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悲剧
1935年6月12日，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控告一位55岁的职员岳霖谋杀了妻子和六个孩子。据当地报纸报道，岳霖是天津人，最近失业，存款也用光了。他跑了几次当铺，又试着向朋友、亲戚借了几次钱。这之后，他说服了妻子，把鸦片加在饭里，全家一起自杀。当晚，妻子和孩子们都死了，他却还活着。他完全心神错乱，随后跳黄浦江自杀，但被巡捕捞救起来。巡捕把他当作犯罪嫌疑人关进了监狱。
岳霖事件见报后，另一个张姓家庭也从大世界娱乐中心的六层顶楼跳楼自杀。这个家庭总共6人，包括1名50多岁的妇女，她30岁的儿子和儿媳，还有3个孩子，年龄分别为7岁、10岁、14岁。他们无一幸免，全部死亡。
除了他们的死，人们对这些家庭所知甚少。即使如此，他们的惨剧仍然触动了上海小市民的敏感神经。周方给杂志编辑写了一封信，被《读书生活》选取登载。他写道：“我的妻子读到了这些人的死，眼泪止不住流出来，我也流了泪。”这种震撼与惊慌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两家财务状况的了解，也就是不久前，两家都算相当富足。岳霖一个月的收入超过100元。两个家庭都懂得未雨绸缪、节制开支，也都是体面的城市工薪阶层。周先生写道：“谁能想到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就连孩子们也一起带走！”
周方的妻子请求他不要丢了工作。她说：“你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你需要养家，你无论如何，必须处理好跟老板与同事的关系。”她自己则准备减少家庭开支，尽可能节约。她说：“这个月结束后我们就辞退女佣吧。我自己洗衣服和做饭，我们存钱应对紧急情况。”然而，最关键的是周方要保持稳定的收入，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迎合上司，委曲求全。如果可以换来工作的稳定，再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周方的妻子恳求他：“方，你要想想你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要想想这个家！”
1935年的上海街景
这些思绪使家庭晚间的气氛异常低迷。周方知道，在家庭的需要面前，他在职场上的自尊与人格只能放在第二位。“我看着三个孩子：摇篮里睡着的新生老三，地上玩着的老二，在灯下做作业的老大。”他们都需要他这个父亲，需要他来抚养。如果他失业，这些孩子宁静的生活就会破碎，想到这一点他就无法忍受。周方最后总结说：“我怎么能不理妻子的请求呢？”
然而，即使他愿意牺牲自己的自尊与人格，他的工作就会安稳吗？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朋友时，朋友以嘲笑的口吻回应了他：“你真是婆婆妈妈的，你未免在杞人忧天了。在这样的时势，有了今日，你还能肯定有明朝么？得过且过罢！一切都要‘马马虎虎’，何必这样认真呢？人生是求快乐的，能快乐一天，就是一天，不要快乐中去想愁苦事，一切就快乐了。哈哈！节俭，连娘姨都不用省几个钱存到银行去罢！中国人开的银行倒了好多家，外国人开的也倒了啊！辛辛苦苦储蓄的几个钱，送到那里去，那才不值得呢！并且，现在的金融方面变动得太厉害，我们都是生意场中人，难道还不明白吗？今朝你存在银行里明明是一千元，你能保明朝不变为五百吗？哈哈！老弟！你还是不要想心事，得快乐时且快乐！啊啊，还有：时时要你的脾气放好一些，如果对于嫂子个人自然应该遵命才对。假若说脾气好，就不会失业，那也完全是说谎。失业不失业，现在连‘本事’都不能决定的，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一样要被老板撵出门，因为老板生意要关门，你有‘本事’，你对人和气，那有什么用处？所以，像我们这类小雀子，饿死就是饿死，能吃得饱一点，就不要想心思，还是穷开心的唱它一支歌罢！”
《读书生活》把周方的两段对话刊载在显要版面。编辑旨在以此说明两个家庭的自杀对上海小市民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两场悲剧中看到自己也有可能遭受同样的厄运。《读书生活》将重点放在工作的稳定性上，并将此与家庭的延续联系起来。小家庭的一家之主由于肩负养家的责任，沦为职场上的人质，他们将自己不但抵押给了工作，也抵押给了市场。这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男性的自尊与独立人格已经不重要了。周方跟亲友的对话说明，当经济进入艰困时期，中产阶层节俭与勤奋的美德是不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的。无论自己的将来，还是家庭的幸福，个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都无能为力。
周方写给编辑的信不仅仅是对两个家庭的自杀的回应，其中对生命与死亡、责任与能力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指向当时经济体制下上海中产阶层的惨淡前景。投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的经济美德是否足以维持一个小康之家？答案是不能，在现有的经济逻辑下，小市民们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获得社会回报。如果勤奋、节俭的美德于事无补，那么普通的市民要如何自处呢？春天的小雀子如果最终会被寒冬的风暴吞噬，那么小市民们怎样才能挣脱这样的悲惨命运呢？在经济动荡的30年代，作为丈夫与父亲，一个人要怎么办，才能让自己的家庭免于冻馁呢？
值得注意的是，《读书生活》在1935年是一份重要的左翼杂志。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十分关注资产阶级小家庭的命运，他们以此为切入点，倡导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左翼论述的重点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与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新文化分道扬镳。五四运动的进步分子引领着学生追求个人的解放，30年代的左派则发动市民寻求民族解放。前者强调打破传统的思想启蒙，后者则要求个人投身于群体的存亡。前者催生了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方案，后者则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促使上海的小市民倾向这一政党。
