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剧组与海南老人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及家人的合影
拍摄“慰安妇”可以有很多视角，37岁的导演郭柯的选择了最平和的一种。他的纪录片《二十二》被评论为“碎片化罗列”、“缺乏力度”、“不够深刻”……言辞甚至激烈至“能力有限，辜负了这深重的题材”。
“我不明白什么叫不够深刻。”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郭柯突然有些激动：“是让大家哭呢，还是去砸日本人的车?难道要我(镜头)推拉摇移都来一遍，各种资料解说词配上去，音乐煽一点儿吗?他们是九十岁的人了，九十岁是什么概念呢?意味着你还要活七十多年才是九十岁，一群九十岁的曾经受到过伤害的老人在你面前，还要怎样才算深刻?”
“片如其人。”郭柯说：“我没有觉得我的片子拍得有多好，但是我真的对她们用了真情。”
从1.5%的排片到5%再到10%，排片率不断增长，截至8月17日12时，公映第四天，《二十二》票房已经突破了五千万，黄金时段甚至一票难求。与票房逼近五十亿的《战狼2》相比，它的成绩更让行业惊叹，原来人们对于真实影像的渴望比想象中强烈。
《二十二》票房突破五千万，成为票房黑马
郭柯本人倒是对票房数据不怎么敏感，他反过来问记者觉得目前表现如何，“你看的那场人多吗?他们反应怎么样?”对于影片的盈利则没有太多想象，最初只是想收回成本，也算对得起多年的辛苦。现在有盈利了，郭柯挂在嘴边的唯有感谢。“我会把个人收益拿出来捐了。一千万票房我得捐，哪怕票房破亿了，我也是捐。希望你把话放出去。我把自己逼上一条绝路，最好。”
郭柯将把部分收益捐给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苏智良教授是一位从1992年开始着手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学者，也是《二十二》的历史顾问，他和影片中的老人都有十多年的交往，为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许多帮助。他曾以研究中心的名义为郭柯开具介绍信：“这些介绍信到了老人家里，一看是苏教授介绍来的，沟通就顺畅许多。他们每一年都在资助老人，捐到苏教授那里再合适不过。”关于这笔捐助，苏智良告诉第一财经：“如果有的话，大部分都会用于幸存老人的生活援助。所有账目都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老人
“这世界红红火火”
《二十二》记录了中国内地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晚年生活现状，没有期待中的控诉和血泪，只有平淡到乏味的日常。如今距离拍摄已经过去两年，纪录片里的老人只剩下8位。而根据苏智良统计，更确切的数字应该是14。“有些老人郭柯没有拍到，她们不愿意面对镜头，也不愿意在任何媒体上曝光。”和其他遭受战争创伤的人相比，“慰安妇”受害者即使幸存，也往往选择保持沉默。
2012年，做了十几年副导演的郭柯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关于中国“慰安妇”和她的“日本儿子”的故事，第一反应是“非常离奇，是不错的素材”。当时他想独立拍摄一部剧情片，遂前往广西荔浦县寻找故事的主人公，当时已92岁的瑶族老人韦绍兰。限于新导演的身份，投资人并没有给充裕的资金，拍纪录片是“省钱”的选择。2012年，国内“慰安妇”幸存者的数量是32位，于是这部讲述韦绍兰老人和她儿子的纪录片被命名为《三十二》。
1944年，日军包围了桂林，当年24岁的韦绍兰背着一岁的女儿逃难，结果被日本兵抓去炮楼三个月，一岁的女儿就睡在身边。好不容易逃回家，她发现怀了日本人的孩子，本想喝农药自尽，被邻居救回来。婆婆劝她：“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来，万一以后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办。”1945年，她生下儿子罗善学。罗善学一直独身，媒人讲了六个“妹仔”都没成，对方嫌弃他的身份，同村人用异样的眼光对待他数十年，叫他“日本崽”。
“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的，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吃野东西都要留着一条命来看。”但凡看过《三十二》或是《二十二》的人，都会对韦绍兰的印象特别深刻，她吃尽世上最难的苦，却仍恋着人世的好。聊起少女时代，十三四岁边放牛边和邻村老人学歌谣的情形，韦绍兰脸上泛起笑容，就像孩子一样。韦绍兰的坚韧、乐观彻底改变了郭柯对“慰安妇”群体的想象。
