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朝廷政治一直笼罩在武则天的影响之下，可以称为“后武则天时代”。这一时期，高层政治动荡不安，短短八年时间便发生了神龙政变、景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四次政变，经历武则天、中宗、少帝、睿宗、玄宗五个皇帝。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在看似纷繁复杂的政坛乱局背后，可以看到“合同李武”和“清算武周”两条政治路线的缠斗。而这应该就是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底色，也是决定这八年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武则天像
“合同李武”路线的制定和困境
武则天在复立李显为皇太子，决意把江山交给李家后，忧虑将来李氏子孙与武氏子孙“不协”，为避免“百岁后（武氏子孙）为唐宗室躏藉无死所”，故制定并推行了“合同李武”的政策，即将李唐皇族李家和武周皇族武家合体，把李武两家融合为血浓于水、牢不可分的共同体。如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所言，“合同李武”是“武曌以己身所生之李氏子孙与武氏近亲混合为一体……所谓水土和为泥者也”。“合同李武”政策的具体实施手段有两个，一是明誓，二是联姻。
圣历二年（699）四月，武则天命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建昌王武攸宁等人，在武周最重要的政治建筑物之一明堂内指天誓地，对着皇天后土跺脚发誓，保证不会计较李武两家在之前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后会亲如一家和平共处，永远团结得像一家人。参与盟誓的诸人中，李显、李旦是李氏宗室代表，武三思、武攸暨、武攸宁是武家子弟代表。太平公主则一手托起李武两家，她既是高宗与武则天的女儿，又是武攸暨的妻子，是李武两家沟通的桥梁和关系的黏合剂。李武两家成员赌咒发誓后，武则天担心口说无凭，遂立字为据，让他们将誓文刻在铁券之上，藏于史馆之中，作为历史见证。
明堂盟誓的主要作用，是约束李家不要报复武家。按照武则天此时的政治设计，江山已经确定交还李家，而在早期李武两家的斗争历史中，主要是武家向李家进攻。在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的撺掇下，武则天对李唐皇族大开杀戒。除了李显、李旦两个亲生儿子，武则天几乎将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儿子杀了个干干净净。
面对几乎灭族的血海深仇，作为受害者的李家一旦重新掌权，无疑存在着报复施害者武家的本能冲动，几乎必然会对武家进行反攻倒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是不在话下，铁定要让武家人尝尝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滋味。
在李显、李旦两兄弟中，尤以曾任皇嗣的李旦被武家迫害得最为苦大仇深。李旦的两个妃子即长子李成器之母刘妃、三子李隆基之母窦妃，都因诸武的政治陷害而被武则天冤杀，他本人甚至几度被逼到生死边缘。故武则天对太子李显寄予厚望，推动武家子弟与李显女儿联姻，让李显承担起落实“合同李武”政策的主要责任。
在武则天的主持下，李显的女儿新都郡主嫁给武承业之子武延晖，永泰郡主嫁给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安乐郡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武则天认为，通过明誓和联姻，李武两家必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水土和为泥者”般合同即混为一体。
武则天“合同李武”政策的本质，是让李武两家同时掌握最高皇权，甚至有让李氏居虚位、武氏掌实权的考虑。而中国古代政治逻辑讲究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具有独尊性和排他性的家天下皇权，无法容忍另一姓的分割和平行。以预防李家对武家进行政治清算为目的的“合同李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武则天的一厢情愿。李武两家的矛盾必然会在武则天身后爆发，当时就有人对这一政治态势洞若观火。
大臣吉顼曾劝武则天让皇族（即李氏）与外戚（即武氏）“各有区分”，以确保“两安全”。吉顼认为，武则天在安排李氏复位的情况下，继续给武氏封王，进行同等规格摆布，让二者“居必竞之地”，当面鼓、对面锣地打擂台，这就是制造将来李武两家你死我活政治斗争的催化剂！如吉顼所言，如今皇太子早已正位东宫，而武三思却还在王位上流连盘桓，不肯下台，“臣知两不安矣”！
