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历史上中原文化界数次大规模的南迁，构成了对江南文化数次大规模的塑造，此地物产富庶，山水灵秀，浸润其中的人文心理、风俗民情、生活方式、审美风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成为传统文化的主脉之一。
2023年9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古代史研究室举办了“传统时代的江南与上海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华大学、苏州图书馆、浙江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与会。诚如复旦大学冯贤亮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所指出的：随着江南水乡生活的提升、商业化的全面拓展、各类人群的移住与生活交融、江南文化与经济中心的再造，江南文化的凝练由此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学术上的精益求精、农事上的精耕细作、商业上的精打细算、手工技艺的精雕细刻以及为人处世的精明能干等，奠定了今天论说江南文化的基本格调与底色。
与会学者合影
文献与传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传统文献的传承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标准的文字、丰富的内容。在本次研讨会上，对稀见文献的深度利用所进行的研究，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上海师范大学钱杭以苏州《洞庭东山席氏世谱》与《韦氏总族谱》对读，提出在夫妇生卒信息记录上严守“女子以夫家为内，以父族为外”的“内外”分际的族谱符合儒家主流价值：妻子生卒信息之有无或精确与否，不仅不在必须考虑之列，还要特意回避，以此显示内外之别。因此，东山席氏、平阳苏氏、黔苗龙氏等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宗族族谱中，妻子生卒信息出现不完整或缺失，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主动舍弃或被特意屏蔽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宗族的平民化程度越高，在族谱中保留的与夫妇生卒信息相关的资料可能越丰富、越齐备。族谱对夫妇生卒信息记录的呈现程度，与该族受宗族主流文化的影响深浅和公认社会地位的高低可能构成一定的反比关系。
上海社科院王健取材于张廷济日记中嘉庆四年、嘉庆六年、嘉庆十年和嘉庆十四年四次进京参加会试的相关资料，撰成《张廷济的“科举账”：19世纪初江南举子北上会试的心态、行程与花销》一文。从张氏的账目来看，水路行程从嘉兴至北京一次往返费用为14000文左右；陆路行程的花费要比水路高得多，其中大宗为雇车费用，雇车而外，陆行费用还包括涉水过河（湖）、车夫小费、住宿、酒菜饭钱等，从王家营至京城往返为80000文钱左右；此外，随行仆役要支付工钱；抵达北京后，住宿费用和京城物价转为大宗。通过仔细的计算，大致可以估算出张廷济单次赴京会试的费用约为153000文，以嘉庆十四年初北京的银钱兑换比率折算成银两为200两银子左右。文章以详实可信的数据，佐以时代背景的叙述，证明江南士子的北上会试之路不仅是体力的考验，同时更需要有经济实力的支撑。
上海社科院蒋宏达从一件天启年间遂安县的实征黄册入手，指出当时的里册对查具有多种形式，且每种形式各有不同的核查重点。多重的核查流程和繁复的核查内容使得这一黄册的攒造过程和实际质量，与当时因黄册日益脱离实际的“虚册化”的情形颇为不同。通过对比嘉靖年间和天启年间的黄册，报告人发现，后者的文书查对方式相较于前者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和改进，明代后期的黄册中出现了不同都图册书进行交互对查的迹象。这种查册方式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田粮册籍核查手段，并未随着明清朝代鼎革而消失，一直流传到了清代。至少在天启六年至康熙六十年（1626-1721）近百年间，这种里册对查方式都得到了贯彻，直至顺庄法的实施才告终结。