30年代的左翼刊物当然是进步的，但与五四运动时的学生杂志有着明显不同。前者希望以文学为载体，呈现并代表那些受教育不多甚至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以《读书生活》为例，这个杂志刊登的不只是理论性的分析文章，同时也给店员、工厂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小学老师和当铺学徒等留有相当的空间，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悲苦。这些人以作者而不仅仅是读者的身份出现在杂志中。他们把自己生活中的恐惧与沮丧呈现给公众。这种叙述没有什么丧失颜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会获得大众的理解与共鸣。
30年代中产阶层小家庭的故事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更了解这背后的历史脉络，让我们深入考察一下这份杂志。
《读书生活》
《读书生活》是一份以社会评论为中心的半月刊，1934年底在上海创刊。《读书生活》的创办人包括李公朴、艾思奇、柳湜、夏子美（夏征农）四人。除了主编李公朴（1902-1946）外，其余几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李公朴曾在上海销量最广的《申报》担任《读书生活》栏目的主编。《申报》由史量才担任发行人，在史量才的主持下，报纸公开批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公路上遭国民党特务刺杀。《读书生活》从创刊开始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刊物，对当局持批判态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读书生活》
在《读书生活》的发刊词中，杂志的编辑们阐述了自己的目标与编辑方针。他们开宗明义，宣布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文字资讯属于每一个人。这跟旧时代不同。旧时代的文字，是有闲阶级的专利品。那个旧时代已经过去了，《读书生活》的出版正是标志了那个旧时代的结束。
编辑们继续写道，读书识字依然是少数受教育者才具有的能力。然而，即使在这些少数人中，由于本身生活环境所限，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机会持续阅读报刊。这些人包括许多上海的小市民——成千上万受雇于上海各行各业的职员和学徒，他们都被学校的铁门挡在外面。编辑们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对知识的渴望远远超出了精英阶层的想象，然而他们只在下班后才有时间读书。这些人希望获得“与实践相关的知识”，让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睛，觉醒自己的意识”。随着觉醒，这些人才能“选择自己的道路”。
编辑们解释说，阅读最终是要帮助职员和学徒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换而言之，阅读本身不是目的，阅读必须与为美好生活的奋斗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物都能满足小市民的这一需求。他们需要有效的指导，来帮助选择适当的读物，这正是《读书生活》所要起到的作用。除了推荐合适的读物之外，《读书生活》也传授“正确的阅读方法”。编辑们把自己视为“认真和诚挚的学校教师”，把小市民读者群视为学生，读书是为了改善生活。
《读书生活》希望把杂志办成一个正规学校以外的教育园地。它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任何时候，读者们只要拿起杂志，就可以将工作现场变成教室课堂。不同于学校的讲堂，在这个教育园地里宣讲的并不是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学者，而是被迫辍学的、“沉默的大多数”。杂志的文学版面都用来刊登读者的投稿。《读书生活》鼓励读者“用他们自己生活的语言和体验来表达思想和感情”。这些来稿所呈现的共同体验，将《读书生活》的读者们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共同体。
每期杂志有20多篇文章（6万多字）。基于杂志的宗旨，《读书生活》将其内容分为大约10个主题，其中包括社会评论、新闻分析、新书书评，此外还有自然科学与社会哲学领域的文章，这些内容使杂志具有了相当的严肃性。杂志还接受读者的投稿，可以是自述，也可以是小说。这些故事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小市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份杂志还设有《读者问答》栏目，延续了李公朴在《申报》主持专栏时的做法。在这个版块，读者和编辑持续展开对话，共同推动讨论。
危难中国
以1935年5月的《读书生活》为例。艾思奇已经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六七篇关于本体论的系列“讲话”，最新的这篇题名《天晓得！》。艾思奇把“天”与“人”对立起来，宣称意识是人类历史和过去经验的产物。按照艾思奇的观点，天“并不晓得，尽管古训不这么说”。知识和意识是人类在活动中逐渐产生的。艾思奇继续写道，由于许多知识来源于经验，所以如果使用正确的科学方法来勤奋地积累，人类可开发的知识就是没有边界的。以当前巨大的经济衰退问题为例，一个人如果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便不难明白这完全是人类而不是上天的错误。经济萧条并不是运气使然，而是人类的行为导致了工厂关闭、雇员失业。