以武则天的政治智慧，她对这种政治情势亦何尝不是圣明烛照。听罢吉顼之言，她颇为伤感地言道：爱卿你说的这些朕不是不知道，但事情已然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朕实在找不到化解之法，无可奈何。如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所言，“观太后使二子与诸武立誓，则诚知势有所必至而出此下策耳”，即武则天让李显、李旦与武三思等诸武盟誓，实在是计出无聊的无奈之举。
武则天明白，在最高权力的争夺面前，无论是联姻还是明誓，都是不算数的。再言之凿凿的誓言也会被违背，再白纸黑字的协议也会被撕毁。“合同李武”并不能将李武两家真正融为一体，只是武则天在当时政治态势下的权宜之计。
虽然“合同李武”政策矛盾重重，但在女皇的强力压制下，这一政策在武则天晚年还是能顺利落地。当时李武两家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不但没有发生明显的斗争，还形成了共同对抗武则天内宠二张即张易之、张昌宗的政治联盟。
长安元年（701）九月，武则天听信二张谗言，逼死李显19岁的嫡长子李重润、武承嗣21岁的长子武延基，以及李重润之妹、武延基之妻永泰郡主。在被二张谗言害死两个长子一个女儿（儿媳）的政治威胁下，李武两家迅速结成同盟，试图发动政变铲除二张。李武同盟的共同政治目标，是“清君侧”，即清除母亲、姑妈豢养的张昌宗、张易之；两家开展合作的政治底线，则是维持“合同李武”政策不改变和武则天皇位不动摇。
影视剧《武则天》中的张易之、张昌宗
“清算武周”路线的提出与实施
但在政变准备过程中，站在李唐宗室一边、以复辟李唐为己任的宰相张柬之等人，暗中打出对抗“合同李武”政策的另一面旗帜——“清算武周”，即扶持李显提前登基进而恢复李唐，支持乃至强烈要求李显出面消灭武周政权，清算武氏势力。
张柬之等人在争取李显同意发动政变后，为执行“清算武周”的政治路线并抢得拥立之功，决定撇开武家单干。为排除武氏对李显的影响，张柬之等人甚至在没有告诉李显具体动手时间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发动政变，乃至拔剑出鞘逼迫李显出面领导政变。张柬之等人撇下武家进而挟持李显挑头的行动，最终推动政变打破李武两家关于保持武则天皇位不动摇的政治默契，走上了逼武则天退位的夺权轨道。
神龙政变后，李显二次登基，是为中宗。张柬之等人凭借拥立大功掌控了相权，强烈要求中宗下诏诛杀诸武，清洗武氏诸王。“清算武周”和“合同李武”两条路线的斗争开始浮出水面，凸显为朝堂政治斗争的焦点。
在张柬之等人看来，在大唐王者归来、李氏复辟归位的政治大背景下，对曾经篡夺李唐社稷的武周政权和武系势力进行彻底清洗，实属天经地义，具有最大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故张柬之等人一再要求中宗出面“渐除武氏”，清算武周。
但在中宗看来，此时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并非对武周和诸武进行反攻倒算，而是解除张柬之等人对皇权的掣肘，清除弟弟相王李旦对皇位的威胁，毕竟张柬之等人功高震主，而李旦又在皇室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且当过皇帝、皇嗣。加之武则天前期通过联姻将李显与诸武深度绑定，故中宗在复位后虽恢复李唐国号，但为巩固皇权继续执行“合同李武”政策，试图通过以武三思为代表的诸武制衡张柬之等功臣的势力，以及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皇族的势力。
中宗开始与诸武中威望最高的武三思密谋军国大事，借助武系势力迅速将张柬之等功臣贬黜，重塑政治权威。武三思等诸武也借助中宗的羽翼死灰复燃，“大权尽归三思矣”。更重要的是，中宗对武则天的评价发生了明显改变，对武周态度也来了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中宗复位初期，在张柬之等人的要求下，下令停止使用武则天父亲武士彟昊陵、母亲杨氏顺陵名称，废除武周新字即武则天所造的天地日月等字。在天下广建中兴寺、中兴观，象征大唐在武周篡位后中兴复兴。武则天驾崩后，中宗又下令废除武周太庙崇恩庙。
但在中宗的政治逻辑中，否定武则天和武周，就是否定他的皇权合法性。毕竟中宗皇权的最大合法性来源，就是武则天的授权。中宗登基所依赖的最主要的政治身份，就是武则天重新册立他为太子，赋予他接班人地位。只有肯定武则天和武周，淡化乃至否定神龙政变，才能重新解释并强化中宗皇权的政治合法性。
