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里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走马观花”，字面意思是“骑在疾驰的马上看花”，也有“概览一份详实的记述”“忙于生计以致忽略了让生活更有意义的小美好”等诸多词义。我读到兰德的这本优秀的新著时，这些词义都跃入了脑海。《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The King's Harvest：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这本书，一方面是对中国西北部陕西省关中地区环境史的详实记述，另一方面则是赫然在目地提醒，这里的现代生活已经离地里长出的鲜花百草诸物很遥远了，这里曾经是中国大部分文明的中心地带，是周秦汉唐的都城。古人是骑在马背上观花，今人则是飞在一万两千米的高空上，高到看不见花，也看不见地面上的绝大多数自然景物。就算是在地面上旅行，我们也是坐在密闭的火车车厢里，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疾驶（至少在中国是如此）。车厢前头的电视屏幕里倒偶尔能看到花，但是谁知道旅游视频里的花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呢？
The King’s Harvest：A Political Ecology of China from the First Farmers to the First Empire
中译本《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
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骑行关中的几次难忘经历。我当时在准备西周（前1046—前771）文化的研究，有必要实地踏察西周的京畿。1992年夏，相随友人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李永迪，自西安出发，前往周原和周公庙，去往周人的故乡。我们在咸阳渡过渭河，再沿河谷西上，经过武功县，北转扶风县。到了周原后，我在工作中的发掘区漫步了一整天，对周原遗址的规模（仅十五平方公里）、对周原考古工作者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有了基本认识。我们继续骑行到了周公庙，不过来得早了，这里的考古发掘十余年后才会开始，而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宿在当地寺庙时被跳蚤咬了。次年9月，我和另一位朋友普鸣（Michael Puett）一起从西安转向东骑行，想要一路骑到东周都城，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不过我们没走多远，起码没在自行车上骑出多远。刚到临潼时，也就是周幽王丧生于骊山脚下、西周至此告终之处，普鸣声称他感到身体不适。于是，我们的自行车之旅也在骊山脚下告终了。我们把自行车装在高速大巴上，坐车继续往东到了华阴，即西岳华山之北。普鸣在当地一家宾馆休息，我趁那段时间去爬了华山。
两趟旅行走得都不远，往东、往西加起来也才一百多公里，但实地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亲身感受到周原台地高亢于西安西北的渭河滩地，感受到华山与秦岭山脉横隔关中之东南、卫护关中于其内。骑行穿过夏秋时节收获累累的田地，也让我对关中地区的精耕细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料想西周时期的农业也应如此。
我自顾自地在兰德教授《惟王受年》的序言里作自传般的忆旧，是想说明：我在关中两次骑行数日之所见，比起兰德徜徉自然之所得可要差远了，他先是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待过，后来又在中国旅居了五年。兰德将新兴的环境史领域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精髓相结合，细心关注考古学材料，为我们带来了一部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关中历史。多数研究关注的是该地的人众和行政机构，偶尔涉及某几项养活大量人口的水利工程；而兰德关注的是自然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如何被人类改造并最终被人类重塑。
兰德首先介绍了关中地区的原始生活环境，始自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那时的人们刚开始在小型社群中生活。书中对渭河流域的姜寨村做了详尽的描述，指出时人可利用的丰富自然资源：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犀牛、原始牛、熊和鹿，以及多种小型猫科动物和黄鼠狼等几十个物种，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和毛皮；水生动物，如鱼、蛙、蟾蜍、乌龟，还有蝾螈、螺和蚌类，这些动物都是当时食谱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鸟类，如麻雀、燕子、喜鹊、乌鸦。这儿还有丰富的野生水果、坚果树，以及各类可食用、药用或用作轻便衣料的植物。正如兰德所言，“这个地方之后的居民会眼馋姜寨人丰富的食谱”。
随后，兰德回顾了接下来近四千年里不断扩张的农业和行政管控的发展历程。其中的各个节点，首先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即将结束之时，然后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的时代，一直到公元前207年秦朝覆亡。在公元前2000年，人们依旧生活在小村庄里，但他们此时主要食用驯化植物，尤其是各种黍类；牛、羊自中亚传入，与最早驯化的猪和狗相伴。虽然一部分人积累起了财富，但相对而言，绝大多数人都比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姜寨先民生活得更贫乏，至少在营养方面是如此。考古学证据表明，过度依赖黍类为食会导致龋齿，而单一栽培也增加了因气候或疫病而导致的作物歉收的风险。
贫富分化和生业难题促使地方强豪统治下的城郭兴起，最终发展为君王乃至皇帝统治的大型领土国家。越来越多的物种被引入关中的生活环境，包括同样来自中亚的马——统治者控制了马匹，高高凌驾于平民之上。人民为换取安全保障而向这些统治者交税，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税收主要用于供养日益庞大的军队，以此扩大国家的规模，从而进一步扩大纳税人群。上述步骤成了秦国的国策，兰德对此有十分细致的研究，书中不仅讨论了一般称为秦朝的十四年（前221-前207）间的历史，还包括了此前秦国从一个地方小势力发展为古代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的六百年开拓史。秦国的崛起，不单是靠攻伐同时代的其他诸侯国，而且是从渭河流域向外扩张到南部的深山密林和北部的干旱平原，及至秦帝国建立，自然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秦国以弓弩刀剑尽灭诸国，却是靠犁的革新和大规模灌溉工程才使边缘的林地和草原皆可耕作，甚至使远在北方的盐碱地也变得多产。
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高昂的代价。兰德将《孟子》中的牛山故事置于篇首：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孟子（约前372-前289）时代千年之后，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写下《春望》一诗。这首诗是杜甫的名作之一，作于安史之乱后的伤怀之时，但却有着乐观的首联第一句——“国破山河在”。三十年前的自行车之旅，使我看到山河确乎如旧，但已不尽如人意。1992年，我第一次去西安，到后第一天早晨，醒来看到伦敦一般的雾霾时，还觉得有些好看。等到1993年底离开时，我就不再这么想了，断断续续在西安住了几个月，只见过一两次太阳。曾经生长于此的野生动物，在那时要么是被猎杀殆尽，要么是因栖息地被破坏而离散消亡。曾经盛产各种鱼类的江河溪流，已被化学品和化肥染黑了。兰德说道，据他所见，该地区古时已有的动物仅有会飞的鸟类至今仍保持着一定的数量。
兰德的《惟王受年》讲述了一个关于关中地区的新故事。它曾经是君王之所获，但现在是凡人之所获。牛山之木不可复生，但通过《惟王受年》这样的书，我们知道了历史上的得与失，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一些“山之性”。明白了山之性，至少能理解一点人之性。
*本文系《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一书“中文版序”，[加]兰德（Brian Lander）著，王泽、杨姚瑶译，东方出版中心即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