钱亦石从国际背景的角度分析说明了当时的问题，旨在让读者意识到整个“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他认为当时世界局势之所以混乱，归根究底在于“帝国主义霸权的罪恶交易”，这个观点与艾思奇的哲学观互相呼应。钱亦石认为帝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积极扩军以发动战争，并通过国际交易以发展本国经济。1935年5月，他在《读书生活》上发表的评论聚焦当时在德雷斯顿与日内瓦的会议，强烈谴责英国对德国希特勒的软弱态度，认为列强“满口仁义道德，事实上却是盗贼娼妓”。评论还指出，波兰与德国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同帝国主义的法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的联盟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他很有把握地断言，欧洲必然会爆发战争。钱亦石也花大量篇幅评论美国国会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并直接指出这进而引发了中国的金融危机。对于美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代表来到中国，他嘲讽说，不管他们怎么说，实际上就是“以牺牲中国的代价来提高美国的贸易收入”。
在社会评论版，李公朴概括论述了国内事件，并让读者注意4个日子：5月1日、5月3日、5月4日和5月9日。李公朴写道，5月1日和5月4日是新开始的时刻，这两个日子应该标记为红色；5月3日和5月9日是悲剧和耻辱的纪念日，因此要标上黑色，铭记其中的悲痛和愤怒。但是纪念仪式不能产生有效益的目标，行动才能。我们需要采取坚定行动，“一雪民族的奇耻”，为经济生产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环境。
李公朴
随着乡村的凋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李公朴认为中国已经危机重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的将来不可避免地与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中国人必须行动起来，坚决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行为，无论是私下的还是公开的，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必须向着同一个目标，即救民族于危难，抵抗日本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工人阶级对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在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为了反抗中国资产主义的剥削而努力抗争。例如，工人仍在为八小时工作制而努力抗争。他们必须站起来，捍卫自己获得失业救济的权利，捍卫自己建设公会、组织罢工的法定权利。那些读书识字的人必须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劳动者，为全民族的抗争构建钢铁一般的精神支柱。这是新时代的洪流。对那些想要改弦更张乃至复辟旧观念的人，文化工作者要时刻留意，予以严厉的批判。
李公朴总结道，民族和国家面临的最高任务是巩固抗日战线，并致力于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他敦促“杂志的所有读者”记住上述4个纪念日，并对这些日子的意义做出新的认识。他号召大家随时行动起来；尽管小市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蝼蚁，但蝼蚁却可以组成强大的军团，保卫自己的国家。
然而，李公朴谨慎地提醒读者，在投身反侵略斗争的同时，还必须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现在还不是抛弃一切的时候，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与书写，对当前世界有新的认识，所以才需要依照《读书生活》给出的书单，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
同一期《读书生活》中，李崇基另有专文，接续了李公朴的话题。关于“为什么要学哲学？”，他解释说，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永远不要盲目地相信传统，而是要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是一种行动，一般人都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许多市民囿于自己的观念与视野，常常无法做出选择，而观念与视野正是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被动地接受他人的“人生观”，从未加以审视，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把握社会现实的能力。这在承平时期或许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片面的价值观会带来“错误的想法”，继而引发悲剧性的选择，譬如自杀。因此，哲学是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课程。哲学能够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一旦掌握了真正的科学方法，一个人就能以新的方式看待整个世界，继而对人的存在及其归宿都会有新的认识。李崇基认为，哲学课程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而且所有读者都有能力学习哲学。一个人一旦获得了新的意识，就会在时机来临时做好行动的准备。