故在诛杀张柬之等人后，中宗将上述否定武周的政策一一改易，全部推翻，允许武周新字继续流通，将中兴寺、中兴观改为龙兴寺、龙兴观，不再提中兴复兴之事，又恢复昊陵、顺陵称号，重建崇恩庙。这些回归武周的政策，表面上是武三思在搞鬼，实际上是由中宗推动、武三思执行，故中宗神龙朝政治呈现出鲜明的武周色彩。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武则天“合同李武”的政策在中宗复位前期得到了有效执行。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神龙之复辟不能彻底，亦不必彻底……柬之等遂初为功臣后作罪人也”，均与“合同李武”政策的执行有关。
而陈寅恪先生关于武氏势力在武则天身后“久而不衰”的判断，则颇多可商榷之处。陈寅恪先生认为：开元名相姚崇、宋璟、张说等人“皆武氏之党”；玄宗宠宦高力士因养父高延福经常出入武三思府的缘故，“为武氏死党”，甚至是“武氏政治势力之维持者”；李林甫、杨国忠“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乃至武惠妃、杨贵妃的受宠，肃宗被立为太子，亦因其出自武则天本族或母家杨氏一族，“当亦与武氏之党有关”；而玄宗一直“为武党所包围蒙蔽”。
陈寅恪先生对武氏势力影响的揭示发覆，确实是考察武则天身后政治发展和朝局演变的重要角度，但不免求之过深，联想过多。姚崇、宋璟、张说等人早年的仕途起步，确实均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亦都受过武则天的赏识或拔擢，但不能据此就认为他们属于武氏集团。事实上经过本书对诸人仕宦经历的考察，他们最早属于相王李旦集团，后来发生分化，先后转入李隆基阵营。
高力士更是如此，如孟宪实老师所言，“（高力士）出身与武氏有关系，但现实却是他是玄宗的宠臣”。至于玄宗先后宠爱武惠妃、杨贵妃，更多的是出于君主私情。而玄宗最终册立肃宗李亨为太子，更是根据当时朝堂态势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与“肃宗母为武曌外家”没有太多牵扯。亦如孟宪实老师所言，“学者中很多并不同意陈寅恪的观点，但皆有礼貌地回避了争论”。
事实上，武氏势力在武则天身后不但没有“久而不衰”，反而早在中宗二次登基时，朝堂上拥护李唐的阵营就开始了对武氏势力的清算，“清算武周”政治路线逐步抬头，并取得与“合同李武”政治路线分庭抗礼的地位。
由于中宗对“合同李武”政策的坚持，张柬之等政变功臣被清除。但问题的关键是，张柬之等人虽然身亡，但其扛起的“清算武周”的大旗却不倒。“清算武周”的旗号，顺应了朝野人心思唐的政治心态，符合天无二日的王朝政治逻辑，迎合了李唐皇室卧榻之侧不容他姓鼾睡的政治需求，很快成为李氏宗室打击武氏势力、试图独占皇权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从景龙政变到唐隆政变再到先天政变的发动，都受到“清算武周”这一旗帜的政治指引。
张柬之等人身亡后，较早出面反对武系势力的是中宗太子李重俊。李重俊早期为营求太子之位，与武三思达成政治合作协议，用支持武三思清洗张柬之等人换取武三思支持他入主东宫。李重俊成为太子后，曾奏请中宗株连张柬之等人三族，作为对武三思的政治回报。
但武三思将张柬之等人彻底打垮后，开始将矛头对准李重俊。武三思一方面通过担任太子宾客的儿子武崇训，诱导李重俊流连声色犬马，以贬损其声望；另一方面撺掇儿媳安乐公主大开脑洞当皇太女，取李重俊的接班人位置而代之。武三思推动安乐公主营求皇太女，恐怕有着更长远的政治考虑和野心，这就是在安乐公主登基后，让武崇训依靠女皇丈夫的身份接班，进而重建武周江山。
面对被废黜的危局，李重俊愤恨不已。为保卫自己的太子地位，事实上也是确保李唐宗室对皇权的独揽、对皇位的独占，李重俊铤而走险发动景龙政变，顺利诛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虽然李重俊未能继续扩大战果，在进攻皇城时最终失败，但这次政变对武氏势力形成重大打击，使武氏宗族失去武三思这一领头羊。
武三思作为武氏集团头面人物被杀后，原先依附武系势力的朝臣转入韦皇后麾下，成为韦皇后的支持力量，形成韦武外戚势力合流的态势。韦皇后势力急剧崛起，以至顶起朝廷半边天。安乐公主改嫁武崇训的堂兄弟武延秀，继续充当武系势力代言人。
影视剧《大明宫词》里的唐中宗李显
中宗突然驾崩后，韦皇后利用最高权力交接的空窗期，立少帝李重茂为傀儡皇帝，积极准备改朝换代，试图效仿婆婆武则天的武周革命，再来一次韦家革命。由于韦皇后已没有亲生儿子和亲侄子，她一旦登基称帝，百年后极有可能将江山交给亲生女儿安乐公主。而安乐公主肯定会将皇位传给她和武延秀所生子女，这等于武周政权借安乐公主还魂。
更危险的是，武延秀本人也有窥鼎之意。史载，当时有个所谓的政治预言，说穿黑色衣服的神皇武则天孙子将来会穿龙袍当皇帝。武延秀就经常穿着黑色袍子以应这一预言，野心昭然若揭。
事已至此，李唐皇族不能不拔刀相见！相王李旦第三子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虽然李隆基发动政变的主要目的，是要越过大哥李成器取得接班人地位，甚至有越过父亲相王直接登基的打算，但唐隆政变客观上将皇位传承由中宗系统转入睿宗系统，进一步打击了借助韦皇后死灰复燃的武系势力，巩固了李唐皇族对皇权的独占。
