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布伦海姆战役》，[英]乔治·麦考莱·屈威廉著，胡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497页，98.00元
《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三部曲是著名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屈威廉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英文版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译本自2023年开始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陆续出版，现已出第一卷《布伦海姆战役》。
G.M.屈威廉的学术生平
G.M.屈威廉全名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于1876年2月16日出生在英格兰沃里克郡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他的父亲乔治·奥托·屈威廉（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1838-1928）是一名自由党政治家与历史作家，在格拉斯顿政府中担任过爱尔兰首席大臣与苏格兰大臣。他的祖父查尔斯·屈威廉（Sir Charles Trevelyan，1807-1886）也是一名自由党政治家，生平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是负责应对爱尔兰大饥荒与推动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屈威廉的舅公则是赫赫有名的辉格党政治家、辉格史学鼻祖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此外，他的两位兄长，一位是自由党政治家（后加入工党），一位是诗人、翻译家。出生在这样一个政治-学术家族，G.M.屈威廉的一生免不了受到影响，最终也取得了不亚于家族其他人的成就。
乔治·麦考莱·屈威廉
按照父亲的安排，屈威廉先后进入哈罗公学与剑桥大学学习，就读期间对历史、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过人的天赋。在大学毕业前就出版了《威克利夫时代的英格兰》（1899），这为他赢得了在剑桥任教的资格。不过，屈威廉在剑桥的时间非常短暂，1903年，他决定离开剑桥，因为想要“更多的时间从事历史写作”，他也“负担得起没有固定薪资”的生活，但或许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所推崇的文学式的历史写作风格不符合彼时剑桥大学日益兴盛的历史的科学化之风，这使他感觉“如果要写作文学式的历史著作”，就应该以更加自由的心灵去做这件事，“远离剑桥批判性的学术氛围”（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An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Essays, Longmans, 1949, p.21，以下引用本书均标记为Autobiography）。
自此，屈威廉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全职历史作家的生涯。这段时期，他出版了许多深受大众与职业史学家喜爱的历史著作，主要有《斯图亚特时期的英格兰》（1904）、“加里波第三部曲”（1907-1911）、《十九世纪英国史》（1922）、《英格兰史》（1926）等。“加里波第三部曲”使他名声大噪，他以亲身的游历、丰富的口述资料和翔实的档案记录描写了意大利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加里波第，把他视作自由与进步的化身，并以引人入胜的笔触描写了战争场面，令读者生出诗性的感慨，从而大获成功。《十九世纪英国史》与《英格兰史》则被作为大学历史教科书广泛使用，其影响正如一向谦虚的屈威廉直言，“它（《英格兰史》）将来会被取代，但它会完成服务于同时代人的使命”（Autobiography，p.42）。
1927年，在保守党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推荐下，乔治五世任命G.M.屈威廉为钦定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阔别二十余年再回剑桥，屈威廉的心情是舒畅的。他所坚持的文学式的历史写作并未被历史的科学化之势完全击垮——事实已经说明，语言优美的大众史学兼专业史学著作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史学自身的社会功能使然。担任近代史讲席教授的十三年里，屈威廉的史学思想日趋成熟，他一直推崇与践行的“历史学兼具科学与文学”的观念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多部著作中，其中最主要的有《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三卷）、《1688年英格兰革命》等。例如，在《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一书的序言里，屈威廉就写到，一本历史著作“既要吸引普通读者，也要吸引历史专业的学者”（本书“序”第2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码）。对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部著作，屈威廉最为满意的是《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这或许是他“除了‘加里波第三部曲’之外的最好的书”（Autobiography，p.45）。
1940年，屈威廉担任近代史讲席教授的年限将至，在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推荐下，乔治六世任命G.M.屈威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直至1951年退休。在担任三一院长期间，尽管主要忙于管理事宜，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这段时期，屈威廉完成了他最畅销且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英格兰社会史》（1944），当时的出版量达三十九万两千册（Autobiography，p.49），还出版了《个人自传及论文集》，撰述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生，并收录了几篇对历史学看法的文章，集中阐述了他始终坚持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的观点。