《读书生活》的编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30年代的中国人生活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不断受辱，社会普遍贫困，中国内外交困。工厂和商店停业，失业率不断攀升。随着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大量农民被迫离乡谋生。许多人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却找不到工作，更无法获得援助。更有甚者，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下，即使是有产者与知识分子也因经济萧条而贫困，因失业的威胁而困苦。由于职业前景暗淡、市场波动起伏，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寝食难安。中国政府早已捉襟见肘，并且内部斗争不断，并不能为广大人民提供指导、规划与帮助。有权有势的人对广大群众的福祉漠不关心。由于中国资本家为虎作伥，中国人努力工作生产的财富大都流向海外，进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口袋。同时，日本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迫。东三省和内蒙古相继沦陷，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由于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村民被迫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以充当军费。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地租、利息与税赋。政府不断修建军用公路，沿途农民却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总之，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却被要求忍受这样全面的冲击。
《读书生活》更以图像呈现广大中国人民的困难。杂志选用极具表现力的素描与木版画作为杂志封面和内容插图。例如，一幅题为《他们的野餐》的插图，描绘了两个赤脚的农民。他们蹲在树下，脸埋在饭碗里匆忙扒饭。另一幅题为《难民》的画，描绘了一个流离失所的农民家庭。全家四口人，男人在前面领路，背上的两个大麻袋里是全家所有家当。女人跟在后面，一只胳膊抱着幼儿，另一只胳膊挎着一大袋子衣服，一个小孩走在一边，牵着母亲的衣角。这些人都没有突出的特征。整幅作品无意描绘具体的个人，它是一个个逃难农民家庭的缩影。
1935年10月号的《读书生活》，封面是一长队难民争先恐后上火车的情景，这些难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之后一期的封面则描绘了一群在天亮时分离开家乡的村民。他们用扁担挑着行李，正小心翼翼地蹚过一条涨水的小河。同一期刊登了一幅木版画，画上是一艘挤满了人的小船，飘零在波涛汹涌的河流上。黑压压的人群静静地拥挤在狭窄的空间内，白色的浪花猛烈地拍打着脆弱不堪的小船。
30年代中期，《读书生活》向读者呈现着洪水、饥荒、贫穷、绝望的场景。《读书生活》是当时重要的左翼刊物，它严肃的风格和朴素的外观，与同时代中产阶层习见的其他杂志——比如《良友》以及它的全版彩色女子照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良友》杂志
《良友》以大篇幅刊登商业广告。《读书生活》没有广告，最多印一些新书的通讯。如果说《良友》和类似的杂志代表了中产阶层的消费主义，《读书生活》则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资本主义下的消费。30年代上海发行的600多种杂志中，《读书生活》和《良友》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居于最激进与最保守的两个极端。
尽管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读书生活》和《良友》却有一个共同点。两份杂志都通过图片和故事来呈现理想的小家庭，并以此来传达自己的理念。换而言之，两份杂志的种种内容都以小家庭中的婚姻纽带、亲子之爱、物质需求与道德期望作为潜在主题。
这两份杂志中所呈现的小家庭自然又有所不同。《良友》中的小家庭是私有制下消费的中心、舒适的港湾，而《读书生活》则凸显这些小家庭的脆弱性，在经济萧条、大战在即的时代背景下苦苦挣扎。《良友》鼓励读者想象一种安逸满足的生活，《读书生活》则抨击这种盲目的自信，渲染出艰难困苦与危如累卵的氛围。《良友》讨论青春、健康与长相厮守，《读书生活》则聚焦疾病、饥饿、死亡与贫穷。《读书生活》刊登的木版画，描绘的是苦难的农民。它不仅提醒读者们城市之外的现状是一片混乱，也预示着城市安稳的生活终将遭受严峻的考验。
尽管在表现形式方面有所不同，《良友》和《读书生活》却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它们关注的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虽然《良友》推广时尚女郎的形象，但它要呈现的却不是独立的女性；它呈现的是备受宠爱的妻子与娇生惯养的女儿，以及她们在现代经济体制下可以获得的物质生活。同样，《读书生活》要呈现的并不是贫穷本身，而是苦难如何剥夺了孤儿寡母的依靠。幸福也好，痛苦也罢，无论是《良友》还是《读书生活》，小家庭已经是个人与时代的连接点。这一点在《读书生活》的文学版与《读者问答》专栏中最为明显；在与读者的对话中，编辑们将这些人事、家庭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联系起来。
困境
在《读书生活》的表述中，那种生活优渥的资产阶级家庭既是温馨的港湾，也是相濡以沫的情感归宿。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人们感觉到了自身的存在，以及自己所处的位置。家庭也是一个经济单位，满足成员的物质需求。
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不仅分工明确，而且尊卑有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成员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在当时的人看来，家庭内部的差异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可抗拒的；它是个人价值观的基础，也决定了个体在更大世界中的目标与期望。