韦绍兰吃尽世上最难的苦，却仍恋着人世的好。 聊起少女时代，脸上泛起笑容，像孩子一样。
韦绍兰和儿子常年靠低保过着清贫日子。一年春节，郭柯和摄制组四个人看望老人，给了她500块钱的生活费。道别时，老人从衣服里拿出了四个红包，对他们说：“过年了，回去给妈妈买糖果吃。”四个红包里边分别都装着100块钱。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郭柯决定要把其他受害老人都记录下来。2014年，幸存老人只剩下22个，就成了第二部纪录片的片名。“这么多年了，我们只是把她们当成一个符号，我们得用另外一个视角看这些老人。”拍《三十二》时，郭柯使用了很多“煽情”技法，他承认那时候的自己有虚荣心，太爱“表达”：“我会考虑，怎么拍会很好看，构图应该如何，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还是杂念太多。”到了《二十二》中，郭柯尽量避免那些曾经犯下的“错误”，控制自己的欲望。所以有不少人觉得相对于《三十二》，这一部不太“好看”。
和老人相处久了，郭柯觉得自己更像是以晚辈，而不是以导演的身份去面对她们，他也越来越不愿意触碰老人心中那些结了痂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影片中，几位老人都摆手说：“不要再提了”，“不说了”，“心里不舒服”。所以，没有再问。因为夹杂了个人的情感。在处理素材的时候，郭柯显得非常谨慎，那些可能会引发震撼的口述史，郭柯也选择放弃：“对我来说，那些不重要。”
郭柯觉得追求真相并不比爱护她们更重要，因为真相已经太过明显。比起滴血的控诉，郭柯更想要表现的是她们仍将继续的生活，还有她们对尊重和理解的需要。
“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真相呢?真相在她们心里。你追求真相不是还在挖掘她们的痛么?真相难道还不明显吗?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保护她们、爱护她们。如果你把她当作自己的家人，如果是你自己的奶奶有这方面遭遇的话，你是应该去寻找真相呢，还是让她舒心地度过晚年呢?”
《二十二》中，老人平和地生活着，乐观豁达
“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8月12日，海南彝族老人黄有良去世。在郭柯的印象中，黄有良是一位特别沉默的老人。“不爱说话，每天都待在床上，很少活动。”曾经有记者去探访过她，印象中她比任何一位老人更加沉默。黄有良的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中国内地最后一位“慰安妇”原告，2001年，黄有良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至2010年三审结束，最终败诉。
“老人走的时候，至少我心里对她是没有愧疚的。”郭柯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温柔地对待老人：“我没有去挖她的痛苦，把她的痛苦告诉观众，真的到她们走的那一天，可能旁观者没什么感触，但当我面对的时候我都会想，我做的一切到底对不对。”
《二十二》中，“慰安妇”不是历史教科书上薄薄的几句轻描淡写。她们作为一个个鲜活的女性，被铭记，被理解，被尊重。
苏智良也很坦诚地告诉郭柯，电影并没有太多文献价值。它的意义是记录了老人晚年的日常生活和她们当下内心的真实想法。
改了姓名的朝鲜老人毛银梅，原名朴车顺，家乡在朝鲜平安东，战时被介绍到中国打工，结果骗入武汉慰安所。战争结束之后和一个中国农民结婚，无法生育，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儿，晚年生活平静安详。郭柯对她印象很深，毛银梅老人性格外向，后院里种了很多栀子花，去了之后每人发一朵，别在衣服上，待他们都很好。可是影片中，当她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坐”的时候，语言和记忆背后是无法磨灭伴随一生的残酷真相，当她唱起朝鲜歌谣《阿里郎》、《桔梗谣》，更叫人潸然泪下。
一次，苏智良问她，家乡话还记得吗?“她还记得一些单词，有一样她念念不忘，就是自己家乡的发音，她说如果家乡的发音忘了，就回不了家了，就见不到我父母了。所以她一辈子不断念叨着自己家乡的发音，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回家。你能说平淡吗?”