两条路线的终极对决
唐隆政变后，相王李旦二次登基，是为睿宗。正是在睿宗复位后，“合同李武”与“清算武周”两条路线进行了终极对决。
睿宗时期的朝堂政治主线，并非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姑侄斗法，而是姑侄斗法掩盖下的睿宗与玄宗父子相争。睿宗复位之初，慑于李隆基掌握禁军的军事压力，被迫放弃立长子李成器为太子的打算，确立三子李隆基的太子地位。李隆基入主东宫后，与父皇睿宗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睿宗与太子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借助妹妹太平公主的力量对李隆基进行制衡。
在太平公主与太子姑侄斗法的大背景下，之前依附韦皇后、安乐公主的武氏残余势力纷纷加入太平公主阵营。毕竟太平公主驸马是武家重要人物武攸暨，而唐隆政变中亲自率领军队指挥诛杀武系势力首领韦皇后和代言人安乐公主的，正是李隆基。在这正反两方面历史恩怨的作用下，武系势力自然将太平公主视为新的依附对象，而与太子李隆基不共戴天。
而睿宗在对待武则天和武周的政治态度上，也和哥哥中宗一样走了一条先否定再肯定的路，完美再现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规律。
睿宗刚登基不久，就下诏将武则天的尊号从“则天大圣皇后”恢复为父皇高宗时期的“天后”，随后下令剥夺武三思、武崇训父子的所有官职、爵位、谥号，还平毁坟墓、开棺暴尸，又废除崇恩庙、昊陵、顺陵称号。在贬抑武则天的同时，睿宗还追赠当年被武则天污蔑谋反的二哥李贤为章怀太子，为当年因反对武则天立武氏七庙而被杀害的裴炎平反，这几乎等同于对武周革命的强烈批判。
在贬低武则天和批判武周革命的同时，睿宗又重新通过抬高武则天和肯定武周政权，来强化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睿宗“越次而居大位”，截断中宗一脉皇统登基，是其无法回避的政治污点。他在夺取侄子的皇位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只能从他曾经当过皇帝、皇嗣，推辞过做皇太弟这个角度，寻求君临天下的合法性来源。
而睿宗的前皇帝、皇嗣、皇太弟三个身份，都与武则天密不可分，都是武周革命的副产品。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武周革命，睿宗作为高宗和武则天的第四子，基本上没有可能顺位接班。
因此，睿宗要论证自己登基称帝不是“越次而居大位”，而是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就必须重新肯定武则天和武周。从这一政治考虑出发，睿宗下诏恢复武士彟和杨氏坟墓的昊陵、顺陵称号；追赠武则天为“大圣天后”，又承认其帝位，尊为“天后圣帝”；重新评价武周革命，认为武则天改唐为周，是以母亲身份替儿子中宗、睿宗执政。
在这一政治解释框架下，武则天和武周再次得到肯定，睿宗依托武周革命历史进程而得来的前皇帝、皇嗣、皇太弟三个身份也就有了终极的合理性，睿宗即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由此轻松破解。按照这个解释逻辑，天下江山本来就是睿宗的，根本就不存在夺取侄子皇位“越次而居大位”的问题！
睿宗对武则天和武周的重新肯定，固然有强化自己登基合法性的政治考虑因素，但在事实上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重新执行了武则天的“合同李武”政策。在这一政治背景下，睿宗与太平公主兄妹联盟成为武系势力集结的大本营。
而李隆基要稳固自己的太子地位甚至逼父皇退位，要在睿宗不得已传位、自己尴尬登基后，改变太上皇与皇帝两个权力中心的不正常格局，就必须通过否定武周和武则天，来否定睿宗凭借前皇帝、皇嗣、皇太弟身份而得来的皇位合法性。毕竟这三个身份都与武则天、中宗有密切关系，而武则天是“合同李武”政策的制定者，中宗是“合同李武”政策的坚定执行者。
也就是说，只有在政治旗帜上否定“合同李武”政策，李隆基才能否定睿宗凭借身份优势而登基的合法性，建立自己凭借发动唐隆政变挽救李唐社稷的大功而即位的合法性。只有在组织人事上继续清洗太平公主及其收拢于麾下的武系残余势力，李隆基才能夺取全部皇权。为此，李隆基必须继续执行“清算武周”的政治路线，与此时已经在事实上重新执行“合同李武”政策的父皇睿宗、姑姑太平公主进行殊死搏斗。
《大明宫词》中的太平公主与李隆基