家庭成员根据性别与年龄的差异，担负起不同的家庭职责。为了担负这些职责，不同的成员又必须展现不同的特质。成年男性是家庭中的父亲和支柱，是家庭的决策者、保护者，以及经济来源的提供者。因此，一个好父亲必须努力工作，并处理好家庭的对外事务。女主人要承担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和教育后代的责任。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不仅要努力工作，还要具有节省、忠贞和自我牺牲的美德。在这一家庭结构中，孩子们主要负责懂事听话。一个好孩子必然忠于家人，接受家庭的命运。
《读书生活》告诉读者，上述家庭关系与成员责任关乎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根本。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中，一个人人都好的好家庭必须要能获得好的回报。家庭与社会之间有一种隐性的契约，美德与辛勤必须要换来家庭的延续。如果这种连接断裂了，不仅会给家庭成员带来相当的痛苦，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问题。
《读书生活》的小市民论述，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这些论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所谓的痛苦，正是因为达不成中产阶层理想化的小家庭。每个叙述中的主人公都有名有姓，都有工作与家庭，仿佛是真实人物讲述真实经历。然而，故事中的人物却少有个人化的突出。他们到底是谁，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他们的故事旨在典型性地勾勒出生活依据理想应当是怎样的，结果在现实经历中那些理想又如何化为泡影。
以王平的故事为例。王平是苏北盐城人。那年他还不满6岁，家乡闹饥荒，父母决定逃难。他们收拾包袱向南，从一个城镇流浪到另一个城镇。
夫妇两人随地在田间打零工。他们种庄稼，收割稻谷，给稻谷脱壳。他们努力劳动，克勤克俭，就为了存下一些盘缠，可以去到下一个市镇。五年后，他们终于渡了江，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
两年过去了，王平的父亲存了一笔钱，成了一个街头小贩。他把家庭的所有积蓄都投入了这份生意。每天早上，他步行20里，在天亮前来到县城，购买50斤到60斤重的糖果及各种日用百货，再用扁担挑着货物走回小镇。
王平的母亲在街角看货摊。王平则沿街叫卖糖果，把糖果卖给那些因工作脱不开身的人们，以此招揽更多生意。王平回忆说，他们生意很兴旺，因为他的父母“乐于助人”，父亲“勤俭持家而且兢兢业业”。整个家庭一天到晚辛勤劳作。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有一段时间，收入逐步增加。
于是王平的父母决定租一家店铺来做买卖。和以前一样，父亲每天都去县城，母亲照看店铺，他到街上卖糖果。为了付租金，父亲增加了额外的行程，挑着货篮到偏远的乡村贩售。一年两次，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人们都在田里劳作，王平的父亲早晨3点起床，独自来到县城，购买充足的腊肉和鱼干，随即匆忙来到村子，正好为农民提供早餐。这些鱼肉总是很受欢迎，王平的父亲对市场的细心观察取得了成功，勤奋和精明有了回报，老王让整个家庭过得越来越好。
王平15岁了，进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识字班。店铺每天的营业额超过了1000个铜板。王平的父亲觉得，在这里，自己的诚实与勤奋换来了人们的尊敬和认可。
王平父母决定要第二个孩子。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家庭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他母亲怀孕和分娩时，王平的父亲照料着店铺。他依然每天去县城，但也要照看妻子和新生儿。这些工作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宝宝还没有长大，父亲就因病离世了。
王平父亲的葬礼体面而且合乎身份。然而葬礼耗尽了全家的积蓄，从此这个家庭每况愈下。由于不能支付房租，王平母亲关了店铺，搬回了街角，也就是几年前他们摆摊的地方。而王平每天天亮前就必须去县城购置货物。
家里三口人的生计落到了王平的肩上，他不得不放弃学校的学习。他每天尽力挑起重担，尽管他所能挑起的担子还不到父亲的一半重。他的母亲不仅悲痛难抒，而且疾病缠身。每当看到自己十几岁的儿子要肩负这样的重担，她都忍不住落泪。
王平从识字班借来纸笔写他的故事。他写自己每天天亮前的艰难跋涉——那时他不得不迈着酸疼的双腿努力爬山，而肩上挑的篮子在两边摇晃：“我不由想起父亲，不免偷偷地洒一点眼泪。”
在王平的故事中没有明显的坏人，但是勤劳节俭的美德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应有的回报。这个难民家庭曾经来到了幸福生活的门口。然而，一家人好不容易换来的前景竟是这样的脆弱。王平父母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决定十分自然且无可厚非，新宝宝的出生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事情因此发生了如此灾难性的转变，原本顺利的家庭生活出现了悲剧性的逆转。
这样的结果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诚实的人不一定能被命运眷顾，堪称模范的生活也没能带来幸福的结果。江南小镇的这一悲剧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对于那些崇尚勤劳与奋斗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当头棒喝，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前文已经提到，一个陌生家庭的自杀给周方和他的妻子带来了种种不安。王平的故事同样从根本上动摇了小市民的信念。因为王平的故事突出了小家庭在当时经济制度下的脆弱。
王平父亲的去世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由于小家庭男尊女卑的特点，灾难莫大于家长的去世。家长的离世使得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与生活依靠，更使妻子和孩子直接面对残酷的社会。
