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
当珍妮以“杀害丈夫”的罪名被推上审判庭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黑人与白人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白人们热泪盈眶地聆听她的内心情感，而黑人则坚持珍妮有罪。
“黑人小说”的定义是一种目光圈禁
《他们眼望上苍》
作者：[美] 佐拉·尼尔·赫斯顿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版
《他们眼望上苍》这本小说不应该简单地用“黑人小说”来概括。或者说，黑人小说这个产物，本身的意味就有些奇怪。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人小说”或“黄种人小说”，唯独黑人作家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和作品内外的肤色发生联系，要被拿出来单独研究。这可能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审慎，因为黑人有更为惨痛压抑的历史，黑人有民族伤痕，但话说回来，当读者用这样的目光来阅读“黑人小说”时，其本身就将理解域放置在肤色之下——作家是个黑人，所以他的作品可能在控诉什么什么——这未尝不是一种目光的圈禁。
控诉民族伤痕的黑人文学传统
当然，黑人小说——暂且沿用这个分类——本身的写作范围也很容易受限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目前阅读到的黑人作家，他们的小说确实也基本沿承了向历史和现实发掘的路线，对于文学的艺术质感，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的爆炸手法，他们并没有多少兴趣。最多，他们会借鉴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但说白了，依然是回溯至历史与现实。阿契贝、索因卡、托妮·莫里森以及近几年的诺奖热门恩古吉·瓦·提安哥的写作风格都是如此，他们竭力描述黑皮肤的伤痕史。
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肖像
所以，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读起来会让人感到惊喜。尽管译者王家湘是一位凝视“黑人火焰”的文学研究者，小说也揭示了诸多黑人的生存问题；但如果放弃先入为主的“黑人文学”的目光，那么这本小说会显现更多意蕴。
两次失败的自由探索
相比于黑人社会问题和女性意识觉醒，我更愿意用“自由探索之路”来形容女主人公珍妮的故事。在她的一生中，“自由”这两个字的含义不断变化，扭曲缠绕着她的婚姻、爱情、财产，时而令她窒息，时而又在窒息后释然，大口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
珍妮一生中最早接触的自由，并非自我意识的产物，而是她的外祖母强加于她的。那时候她只有十几岁，外祖母决定把她嫁给一个有地产的黑人，坚持认为这才是保障生活自由的唯一途径。外祖母一代人对“自由”的定义毫无疑问都是否定性的，根植于黑人的身份框架，例如，她认为女孩不能嫁给白人，住在白人的后院里就意味着受到欺压，只有通过合法的婚礼嫁给黑人才意味着自由。这种否定与强加的自由给十七岁的珍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曾经的幻想渐渐破碎，在外祖母安排的婚姻中她没有找到爱情的感觉，也没有品尝到自由，丈夫完全把她视为劳作与居家的工具——珍妮将悲惨的生活视为没有爱情的结果；这份依靠地产、生活保障和劳作联系起来的婚姻最终破碎，某一天，珍妮选择追逐内心的爱情，和一个名叫乔的男人私奔。
珍妮的第二段经历出于自由的选择，也有爱情的基础，但她却依然没能摆脱被禁锢的生活。乔将珍妮带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住者全是黑人，形成了一个看似平等的、远离白人的同肤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肤色的外部压力不复存在，乔也当上了市长，他们二人经营一家商店，地位极高——但这样的生活依旧无法带给珍妮自由的感觉。
“他将我放在一个高椅子上，却让我的生活日益枯萎”，珍妮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在和乔的这段婚姻里，她不再和那个外祖母为她设定的“自由”而斗争，也不与肤色斗争，她要抗争的是被扁平化的女性身份，以及乔施加在她身上的占有欲，他不许珍妮在店里披散头发，不许她和其他下等的黑人说话，在他眼里，珍妮作为一个女人是完全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
如果说第一段故事珍妮反抗的是“黑人”的模式化认知，那么第二段故事，珍妮要反抗的则是“女性”的僵硬形象。财富、地位，这些东西非但没有让珍妮活得幸福，反而让她感到身陷囹圄。她认为自己有同样的行动自由、思考能力，但根本无法和乔达成和解；最终，在乔死后，四十岁的珍妮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甜点心”，开始了最后一次追逐自由的历程。
评判的究竟是人，还是黑色的皮肤？
前两次的“自由探寻”建立在摆脱与否定性的基础上，而第三次的婚姻经历则是珍妮真正的自由之路。她和甜点心两个人去了新的地方生活，开垦新的田地，虽然甜点心有些不务正业，喜欢打架，经常赌博，没有市长乔的富裕和地位，但这段生活却让珍妮品尝到了开心和自由。最后，这段故事依然以悲剧告终——在一场洪水中，为了搭救落水的珍妮，甜点心被一条疯狗咬伤颧骨，病发身亡，并且在疯癫中向珍妮举起了枪，而珍妮在自卫和痛苦的双重纠结下也举起了手里的步枪，击中了甜点心的胸口。
悲惨的结局，亲手杀死爱人，这其中包含了许多痛苦和不得已的选择，但相比前两次生活的一帆风顺，这次的悲剧却能让珍妮感到宽慰——她已经找到了自由的生活，正如她童年时在野外见到的那一幕，花朵盛开，蜜蜂飞舞，尽管不知道这些飞来飞去的蜜蜂脑中在想着什么，但她却能感觉到它们是自由的。
自由从来都不是某个固化的理想状态，也不是由他人话语决定的生活，自由是一场没有止境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选择自由，也意味着承担选择的后果，包括痛苦、贫穷、流离、他人的讥讽。珍妮时常痛恨自己的外祖母，那个为她规划了理想生活的人，因为她“把上帝所造物中最大的东西——地平线拿来，捏成小到能紧紧捆住外孙女的脖子使她窒息的程度”。在面对黑暗又狭隘的前方时，她选择“眼望上苍”，看到了那片空旷、无定态、没有边缘的广阔空间。
佐拉·尼尔·赫斯顿
比较讽刺的一点是，当珍妮以“杀害丈夫”的罪名被推上审判庭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黑人与白人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白人们热泪盈眶地聆听她的内心情感，认为这个痛苦的女人无罪，而黑人则坚持珍妮有罪，因为她“杀死了另一个黑人”。这场审判同时也质问着我们这个小说外的世界，当我们发出类似的评判时，我们评判的究竟是什么，是人，还是黑色的皮肤？这种身份的概念是否成为每个人身上无法打破的枷锁。就像今天，世界各地为“平等”而做出的各种努力，虽然有时能带来一些利益，但同时也让身份认知更加僵化，这不仅包括黑人，也包括穆斯林，包括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我想，只有打破身份认知的概念，才能真正实现理想的平等与自由。
这正是赫斯顿小说不局限于黑人小说的地方。她在尝试挑战传统的身份认知。当然，对于已经看到遥远地平线，渴求到自由的珍妮来说，这都不重要了。她已经突破了自我的身份限制——黑人的身份，以及女性的身份。小说最后，她回到了开始的小镇；不是退缩或返回原点，而是开始崭新的自由生活。她深爱着甜点心，在房子周围种上甜点心最爱的菜籽。她在一片光与爱的回忆中翩翩起舞，正如小说开头的蜜蜂——在别人眼中，她永远是个黑人，是个女性，是个漫无目的乱飞的蜜蜂——但她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文/宫子 配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