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海洋文明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海洋中国的求索也贯穿海洋史叙事的始终。
自秦汉起便有无数中国人，或一心求法，或互通商贸，或官方交流，频繁往来于东海、南海，而印度洋更成为古代中国海洋探索的最远处、最高峰。然而这一切，都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戛然而止。伴随着近代中国的锁国禁海与百年羸弱，我们与海洋世界渐行渐远；曾经数以万计中国人到访过的印度洋，也最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么，古代中国为何会“失去”印度洋？
“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经到访，但古代中国为何失去了印度洋”讲座现场
带着这样一个海洋史命题，香港城市大学杨斌教授撰写了《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作为有着二十年海洋史研究经历的学者，杨斌跨越已成热点的东海、南海，将笔触直抵古代中国扬帆深海的最远处——印度洋世界，凭借对一手文献资料和现场出水文物的研究，采用“船、物、事、人”的简明构架，以及学理与掌故相互交融的笔法，为读者渐次揭开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交往的神秘面纱。
9月16日，杨斌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进行了对谈分享，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经到访，但古代中国为何失去了印度洋”为主题，为读者开启了一次跨越历史与深海迷雾的寻踪之旅，共同讲述海洋中国的兴起与湮灭、曲折与重生。
缘起与主题：从陆地中国到海洋中国
长久以来，古代中国都被视为陆上帝国，中国历史也被表述为大陆历史。然而，古代中国和现在一样，东临太平洋，南俯南海，有着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面积和3.2万公里的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更是不容忽视的海洋大国。
但在陆地中国与海洋中国之间，却总是存在着难以兼容的认知落差，其中固然有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闭关锁国的现实因素，却也有大陆思维与农耕意识主导下的认知局限。尤其在海洋权益变得越发重要的今天，如何透过历史的维度重述海洋中国叙事，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人海之间》一书所要传递的重要理念，正如杨斌在序言中所说，书中的焦点在于古代中国的海洋活动，或者说海洋中国。
《人海之间》书影
与很多海洋史学者一样，杨斌的海洋史研究也是从古代中国和东南亚的交流往来开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视角从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逐渐扩展为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在撰写《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一书时，对于海贝流通过程的研究，让杨斌确认了海洋亚洲的整体性，以及印度洋在古代中国海洋史论述中的重要性。
提到海洋中国与海洋亚洲的整体性关系，李伯重指出，全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现代疆域概念，《人海之间》为此做了很好的示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地域、物产与人，但彼此之间却有着深切的联系。宋念申认为，《人海之间》打破了亚洲叙事中的唯陆地论，以及陆地与海洋视角的二元对立。周思成则将《人海之间》与美国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的《珍珠在蒙古帝国》加以比较，在认同两者均超越内陆欧亚（或内亚）概念的同时，也指出了前者对于后者的重要补充，即在海贝或珍珠等“实物”之外，对于“虚幻”的文化传播路径的书写。
跨过东海、南海，我们为何失去了印度洋？
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曾经踊跃参与亚洲海洋的开拓与交流，海洋中国也一度成为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中坚力量。在这段长达1500年的关于“古代中国—印度洋”的历史叙事中，潜藏着一条“人海之间”的“人”的轨迹。
在往来印度洋的中国人群落里，求法僧人最少，官方使者略胜，商人水手最多，分别对应文化、政治与经济三重视角。除却汉晋时期最早抵达的黄门使者，率先进入印度洋世界的多为西向求法的中国僧人。第一位往返印度且有名有姓的中国人是东晋的法显和尚，他从长安出发，由陆路游遍印度诸国后，从斯里兰卡乘船返回中国。已知第一个往返印度洋的中国人是唐代高僧义净，他在外游历求法二十四载，取得真经回归东土。此后西去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尤以唐代为盛，为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前往印度洋的中国商人则由北宋渐兴，南宋为盛，元代因袭，明清寂灭。尤其苟安南方的南宋王朝，更是重视海洋之利，大力倡导海外贸易。中国海商往返印度洋与广州、泉州之间，人数多则数千乃至上万。民间贸易的发达，既可从泉州一号、南海Ⅰ号两艘沉船的出水发现中管窥，也可从“兼通番汉书”的泉州巨富王元懋的行历中知晓。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中国的外交使节依托海船出访，与印度洋诸国展开交流。这种官方主导的外交活动始于唐代，盛于元代，亦黑迷失、杨庭璧、杨枢等人均为其中代表。然而这一切都在郑和下西洋后骤然弦断，再无续音。郑和下西洋的盛举，尤其最后一次下西洋的细节，杨斌在书中做了专章论述。令人遗憾的是，以倾国之力宣威万国，以政治私利操弄贸易，结果只能是一举两失，而后又矫枉过正宣布海禁，凭空割断了与印度洋的联系。
在谈到“失去印度洋”这一话题时，杨斌首先解释了对于拥有与失去的理解。从排他性的角度讲，我们从来没有“拥有”过印度洋，又何谈“失去”？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参与过印度洋的贸易交流，但后来割断了这种联系，所以无论从隐喻还是事实的角度讲，我们都“失去”了印度洋。
李伯重从贸易的数量变化这一角度出发，指出明代之前中国和印度洋的海贸限于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朝贡贸易得不偿失，当然不能持久。宋念申进一步解释说，欧洲人进入印度洋，以及太平洋、亚洲陆路贸易网络的兴起，让中国失去了远洋贸易的动力。周思成则认为，前近代化时期的印度洋为所有人“共有”，但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未能实现转型的中国便只能“失去”印度洋了。
视角与创新：海洋史书写的新思路
在谈及面向公众写作的话题时，简要回顾了《人海之间》创作经纬的杨斌认为，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非学术著作的写作，都要秉持一个重要原则，即“对读者友好”，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也要求自己尽量写得有趣。
李伯重指出，《人海之间》选取的“人、船、事、物”论述视角，突破了常规的史学套路，对海洋中国做了非常全面的概述；同时举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生动事例，对社会大众来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宋念申认为，好的历史著作既可以是很学术的，也可以是很通俗的。《人海之间》中没有一个脚注，但是它所引用的材料、透露的史观，站在了今天的史学前沿；而全球史写作的“社会学视角”，则带给读者超越传统历史写作的新思考。周思成提到，《人海之间》没有采用宏大叙事，而是选取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点，把这些点串联起来，能够感受到这本书的温情。
在讨论过程中嘉宾们提到，《人海之间》这种带有全球史性质的关于海洋中国/海洋亚洲的书写，是否会削弱中国自身的主体性。
杨斌对此解释说，海洋中国并不否定陆地中国、草原中国，而是把中国放置于海洋世界中加以审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譬如，书中对于明清之际海洋中国的着墨不多，却对评价不一的新清史学派的观点构成了某种修正。如果说新清史强调了古代中国的“内亚性”，即草原和马，那么《人海之间》则描绘了古代中国的海洋性，即大海与船。而在大海与船之间，作者构造了人与疆域、历史与现实的全新关系。
《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书封
在活动现场，嘉宾们还提及杨斌的另一新作《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并刚好与《人海之间》形成有趣的对照：一则是由内而外的云南/边缘视角，一则是由外而内的海洋/域外视角，然而无论云与风、人与海，又或是内与外，杨斌在作品中所指向的，无疑都是他投注了沉思与深情的，那段漫长的历史和那片广袤的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