如果丈夫或父亲健在，妻子或孩子很少选择独立生活。在当时的观念下，妇女和孩子是家庭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社会上只能是他人利用、压榨的对象。下面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工和她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失去一切的惨状。讲述这个故事的是20多岁的乔英；她在父亲死后接替了他的工作，却无法获得同样的工资。更糟的是，父亲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小家庭的瓦解；母亲与女儿不仅要努力工作，还不得不生活在幸福生活已经一去不返的阴霾之下。
乔英受雇于一家日资棉纺厂。她写下以下这段话，讲述发薪日当天的情况：“早上进厂的时候，妈妈给我十四个铜板和一饭盒子的干面，很痛惜地对我说：‘阿英，今天家里又没有米。这些铜圆你拿去买一点东西吃了好上工，买包糖带进去拌面吃。’在厂门口买了三个大饼，本来打算自己吃的，但是后来匀了一个给吃包饭的阿菊，因为她只吃了半盅稀饭呢。”
那天下午，工人领了季度工资。工作三个月后，乔英的工资仅仅4元。她的老板以保管费的名义扣掉了6角。
回到家后，乔英把工资给了母亲。房东太太及时出现，要她支付3元的房租。此外，她还要求偿还2元的欠款。“母亲给她说了半点多钟好话，结果是给她三块钱才把她劝走了。剩下那一块钱就买了一点米买了一点油。两餐没有吃饭了，肚子饿得很凶。晚饭吃得特别多，一口气吃了三碗饭……母亲又想起了她年轻时候父亲在世的那种日子来。”
蚕丝厂里劳作的上海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乔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并负担母亲的开支，但她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自豪感。由于环境所迫，乔英不得不成为家庭的支柱。这个故事有明确的坏人——市侩的房东太太，以及管理工厂的老板。他们并不以真实的个体出现，相反他们代表了包租婆、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而这正是整个经济制度预设的行为逻辑。作为家庭保护者的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女人必须独自面对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就此瓦解。女人可以支撑起家庭的开支，却无法改变人们心中的纲常。男性家长的去世，让母亲与女儿低人一等。正是这一点让母亲垂泪，让女儿无奈。
《读书生活》里还有许多其他的文章，都把父亲的死亡作为家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比如孙述之，他的父亲死于上海，他上中学、当教师的梦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这时孙述之才15岁，刚刚在家乡上完了小学。他舅舅很尽职，来安慰孤儿寡母，承担起照顾这个不幸家庭的重任。他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孙述之安排在县城的当铺里当学徒。孙述之要学习做生意，不得不辍学。去工作的那天，舅舅承担起男性家长的角色，把孙述之带到当铺，并代表家人见证了拜师仪式。仪式和工作场所都是只给男人去的，孙述之的妈妈不能在场。她只能在儿子离开家的时候，泪眼汪汪地看着他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随后的三年，孙述之每年只可以回家三次，从今以后，这个男孩的生活基本上就掌握在新师傅的手里了。
苑方栖13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父亲是一个私塾老师、小学老师，后来成为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苑方栖坐在父亲腿上趴在桌子上学习读写，他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希望长大能成为一个文人。由于父亲的去世，苑方栖只好辍学，在偏远乡下的一个酱油厂当学徒。从早到晚，都是忙不完的累活。如果晚上还有精力，他会阅读一些父亲写的文章，这是他珍藏的特别学习教材。他希望汲取知识，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受教育者的行列。然而，苑方栖只能在私底下偷偷读书。学徒必须要学的是珠算和记账，“一定不能做的事情”是读文学作品和保持文学兴趣。尽管师傅一旦发现就又会大发雷霆，苑方栖还是冒着这样的危险，继续阅读着父亲的文章。
徽州的金曼辉也有类似的遭遇。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他被迫辍学，在叔叔的帮助下到了上海，成了一个徽商手下的学徒。金曼辉离家前的晚上，他母亲帮忙收拾包袱。金曼辉想带砚台、毛笔、纸和书。他还想带上唐诗精选和英文课本。母亲不同意，将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些是文人用的，做生意不需要，带上这些只会让师傅生气。孩子立马哭了。他说自己宁愿待在家里，不想去当学徒。然而这样的抵抗是徒劳的，只会让母亲暗自流泪。没有了父亲，儿子能当上学徒已经十分幸运。第二天早上，叔叔接上他，交给了新师傅。金曼辉感觉孤独而沮丧，充满了恐惧和悲伤。
焦大秋是一位27岁的农民，在畜栏边的煤油灯下给《读书生活》写信。他讲述了父亲去世的那个夏天，也就是自己苦难的开始。那时他才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这家人原有3间房、8亩地，但是父亲生病后欠了不少钱。为了偿还债务、养活母亲和4个弟妹，焦大秋只能下地干活。他抵押了土地，为父亲的债主做工。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也帮忙家计，只要有织布、洗衣、缝补的工作都接来做。即使如此，全家每天也只能吃上两顿饭。就这样，10年过去了。焦大秋看不到希望，他看不到这样辛苦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读书生活》发行的两年内刊登了大量类似的故事。它们有着同一条叙事主线：父亲离世，熟悉生活方式就此终结。主人公背井离乡，由此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的故事不断出现在杂志中，有效地将个人的际遇变成了整个阶级的写照。在30年代的文字表达中，“失怙”必然会导致“失学”。在父亲的葬礼上，母亲一定会和前来祭吊的男性亲属重新安排孩子的未来。失去父亲的孩子就此踏入新师傅的家庭。