最终，李隆基经过先天政变一役，诛杀包括武系残余势力在内的睿宗、太平公主派系朝臣，逼迫太上皇睿宗交出全部皇权，赐太平公主自尽。武系朝臣势力最终覆灭，玄宗李隆基掌握绝对权力。随后，玄宗下诏废黜武则天父母武士彟、杨氏的孝明高皇帝、孝明高皇后称号，回到高宗咸亨年间对其太原王、王妃的政治定位；再次废除昊陵、顺陵称号，降为太原王、王妃墓。对于祖母武则天，玄宗亦是毫不留情，将其“天后圣帝”的尊号一路贬降为“则天大圣皇后”“天后”，最终让武则天回归高宗的皇后身份，先后称其为“则天皇后武氏”“则天顺圣皇后”。
至此，玄宗对武周政治遗存进行了近乎彻底的清算，李唐皇族实现了对皇位和皇权的绝对独占。玄宗后来甚至将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袁恕己五人全部配飨中宗庙廷，和中宗一起安享大唐官民的香火祭祀。这不但是对五人的彻底平反，更意味着将张柬之等人高举的“清算武周”大旗彻底插到了执行“合同李武”政策的中宗阵地上。玄宗意在通过这一政治动作昭告天下，武则天确立的“合同李武”路线完全失败，张柬之等人举起、经李重俊传递、最终由玄宗扛起的“清算武周”大旗取得全面胜利。由此，后武则天时代彻底终结。当然，伴随政治清算的完成，也要对舆论包括历史记述进行清理，武周的历史记忆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样子就越来越接近了。
而玄宗虽然在政治手段上高举“清算武周”大旗，对武则天“合同李武”政策进行了彻底否定，但在治国路线上却全盘继承了武则天的改革局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政治改革和军事变革方面。武则天在经济上实行放开搞活政策，坐视将农民牢牢束缚在本土本乡的均田制衰落，默许农民迁徙到其他地区发展生产；玄宗明确出台法令承认农民迁徙他乡的现实，允许其就地落户。武则天放任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具有“兵农合一”性质的府兵制瓦解，玄宗直接将府兵制改为“兵农分离”的募兵制，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有效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武则天大力推行科举制，玄宗进一步扩大科举取士范围，增加进士录取人数，推动进士科开始稳定地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武则天在改唐为周的过程中对李唐皇室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进行了系统清洗，玄宗继续放弃关陇本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接力打压包括关陇贵族在内的贵族集团，实施大规模启用普通地主出身官员的用人战略，彻底打开了中国古代从贵族世家政治转向平民官僚政治的大门。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言，“科举制之崇重与府兵制之破坏俱起于武后，成于玄宗”，“新兴阶级（即普通地主出身官员集团）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即关陇贵族集团）之结果”。玄宗继承武则天改革思路的改革举措，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的更新、军事力量的强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支撑。
值得深思的是，在四次政变过程中，各派均有意无意地将斗争局限在朝廷高层，防止斗争蔓延到中下层和社会面，避免政治斗争伤及经济发展。这就确保了在高层政治斗争频发的环境中，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经济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摧残，为后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保留了活力和元气。
唐朝摆脱李武两家共掌皇权的不正常政治生态后，成功进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古代传统政治运行逻辑。在李氏皇族定于一尊、最高皇权“令出一门”的政令统一前提下，朝廷治理有了健康的政治生态作为保证，经济发展有了绝对的政治权威和一以贯之的改革方向作为后盾，百姓改善生活的活力竞相迸发，民间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开（元）天（宝）盛世的大幕正式拉开。
（本文摘自吴鹏著《盛世前夜：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缠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