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中国出版史的现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张静庐，他以一人之力自20世纪50年代起编辑了《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8卷，他被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新中国最初30年中国出版史界独步一时的人物。其时上海正在酝酿推动近现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计划，1960年代上海出版局曾专门成立了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负责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编辑，后来编纂有《近现代上海出版界印象记》的朱联保曾经参与过编辑所的资料整理工作。动乱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征集的不少资料陆续有散失，大陆的出版史研究也陷于停顿，此一期间与海外出版史学者的交流亦几乎完全处于隔离的状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出土了一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学者认为该经卷应该刻印于8世纪时的新罗王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进而提出印刷术起源于朝鲜半岛的假设。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雷德雅（Gari Ledyard）和美国汉学家兼印刷史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将此一重大发现公布于《纽约时报》，成为轰动当时世界的新闻。可惜直至1979年，中国著名的出版史研究者胡道静通过归国访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才得晓此事，并在《书林》杂志上作了介绍。1980年的《书林》和《图书馆研究》相继发表了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富路特、韩国学者李弘植的相关论文的译文，引起了大陆学者的热烈讨论。已故的张秀民、钱存训、潘吉星等纷纷撰文，指出庆州本陀罗尼经的刊刻地应该在中国。这一段中外学者有关《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讨论，提示着世界范围内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性，缺乏全球视野，意味着一旦出版史相关信息的闭塞，研究的话语权就容易失落。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史研究曾经掀起过热潮，并很快在大陆南北形成了相当的规模。1982年由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会长宋原放和吉少甫等老出版人推动的出版史研究，其间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82年12月《出版史料》在上海的问世；二是在北京则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在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1989年在全国26个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并在征集党史及近代革命出版传统资料的同时，也组织近现代出版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新闻出版署还先后在湖南的大庸（张家界）、山西的太原等地召开了几次近现代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论文集问世的有《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和《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随着各省出版志开始纂修，各地也有相当力量致力于出版史志研究的开展，其间最有成绩的要数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推出的十余种“出版史志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以商务印书馆90周年纪念为契机，商务印书馆也以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展开资料整理和研究，先后问世的有《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一百一十年》《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等。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出现了第一个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典型个案研究，为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规模性的出版史研究走向低谷，出版史研究演变为学者和部分出版机构的个别行为，其间标志性的出版物有叶再生主编的6期《出版史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从1999年开始为推动出版史研究不懈努力，如出版有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该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先后推出了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汪家熔《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等。出版史研究也进入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如王建辉《文化的商务》（商务印书馆）、史凤春《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等。综观上述研究，尽管在资料整理方面的成绩颇为可观，且在若干个案的研究上也有独到的见识，但总体研究上的不足，非常明显，方法相对陈旧，对于海外的出版史成果的利用非常有限。
为了推进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2008年11月8日－9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共同策划，联合在上海主办了“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首届以出版文化交流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受到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挪威、港台和大陆等地的近百位海内外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并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之后我和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筹）负责人林丽成老师先后联系了香港的郑培凯、日本的沈国威和陶德民，以及北京的张西平教授等，共同策划了为期五年的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的学术合作计划。2009年11月，郑培凯教授接续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了第二届题为“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又与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主办了第三届题为“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研讨会；经与张西平教授商议，2011年11月又在首都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了题为“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暨第四届出版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为期五年学术合作的最后一次会议，是2012年6月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届国际学术会议和之后推出的《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五部厚重的学术论文集，分别由郑培凯、周振鹤、张西平、葛兆光等著名学者作序，首次将中国出版史研究放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以整体的面貌向学界展示了海内外中外出版交流史的研究力量。
2023年6月30日，上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019年，随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址的选定和建馆工作的全面展开，新一轮的出版史研究计划得以重启，2021年5月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合作主办的“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研讨会在美丽的江南古镇朱家角举行。作为“出版博物馆·研究系列”，连续编辑出版了上述六部从33万至60万字不等篇幅的论文集，先后由百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由于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参与，已进入了快车道。近期出版史研究热点在大陆高校和研究机构呈现多点散发的趋势，如由浙江大学郝田虎、冯国栋以及商务印书馆杜非等发起的“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工作坊”，致力于整合国内研究中西文献学与书籍史的研究力量，开展对话与交流，迄今已分别在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成功举办了五届。
中国出版史研究经历了若干年快速发展，给中国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出版史的研究涉及到印刷技术、装裱艺术、纸张、雕版、流通、商贸等领域，更重要还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既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纷纷介入出版史的研究，引入了其他领域，如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书籍史、文化传播学、阅读史等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外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突飞猛进大发展，年鉴学派的有关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如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于1958年在法国出版的《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研究了平面印刷在欧洲出现后的发展、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它如何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态度、又如何造成了大的社会历史变动等一系列问题，它以出版为线索，联系到了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和各个不同的面。受年鉴学派直接影响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完成了《启蒙运动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一书，更以《百科全书》为线索，将其作为一个生意的运作过程和状况，研究了从启蒙时代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对法国和整个欧洲社会及文化思维的变迁。这些成果都多少启发了大陆的出版史研究，也为出版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全球史的视野。
16至19世纪是全球化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成为全球化历史的推动者，如何从中国出版史来观照整个亚洲和世界，揭示中国出版史在全球背景下的各个侧面，展现其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所具有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有助于重新理解世界其他区域出版近代化不同的驱动力。全球史视野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非“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因此“交流”和“互动”就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二是关注的世界大范围的整体运动，这些年随着域外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引进，社会文化史、书籍史等研究视角与方法在出版史研究中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出版交流史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空间的拓展；三是重估出版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古代中外出版交流史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东亚世界的中国，近代的重点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且西方又主要指西欧部分地区，研究所强调的多是“单向关系”。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认识是存在问题的。中国和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关系，在15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的交流；不是一种方式，而是多种途径。从16世纪开始，中外交往和互动交流的过程又具有全球性，因此，这种出版交流不能将终端停留在古代的东亚和近世的中西。中国出版文化史“整体史观”的建立，离不开“全球化”的历史方法。明清以来以长时段的时空发展为周期，处于东西方海洋活动链接的时代，也正是世界开始进入真正全球化的时代。不仅中国出版史的大结构和大进程的叙述需要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即使其中个体的生存与活动，如人物、书籍和机构的生命史的历史细节，也离不开变动中的宏大背景。
2023年7月20日，上海，参观者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苏亚雷斯（Michael F. Suarez S.J.）和伍德胡森（H.R. Woudhuysen）编的《全球书籍史》（The Book: A Global History），以“区域性”、“本土性”和“国际性”三个不同的维度，讲述欧洲各国出版史细致入微，对欧洲印刷业崛起的近现代出版史的叙述十分详赡；该书详于欧洲人发明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但对非西方文明之外其他世界古代文明在书籍出版所取得的灿烂成就，则一笔带过，甚至说了若干外行话。这些都说明，摒弃出版史研究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仍任重而道远。十多年前我提出“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的学术合作计划，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出版史研究正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即以全球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的出版史，借鉴域外出版史、书籍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站在人类整体文明演进的高度，积极融入全球学术语境，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写出具有全球胸襟的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应当把中国出版史和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放在一个全球视野下来拓展。全球史视野并非各国历史的简单相加，还包括各国、各地区在历史上的沟通交往与相互影响，这是防止研究碎片化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研究者需要以世界史“他者”视角和国别史不同视界的全球眼光，把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强调地区、文明、国家之间的丰富联系与互动。在研究中引入全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提出问题、思考问题，重获新的书写思路。
（本文是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论文集撰写的序言，论文集即将由中华书局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