师傅会和父亲一样行使家长的权威，但这是一种不同的权威。学徒和师傅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但却会使少年失去自主权，由此低人一等。这种关系又由于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关系，因此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尤为脆弱。一旦经济不景气，少年就可能丢掉学徒的工作，就此“失业”，在“失怙”“失学”之后，备受失去一切的折磨。
对于一个“职业青年”来说，即使有了师傅以及一份职业，也不能弥补失怙、失学带来的痛苦。《读书生活》详细描述孤儿面临的苦难，这些个人境遇进一步强化了小家庭的神圣性，凸显出家庭才是个人幸福的基础。
当然，这并不是说上海所有的学徒都是在丧父之后被迫进入这一行业的，也不是说所有的职业青年都面临失业——尽管生意与店铺都是起伏不定的行业。然而，前面的种种故事表现出上海小市民中弥漫着的一种潜在的沮丧与焦虑。《读书生活》这样的左翼杂志呈现出了这一现象，或在字里行间提醒人们这一现实。个中的人物感觉到自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种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生活夺去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命运让他们失去了慈父的呵护，时局让他们的职业前景一片暗淡。30年代中期就是这样一个困顿的年代。小市民感到自己无依无靠，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全球市场下的无常力量。
通过洪水、干旱、饥荒、战乱、经济萧条等种种画面，《读书生活》呈现了恐惧、贫穷和绝望下的呼声。通过刊登读者的故事，它也让读者们意识到困境中的自己并不孤单。杂志不断告诉大家，形单影只的个人不会有光明的前景；资产阶级那种靠个人努力步入小康、跻身上层的美梦注定会破灭。对于寡妇、孤儿以及缺少保障的人来说，正直的品德、辛勤的工作都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活下去。没有人可以在时代的巨浪下独存，因为个人的苦难最终源于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下遭受的苦难。对于小市民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团结起来，成长为爱国主义的战士，为保家卫国、反抗侵略而战斗。对于那些失去父亲的人来说，个人的悲痛已经毫无意义；现在必须站起来，作为爱国者，投身于激烈的斗争。只有献身民族救亡的宏业，才可能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生存与斗争
《读书生活》以明快的立场，让它的读者以及投书者毫无疑问地认识到，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又只有两个关键元素：生存与斗争。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没有人可以幸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职场的失意、个人的挫折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人需要对自己的境遇负责，也没有人能够真的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否则个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个人的出路、家庭的幸福，跟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读书生活》的编辑们告诉大家，这一简单而直白的真理，建立在社会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这也是所有人都必须了解的真理。因此，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唤醒广大小市民的意识，让他们在阅读和思考中意识到自身与民族的处境以及命运。只有当小市民从日常切己的生活出发，投身于以生活为战场的斗争，救亡运动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
以自救为主题，早在《读书生活》之前，就在上海的通俗杂志中出现。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在小市民读者中引起广大反响，其主旋律就是自救。尽管前后相距不到十年，但《读书生活》重新界定了自救的内涵。《读书生活》反对将自救作为提高职业技巧和提升职场成就的手段。它聚焦于作为社会问题的失业，关注缺乏职业保障的现实，强烈质疑一般职员是否能够依靠能力、业绩、工作态度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对于那些求职的小市民，邹韬奋给的基本建议就是以职场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邹韬奋跟当时的许多社会改革者一样，着眼于如何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为个人找到出路。《生活》周刊跟《读书生活》都谈以自我的改造作为谋求幸福的手段。但是《读书生活》倡导的生活斗争，超过了《生活》周刊所支持的民族企业架构，进一步要求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改变。
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
那么，面对那种让周方以及他的妻子感到触目惊心的家庭自杀悲剧，普通人该怎么反应呢？在30年代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普通小市民又可以做什么呢？《读书生活》指出，周方的妻子和朋友都表现出“小资产业主的狭隘自我中心观”。周方的妻子就像老派的贤妻良母，相信只要具备节俭和顺从的传统美德，就能挽救她的家庭。周方的朋友则陷入了现代人的虚无享乐主义，这也是错的。在《读书生活》的编辑们看来，周方该做的，是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生活中不同的挑战。体力劳动难道真的就可耻吗？社会地位下降、沦为普通劳工，难道比死亡还要糟糕吗？为了避免让孩子们生活在社会中下层，难道就可以将他们杀死吗？回答显然都是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岳家和张家的悲剧固然是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但两家人也都是错误思想的牺牲品。杀死这些家庭成员的，是其中个人落后的思想。