从剑桥大学退休后，屈威廉继续发挥余热，在婉拒了英国学术院主席职位后，接受了杜伦大学校长的职位（1950-1957），最终于1962年在剑桥去世。在去世后的悼念活动中，屈威廉的历史写作技艺被广为赞誉，他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J.H.普拉姆称他为“英格兰历史的诗人”，这应该是对他最诗意的赞美。
《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与文学式历史书写
《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共三卷，每卷单独出版。第一卷《布伦海姆战役》于1930年出版，主要讲述安妮女王统治前期英格兰的景观、政治、外交、宗教、社会、经济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第一场重大战役——布伦海姆战役。第二卷《拉米伊战役与英苏联合》于1932年出版，主要讲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第二场重大战役——拉米伊战役，以及改变不列颠岛命运的大事——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第三卷《和平之境》于1934年出版，主要讲述安妮统治最后四年的历史，一段充满了政治斗争、外交秘密谈判以及王位继承危机的满是谜团的历史。
这段历史在王朝划分上仍然属于斯图亚特王朝，但它的特殊性在于，这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最后十三年，英国由一位“孱弱”的女王统治，却崛起为欧洲一流强国，奠定了第一英帝国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主线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马尔伯勒公爵是这场战争的一号主角，围绕于此的是辉格党与托利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激烈斗争。很难想象这样一段错综复杂、充满谜团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它的主题太多且每一个主题都异常复杂。屈威廉则用三卷的篇幅，有条不紊、精彩纷呈、睿智地向读者讲述了安妮时期英格兰历史的全貌、主线及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令人敬佩。
《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似乎注定要由屈威廉来书写。屈威廉在1949年出版的自传中揭示了他写作这段历史的缘由。他“一直梦寐着讲述安妮统治时期的历史”，潜意识里或许还想继续他的舅公麦考莱未能讲完的历史（麦考莱的《英国史》仅写到威廉三世统治末期）。他的兴趣更在于这段历史本身的魔力：在斯图亚特时期至汉诺威王朝之间、拥有自身独特气质的1702-1714年，有着“戏剧般的完整性与独立性”；这段时期，内政与外交、宗教与政治、英格兰与苏格兰、民事与军事，每一组关系都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经济背景与社会情景都带来政治结果；一系列的戏剧般的变化，就像一出五幕戏剧，最终以乔治一世登基达到高潮（Autobiography，p.46）。此外，屈威廉对军事史的着迷、对苏格兰历史的喜好，也让他情不自禁地将时间、精力与情感投入这段历史的写作中（Autobiography，p.53），结果当然如他所愿，他为大众与专业史家提供了一部至今无人超越的语言优美、描写精妙、史料翔实、评论富有哲理的安妮女王时代英格兰的“五幕戏剧”。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安妮女王
人们或许会认为，像屈威廉这样坚持历史的文学性的历史学家会主观创作历史，他的历史著作不是“信史”。这真是一种误解。屈威廉举例说，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也将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和一门艺术，他们在收集历史事实方面苦苦求索，然后，他们把收集来的历史事实的结果以文学式的语言表达出来（Autobiography，p.53）。简言之，屈威廉所说的历史的“文学性”指的是，在把基于史料的历史事实讲述给读者的时候，应该使用文学化的笔触，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真正发挥历史学的公共教育功能，而这一点只能通过写作的艺术才能实现，也因此，文学的技艺至少在一些历史学家那里是值得拥有的技艺（Autobiography，pp.52-57）。
另一方面，屈威廉十分看重历史的科学性。一本历史著作必须要有严谨可靠的内容，这意味着绝不能无中生有地创作历史，文学式的历史著作要建立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处理后的丰富的史料的基础上。对于这一点的坚守，屈威廉在评论他十分敬重的舅公麦考莱时也未笔下留情，认为麦考莱尽管热情于“在原始文献中收集证据”，但“无疑在校对证据的方法上缺乏某种科学的精神” （Autobiography，p.54），而这正是十九世纪末历史学的科学化十分强调的一点。
在写作《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时，屈威廉十分注重以科学的方法处理史料。他几乎收集到了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史料，除了温斯顿·丘吉尔占有的家族档案。当时丘吉尔正在写作家族传奇人物马尔伯勒公爵传记，这虽然也是屈威廉著作的主人公之一，但丘吉尔并未与屈威廉共享家族档案。对此，屈威廉后来说：丘吉尔独占家族档案并没有“伤害到我”，因为早在一百年前，可敬的执事长考克斯便将马尔伯勒的手稿抄写了五十卷，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在丘吉尔撰写的传记问世后，屈威廉“仔细阅读”后发现，其独特之处在于包含了马尔伯勒与夫人萨拉的私人档案（Autobiography，p.46），缺少这些档案并不影响《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此外，屈威廉对所用史料进行了大量辨析与考证，这些在本书的注解中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不妨简短摘读几句本书内容。在第一章“英格兰风貌”开篇，屈威廉指出这段时期英格兰的光鲜景象“根植于平凡的场景”，马尔伯勒的战争在“铁与金两条神经的驱动下进行”，“英格兰国家实力的方方面面锻造于平凡之境而非贴着美人斑与戴着全底假发的世界中”(第1-2页)。在第二章“神职人员”中，为了描述牧师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屈威廉引用简·奥斯汀的观察，即乡绅与牧师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年轻女性结婚的好对象”（48页）；屈威廉还引用了斯威夫特的作品，即牧师拥有“一个会做果酱的妻子”，“一匹在必要时能负担两倍重量的马”，“储藏的酒和最好的弗吉尼亚烟叶”等，“比主教的祝福更好”（53页）。再如，第十五章“困局”中，在描写战争中的英雄马尔伯勒公爵与其妻萨拉（安妮女王最信任的人）的儿子死于天花时，屈威廉引用其子墓碑铭文“名门望族空悲切”（331页）来表达主人公的心情。总之，屈威廉不仅旁征博引官方记录、私人通信、诗歌民谣、政论作品、文学作品等一手史料，而且以细腻、高超、传神的笔法表达出来，既让读者准确地知晓英格兰的政治、宗教、社会、战争、外交历史，又让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乃至种种细节产生深刻记忆并互相关联起来，回味无穷。