此外，上海图书馆顾燕《江南家谱的区域文化特征》对上图所藏江南家谱的构成做了介绍。复旦大学王振忠以徽州民间文献为中心，考察传统时代码头挑夫的结社与生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叶舟的《苏州陆氏与金泽渊源考》从1939年《锡报》上的《金泽元糕》写起，详细叙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相国陆润庠祖孙三代与金泽的不解之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赵四方《“刘歆作伪说”在清代学术史上的演进》梳理了“刘歆作伪说”的起承转合之迹，重新审视了清代今古文之争中关键议题的渊源与流变。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胡岳峰以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道光年间歙县汪氏家族在苏浙地区开设的四个典铺的盘存账目为核心材料，梳理传统中国复杂的货币系统在民间账簿中的具体体现，指出国家货币制度不完善，会导致市场经营主体产生因货币间兑价波动形成的实际资产损益。罕见文献《晋疆纪事》提供的材料和视角被清初重臣龚鼎孳在奏疏中采用，从而直接影响了康熙年间减去江南积赋三百余万的重大举措；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将《晋疆纪事》写作年代从明代改定成清初，确认作者为马云举，并对成书年代、错载作者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展现了文献考据对历史事件的脉络有揭奥探微之功。
民众与社会
江南是长三角整合的原动力，江南社会是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以苏州评弹为研究对象，从老艺人单一群体的回忆到各类评弹人的专题口述，已经做了百余件口述历史，包括说书人、行业管理者、书目的创作者、书场经营者、票友、听众等，其关心对象也由谈艺述往转向文化史、社会史口述，一方面拓展了评弹研究空间，为反思评弹、重构评弹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这些评弹文字实录和音像资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评弹在其进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演化及其嬗变关系，成为江南都市文化记忆符号与市民生活方式的历史因素，在传统文化与江南社会的整合中功不可没。
塘栖地处仁和县北50里，是大运河上通往全国著名工商城市杭州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工商发展和人文成就极为突出，单就科举功名而言，明清两代，每15个杭州附郭县仁和的进士，就有一个是塘栖人，占到近百分之七，区区一镇，有这么多科举功名最高层次的进士，在整个江南是非常罕见的。南京大学范金民《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群体中的塘栖镇》探讨了塘栖的兴起发展之路，认为塘栖镇因元末新开河的开浚，处于大运河要道上，从而替代临平镇，逐步发展成杭州北郊最为繁盛的市镇，正是江南市镇兴衰嬗代的典型。塘栖凭借全国最负盛名的丝绸之府的纵深腹地，引得全国各地的商人在那里竞争经营；而街市格局并不是很多流通型市镇的一线型，或十字型，或丁字型，而是在L型的一侧，分布着诸多的街坊巷弄，这种布设，是江南市镇中营商环境最为优越的一种，因之，全盛期的塘栖俨然成为省会巨镇，“市廛隐赈，闾阎鳞次，名虽镇也，实与小邑等”。星罗棋布的江南核心区的市镇，是踩着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节拍发展形成的，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农村和市镇发展的基础之上，依靠周围乡村市镇提供工商业发展的原料、劳动力等各种资源，反过来又带动周围乡镇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互相挹注，互相推动。江南所谓人文渊薮，如果撇开广大乡镇，就无从谈起。与西方中世纪后期城市与乡村脱节、互相对立不同，塘栖的兴起之路极具中国特色，在江南市镇群体中堪称典型。
中国第一个茶学系——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系首任系主任是吴觉农，他一生事茶，在提升华茶生产技术、改善华茶运输销售、创立现代茶学教育、整理茶史文献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现代茶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这样一位与政治行动一直保持着距离的技术专家，竟然曾经发表过不少社会问题与政治评论文章，其中甚至包括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选用为参考资料的《中国的农民问题》。吴觉农当时任教芜湖，正是五四余波犹在，国民革命初启之时，德先生、赛先生是当时青年追寻强国之梦最重要的两条路径；可惜这一段时间的史料严重缺失，导致对吴觉农生平这一段日子的记述成为薄弱环节。复旦大学邹怡《吴觉农任教芜湖师友交谊考述》一文，梳理了吴觉农任教芜湖期间的师友交谊，透过其与师长同事吴庶晨、卢仲农、佘小宋，与学生俞海清、戴啸洲的交往，考述了吴觉农任教芜湖的原委、开课教授的内容、在芜生活的点滴，以及芜湖一段经历与其茶业生涯之间的关系。在吴觉农的师友中，传统士人气质的佘小宋，将政治和科学同时作为治世的方法和路径；而吴觉农、俞海清、戴啸洲则更具近代新式知识分子气质，他们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倾向于实业救国，而非直接参与政治行动。传统士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过渡过程中，因应时代潮流，相比传统士人，政、学两条道路的区分更为截然判然，社会责任与读书治学分合进退的多歧取向在文献的铺陈中展现得生动立体。