《读书生活》认为，群体高于个人。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一个人“如蚂蚁一样微不足道”。即使一个人死了，大众的生活仍要继续。经济的大萧条对于小市民，就好像严冬中的“春天的小雀子”。小市民应该用新方式来审视这个世界，融入时代洪流中。他们要奋斗到底，让更宏大的群体生机勃勃。对于那些有工作和家庭的人，《读书生活》教导说：“你可以不站在最前线，但你必须加入这整个阵线。”每个人都可以训练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磨炼出自己正确的观念。对于周方这样的读者来说，虽然这不能确保他工作稳定，但这会赋予他一种新的观念：即使没有了穿长衫的工作，也可以生存下去。
30年代中期，《读书生活》这样的杂志影响了广大市民的思想观念。1935年日本试图吞并华北时，上海小市民被动员起来参加了爱国运动，上海青年救国会是全国各界救国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蚂蚁社誓言要建立“一支蚂蚁军队”来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并吸收了一万多名成员。1937年7月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在会计师顾准的领导下（见第七章），参与组建了益友社，将文化和社会活动作为政治动员的阵地。这些组织在上海职业界与生活教育团体所建立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城市职工、店员、练习生和学徒，让这些“蚂蚁”从家庭以及职场中走出来，建立新团体，开展爱国主义活动。他们成立了话剧社、合唱团、新闻俱乐部和读书会，这些活动进一步改变了上海小市民社会中运用知识、传播思想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孕育民族意识的正是人们在职场上的深深焦虑，伴随其发展的则是核心家庭内部的重重危机。
抗战前夕左翼关于都市小家庭的论述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他们将关注点从个人转移到家庭，他们不再谈个人的权利与幸福，转而谈家庭的生存与个人在其中的责任；他们搁置了五四运动以来追求个体解放的议题，而在小家庭的框架下建构了男性与女性对等分工的责任。
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实践，这时候跟物质生活紧密关联起来。做个好父亲或丈夫，就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做个好儿子，就必须赡养年长的父母。如果对上、对下做不到生活上的支撑，这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艰难，也是道德上的亏欠和情感上的挫败。如果整个勤俭奋斗的阶层无法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整个社会必然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家庭伦理实践中的物质性，再次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改造。
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将个人建构为道德与物质关系网的产物，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一系列对社会制度的批评。他们不仅强烈抵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私有制和市场法则，也抨击了理想化小家庭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行性。
家长已经不能保护他的家人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想象一个家长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制度化的方式，大家长一般地为人民提供各种支撑与保护。这样的政府承担了家庭的任务。人们并没有舍弃家庭的纽带，而是将之与家人分离。透过政府的参与经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可以不再聚焦于批判性与知识性的自省，而转向一种融合了物质安康与传统美德的经济图景。
中国的现代经济在民国上海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所承诺的现代性，包含了持续的繁荣与不断的发展。同时，在30年代经济萧条、大战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下，战前的困境又激发了人们对安全与保障的渴望。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这些需求汇聚成了一种新的渴望，人们期盼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有能力像父亲、家长一样照顾每个人的幸福。30年代的挑战，使得无论是一家之主还是一个企业之长，都无力把道德与权威充分地结合在实践之中。有些人甚至做出背弃自己原则的事。然而一般市民对公正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没有终止。经过层层演变，上海的小市民们最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上。
（本文摘自叶文心著《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王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