚，未婚少女在家庭，或更常见地在修道院中，就有多么处于奴役状态”。在保障家族未来的长子兼继承人出生后，妇女就会成为她自己的女主人，可以独立于丈夫，可以建立自己的男性与女性的朋友圈，可以委任侍从骑士成为这个圈子的领头。而丈夫和妻子的侍从骑士相安无事，相处和睦，被称作完美的三角形。然而，在这个贵族世界的流行习俗之外，摩根更广泛地考察了意大利妇女和文化的关系。她指出妇女忍受着由天主教会的蒙昧主义政治以及神父的干预所强加的难以置信的约束，让妇女害怕自己过于有文化，使“那些热爱阅读的妇女实际上只能偷偷地把书缝在枕头下面，并假装自己是傻瓜，尽管她们并不是”（158页）。
第十五章“在这片天空下，就连苦难都不一样”讲述的是女性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激进哲学家威廉·戈德温的女儿玛丽·雪莱的旅行故事，似乎为了与摩根夫人那一章的开头有所回应，也是开头就讲玛丽·雪莱的旅行著作《1840年、1842年和1843 年德国、意大利漫行记》遭遇审查的事情。作者说“这位审查员的话充满愚昧的偏见，尤其对这样一位女性来说很不公正：她是英国旅行界少见的榜样，长期以来喜爱钻研英国的政治和文化状况，试图将本国同胞从泛滥的陈规陋见的枷锁中解救出来”（185页）。
玛丽·雪莱在1814年与珀西·比希·雪莱为爱情私奔，一路去到法国、瑞士、德国和荷兰。“在欧洲腹地进行短暂环游的过程中，两位逃亡者见证了随着复辟来临即将改变欧陆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随后的莱茵河之旅，秀丽如画的城堡和阿尔卑斯山的壮阔景色，将一种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地形学敏感转化为出尘脱俗的浪漫主义凝思。”（192页）这是关于爱情的逃亡者最动人的故事，在历史、自然与美学哲思的怀抱中，雪莱夫妇和同行的克莱尔一起阅读、写作、朗诵、校对，并且创作了一个开放的共同体，在这里所有的清规戒律全都以自由之爱的名义被颠覆了，直到1822年7月8日，珀西·比希·雪莱、他的朋友爱德华·威廉姆斯以及一位见习水手在航程中溺水身亡。后来，玛丽·雪莱在巴黎结识了一些经常往来于沙龙的意大利流亡者，他们是在1831年骚乱后出逃的。其中有位风度翩翩的纨绔子弟费尔迪南多·加泰斯基不停向她讲述烧炭党人被警察追捕的离奇冒险经历，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哀悼和时间灰烬下面的情感在她身上被重新点燃，于是慷慨解囊救济这位青年流亡者。最后对方暴露出无耻的真面目，玛丽·雪莱在朋友的帮助下解决了被勒索的事件。她的壮游、爱情、历险成为文学创作最幽深的源泉，“她所创作的小说和故事常常对意大利展开地形学描述，以此作为舞台背景。这些描述，撇开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谈，回应了浪漫主义旅行者的敏感、虚幻的漫游，以及把外部现实当成灵感的源泉和表现力的刺激”（196页）。这是文学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旅行研究视角。玛丽·雪莱在回忆中的幽怨之情永远扣人心弦：“为什么我不在意大利呢？意大利的艳阳、空气、鲜花、大地、希望全都关联着爱情、欢乐、自由，而在英国，一切都长着最沉闷的现实的嘴脸。”（196页）这似乎是对“在这片天空下，就连苦难都不一样”的回应。
在这本女性旅行者的壮游故事中，我们会不时与熟悉的人和事不期而遇。1793年，伊丽莎白·韦伯斯特从意大利返回英国，她的日记提供了关于战争暴行详尽的报告，同时记录了一条来自巴黎的消息：“马拉泡在浴缸里的时候，被一个名叫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 的女青年用匕首刺中心脏。”（19页）另一位女性旅行者凯瑟琳·威尔莫特则记录了与此事件有关的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她从这位画家为大恐怖受害者所作的草图中得到灵感，她说大卫和他的朋友罗伯斯庇尔在经历一次谋杀后被押到断头台时的样子肯定没什么不同。“大卫的嘴是如此歪斜，以至于占去了脸颊的位置，把下颚和他所有的牙齿都暴露了出来，而这副吓人的怪相赋予他一种嗜血者的可怕特征。”（139页）这可是我在美术史著作中没有看到过的描述。伊丽莎白·韦伯斯特在日记中谈到，在旅途中看到战场的血腥恐怖情景，“如此近的距离和血腥的屠杀引起的思绪以及垂死士兵脸上可怕的冷笑提醒她，就在那一刻，她的许多朋友正在死去”（20页）。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在以武器制造而驰名的雷根斯堡停留期间，伊丽莎白·韦伯斯特从著名武器制造商克肯吕伊特那里买了几把手枪。
最后，很同意两位作者在“引言”中所讲的，“在谈到她们的旅行时，创作这些作品的女作家实际上是在讲述她们人生的关键时刻”（第3页）。这篇引言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份不脱离整体的旅行史叙事框架的女性专题研究大纲，可以穿插置放在马克·布瓦耶的《西方旅游史》之中。这样的话，女性与男性旅行者在壮游中的政治观察与评论就可以汇合在一起，有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旅游政治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