挖掘资料和证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她们造成二次伤害，这也是为什么苏智良一直不太愿意让媒体接触到这些老人，因为一遍遍去打开伤疤是很痛苦的事情。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苏智良从来不会问两百位老人受害细节。他的妻子陈丽菲和女志愿者为了搜集必要的历史证据，有时候陪着老人一起流泪，甚至哭得比老人还惨。苏智良说：“她不是不记得，她内心深处当然希望洗去冤屈，希望有人站出来为她们说话，理解她们、尊重她们。”
“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爱唱歌的瑶族老人韦绍兰的坚韧感染了所有人，但有资格对过去释然的，只有老人自己。旁观他人痛苦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自我感动。“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郭柯说。
山西老人陈林桃、张改香的两场葬礼，出现在《二十二》的一头一尾。漫天风雪掩着凋敝的村庄，送葬的人走了，留下孤零零的坟堆，冬去春来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存在过。每一个老人逝去，历史就又模糊了一分。阿伦·雷乃执导的奥斯维辛纳粹暴行的《夜与雾》中讲道：“我们假装这一切只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发生一次。我们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对人性永不停歇的哭喊充耳不闻。”在战争之轮碾压过的青春之后，来自同胞的歧视的眼光与责难同样让她们痛苦万分，它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代人。当女性的身体成为战场，她们被战争罪犯凌辱，又再被自己人遗忘和弃绝。
“一定要记得在‘慰安妇’的称呼上加上双引号，拜托了。”郭柯和苏智良一再叮嘱记者。通过《二十二》，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对她们正确的称呼应是“二战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苏智良说：“其实就是日军的性奴隶。”
“慰安妇”这个词汇本身就带有欺骗性和侮辱性，蒙蔽了它最无耻的一面：“强迫”和“诱骗”的性质。去年，慰安所遗址“海乃家”拆迁一事引发争议，比起拆除本身，周围有些居民的态度让人愤怒。“日本人的妓院”、“这事情是耻辱，不正能量。对孩子不好”。十七八岁的学生，甚至不愿意开口提及这个让他们难堪的词语。长久以来，“慰安妇”被污名化、标签化。
因而，当这些老人从炼狱中逃回家中，仍然会遭遇村民的指指点点。在战争之后，仍然受辱。她们聊起来平淡如水，像是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真正让她们落泪的是侵害后失去的东西。韦绍兰一直记得自己婆婆那句“她不是自愿的”。李爱连老人回忆起丈夫掩面而泣：“他对我越好我越难受，他说，你不是自愿的，我不嫌弃你，我们好好过日子。”
一直援助老人的日本女留学生米田麻衣说：“如果我是她，可能早就自杀了。”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如韦绍兰、毛银梅那样乐观。“战争时有人自杀，战后也有人自杀。但也有像万爱花这样的，我活着就是要讨回一个公道，她非常硬气，她认为日本政府欠我的，你必须要道歉谢罪，不屈不挠。”苏智良说。
1991年，韩国老人金学顺站出来发声。她作为“慰安妇”幸存者，第一个站出来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992年，山西老人万爱花在东京召开的有关日本战后补偿国际公听会上，受朝鲜代表的激励走上台首次讲出自己的故事，几分钟后倒在台上，引起国际社会震动。1991年到1992年间，“慰安妇”成为世界新闻。一次聚会上，一位日本的教授拿着名片和苏智良说，你知道第一个慰安妇所就在上海吗?“唉，我一想，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总觉得应该把它搞清楚，所以1993年开始实地调查。我当时预测上海的慰安所应该在四到六个。结果今年我们找到的是170个，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很多强暴并不是发生在慰安所，还有在日军的据点驻屯地炮楼。两三年以后，我们会把全国一点点累计看。”
2012年的《三十二》到2015年的《二十二》，这些年郭柯把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花在了同样的事情上，和老人的生活捆在一起。《三十二》之后，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会去陪伴韦绍兰老人，当地的一些企业家也给她送去家电改善生活。郭柯觉得，在不打扰的情况下给予老人们陪伴挺好，她们现在过得很平静。
郭柯不打算再拍关于老人的纪录片，只想单纯地陪伴她们。“我觉得《二十二》很全面了，不能再拍了，已经把她们最美的年华留在了画面里，我觉得已经很美好，我也很幸运。只希望能用我们的方式去爱护、保护这些老人，用温情的目光再看她们最后一眼。”（本文图片均为《二十二》官方宣传照）（文/葛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