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屈威廉告别全职历史作家生涯、被任命为钦定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席教授后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此时的屈威廉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他那具有美学水准的写作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他始终坚持的“历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的思想早已成熟。因此，这部著作把他所认为的历史学的双重性——在收集史料、处理史料方面的科学性与在讲述历史、写作历史方面的文学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今无人企及。
《安妮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布伦海姆战役》的阅读价值
由于研究领域之故，笔者对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历史十分感兴趣。1702-1714年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时期——光荣革命过去十余年，其所建立的立宪君主制正在发展，政党政治日益兴起，商业社会蓬勃发展，海外扩张不断开拓，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为一个国家，英国正在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是，所有这些发生在一向被认为“弱势”的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这不免引起我们的思考：此时的英格兰，为何可以在一位才能平平、健康欠佳、甚少作为的女王的统治下实现如此显著的发展？
安妮女王登基
但凡了解英国史的读者可能会说，立宪君主统而不治，此时真正统治的是首相与内阁。这至多只回答对了一半。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内阁，但仍然处于雏形阶段，首相制度更远未确立，因此很难说哪位能力出众的贵族显要真正统治着英国。从本卷中的“威廉三世与政党”“安妮女王”“辉格党与托利党”以及“国内政治”诸章可以看到，女王、辉格党与托利党以及所谓的无党派人士都在统治英国，他们之间激烈地争吵，使得英国的政体看着像一辆快要散架的马车——驾驶者和马匹想朝不同方向奔驰。可就是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政体却让英国在十八世纪初真正崛起。或许它确保了一点：国家既不会因为女王的喜好或能力的强弱或抱负的大小而受到太多影响，也不会一直被托利党的岛国视域捆住手脚，更不会因为辉格党好战的欧陆视角而陷入无休止的战争。国家之舵总是周转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之手，确保它该前进则前进、该刹车则刹车，该换方向则换方向。
当然，本卷不单纯回答英国如何崛起的问题。作为三部曲的第一卷，也是篇幅最长的一卷（中译本近四十万字），共计十九章。一至五章分别描写安妮女王统治前期英格兰的整体风貌，包括英格兰景观与人文，乡绅群体的职业、婚姻、娱乐生活等，神职人员的各个方面的蜕变，大伦敦城的风貌以及安妮女王的前任威廉三世与政党关系，这五章内容框定了安妮女王统治的背景。第六至七章讲述英格兰如何走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第八至九章着重讲述安妮女王的个性与统治方式以及她的“仆人”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构成、立场，揭示了这一时期英国立宪君主制运转的基本机理。第十至十九章转向英格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首要人物马尔伯勒公爵以及他的军队及其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布伦海姆战役；英格兰的外交活动和战争目的的改变；还有外交与战争与英格兰国内政治的交互作用。
在观点方面，屈威廉是“最后一位辉格派历史学家”，本书作为辉格派史学著作的代表，自然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秉持线性进步史观，对英格兰的许多方面予以赞美，这当然显示了屈威廉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基本素养，但这种爱国带有英格兰中心论色彩。读者需要带着辩证的思维阅读这本书。关于辉格史学，此处想说明两点。其一，辉格史学虽然在学术界受到批判，但它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批评辉格史学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的观点本身也受到了史学界的质疑——历史学无法拒绝站在当代反观历史的取向，历史书写也无法完完全全放弃带有目的论的书写。此外，辉格史学往往注重面向大众书写历史，语言优美乃是送给大众的礼物。其二，辉格史学的一些观点——例如线性进步史观、将近代英格兰的发展完全归功于辉格党与自由党、甚至将近代世界的发展归功于英国——显然存在不妥之处。但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过于强大，在学术界也只是隐匿起来，公共领域则随处彰显，可谓深入英国人的骨髓。不夸张地说，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英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