近代江南地区办学，或为由教会或外国侨民开办的学校，或为由中国人自己创设的学校；在国人自办的学校中，又可分为政府办学、民间办学等，上海社科院马学强带领的校史研究团队，推出十余种“百年名校与江南文脉”系列丛书，探讨不同类型学校的办学特色及其与地方文脉的密切关系。上海社科院陈磊探讨了1920年代中期上海女子剪发问题的地域特性，指出上海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的剪发风气，更可能是受到西方时尚影响的结果，政治或社会意义则没那么强烈。上海中医药大学杨奕望通过清代江南的代表性医案考察医患间的“熟人圈”文化，认为这种文化可以使医患双方进行积极交流，有效降低医疗风险、提高诊疗效率，医者更容易掌握治疗权。
制度与文化
江南文化从经济生活的层面上实现了儒家道统与商品经济原则的结合，是中国式市民社会形成发展的精神土壤，也是导向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思想基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从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群体、地方秩序、日常生活到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变革。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讨论了晚清民国江南地方精英的权势演化，提出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从“尚贤”到“尚力”的转型。在这场冲击、回流与融汇的历史剧变中，江南地方精英的主体——士绅在蜕变，在扩容，商人、军人、新知识人以及其他权势人群逐步成为新地方精英的主体。同时，士绅在传统社会中作为自发成长的文化权威，也逐渐在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过程中被新地方精英的制度化权力所替代，在地方权势的转移过程中，基层的“社会侵蚀”与“士绅劣化”广为舆论所诟病。地方精英从传统的文化权威，演变为具有实际支配力的权势群体。在经济上，这是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阶层的新变；在文化上，传统士绅以德服人的“尚贤”，开始转向改造社会的“尚力”。相对于全国其他区域而言，江南地方精英的权势演化，既有其共性特征，同时作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有其特殊性。
1922年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是民国前期唯一一次由社会团体主导，组织多省区、多业界团体共同参加的全国政治会议，上海社科院徐佳贵《法团与民治——1922年八团体国是会议新探》一文对于精英联合行动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深化理解“地方精英何以未能成为重塑近代中国政治结构的基础力量”这一问题。此次跨区叠加跨界的联合广度空前的实践，致使法团暴露出组织能力的限度。此类联合形式的优先地位遂开始为团体与新型革命政党的联合所取代。新型革命政党日益彰显组织严密性、扩展性上的优势，渐取得联合的主导权，一些商教法团则为“国民革命”的潮流所筛汰。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洪煜认为苏州评弹在近代上海海派化的发展离不开媒介的推动力量，大众媒介对于苏州评弹的商业化、演出方式、音乐性创新发展以及评弹艺人明星化等海派特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浙江海洋大学武锋探讨了明末清初围绕舟山海域的东亚争夺，指出舟山海域真正的重要性是在明清战争中体现的，这片海域的所属权能够影响浙东甚至整个江南的局势；制海权的获得与否关系国运兴衰，于今亦然。东华大学杨茜观察明清代表国家权力的衙署、官吏与江南市镇社会的关系，叙述了在没有得到官帑的统一支持的情况下，市镇因其治安需求，会通过各种主动途径改善衙署条件，当莅镇官能为地方社会带来益处时，官民之间互动融洽。上海海事大学时平讨论了海洋环境因素在改变金山地理空间之际，民间的霍光信仰也从捍海塘神的功能性地位转化成为保护一方的地域性保护神，其信仰功能及性质发生了嬗变，成为金山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