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已出现帝王题写书画的现象，《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载：“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从沈括（公元1031—1095年）所载来看，南唐时宫廷画家似不落题识，被认为可信的南唐卫贤的《高士图》亦无款。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作为宫廷绘画的创作者和鉴藏者，开创君臣题跋之风气，从他与近臣蔡京的题画活动中可见一斑。
宋徽宗赵佶御笔的《雪江归棹图》其上有蔡京的题跋，提到宋徽宗画了春夏秋冬四景画，“雪江归棹”是其中的一件，这与宋代“四时”的绘画时间观是契合的。蔡京的用笔姿媚飘逸、字势雄健痛快，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特征。如成书于1123年前后的《宣和书谱》盛赞其“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铁围山丛谈》卷四曰：“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公之右者。”这些评价在这件题跋上得以充分体现：
臣伏观，御制雪江归棹。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棹之意尽矣。天地四时之气不同，万物生天地间，随气所运，炎凉晦明，生息荣枯，飞走蠢动，变化无方，莫之能穷。皇帝陛下以丹青妙笔，备四时之景色，究万物之情态于四图之内，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大观庚寅季春朔，太师楚国公致仕臣京谨记。
(宋) 赵佶 听琴图 绢本设色 纵147.2厘米 横51.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件有蔡京题跋的图是《听琴图》，描绘官僚贵族雅集听琴的场景。主人公道冠玄袍，居中端坐，凝神抚琴，前面坐墩上两位纱帽官服的朝士对坐聆听，左面绿袍者笼袖仰面，右面红袍者持扇低首，二人悠然入定，仿佛正被琴声牵引着神思，完全陶醉其中。叉手侍立的蓝衫童子则注视着拨弄琴弦的主人公。作者以琴声为主题，以笔墨刻画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音乐意境。画面上方有蔡京手书七言绝句一首，右中上处有赵佶瘦金书题“听琴图”三字，左下有“天下一人”花押与“御书”朱文方印。
“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以听无弦一弄才。臣京谨题。”在此虽然署“臣京”，但并未小书，也未空格，接近后世文人题跋格式。亦可见出徽宗与臣子交游时，并未过于顾及君臣之分，显示出一派“文艺天子”气息。
在题画方面，如高宗赵构（公元1107—1187年）《翰墨志》所载：“标题品次，皆宸翰也。”徽宗赵佶主持宣和画院，在鉴藏方面采用固定格式的“宣和装”，亲笔题写具有一定格式的画名。目前能见到的实物中，“宣和装”书画固然有徽宗所书标题，但品次却未见，《翰墨志》所录显示，徽宗自己也书写题跋，以品次绘画。
题写书画名，并非由徽宗始，除《万岁通天帖》中王方庆题名外，米芾《画史》载唐代戴嵩所画的《白牛图》，其上有唐太宗（公元599—649年）御书“戴嵩牛”三字。目前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画名，是《江行初雪图》中十二字题名“江行初雪图画院学生赵幹状”。学界一般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公元937—978年）的书迹。如《宣和画谱》卷十七所论：“然李氏能文善书画，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画亦清爽不凡，别为一格。”又提到南唐画家唐希雅学李煜错刀笔，画竹乃如书法，可谓最早的“书画合一”之例。另要补充的是，题名中的“状”字有描写和上呈两种含义，有学者认为，作画可能与朝廷对民情的体察有关。
在赵佶的“宣和装”鉴藏装褙固定格式中，若是书帖，一般在卷头的黄绢隔水处用月白小签，金笔书字；绘画则书在黄绢隔水左上角，用墨题字，比绢签要稍大一些。但也有例外，如徐邦达先生指出，王羲之《远宦帖》即为墨题；绘画也偶见题在本幅之上的，御画《雪江归棹图》的题名“雪江归棹图”即为此例。
徽宗的题画，并不仅仅是题写画名，还包括题诗文与押署。如南宋杨王休《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记录当时南宋内府所藏911轴画，当时徽宗有御画14轴在库中，都是花鸟画，还有御题画31轴。其中有8件花鸟画为一套，其上都题有五言绝句，分别为《海棠通花凤》、《杏花鹦鹉》、《芙蓉锦鸡》、《千叶碧桃苹茄》（碧桃）、《聚八仙倒挂儿》（樱桃）、《金林檎游春莺》（类似果树来禽图）、《香梅山白头》。“以上八轴于御书诗后并有‘宣和殿御制并书’七字。”这些载录，与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芙蓉锦鸡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蜡梅山禽图》的实物相一致。
在《芙蓉锦鸡图》中，徽宗题曰：“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正如《韩诗外传》所云：“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时不失者，信也。”此外，《蜡梅山禽图》中亦有诗：“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均有“宣和殿御制并书”七字与“天下一人”花押。诗画焕然交映，可以认为徽宗之时开创了题诗入画心的先河，然文献载录表明，题诗入画心已然兴起，只是尚不算盛行。如《画继》卷三载晁补之（公元1053—1100年）在“春堂大屏”中题诗：“胸中正可吞云梦，盏底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衡霍，为君无尽写江天。”
此外，徽宗时期还制作了《宣和睿览册》，如《画继》卷一所载：“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柑、骈竹、瓜花、耒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纪。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累至千册，各名辅臣题跋于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
(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53.3厘米 横125.1厘米 〔美〕波士顿美术馆藏
(宋) 赵佶 五色鹦鹉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53.3厘米 横125.1厘米 〔美〕波士顿美术馆藏
目前被认为可信的三件《宣和睿览册》之作，是《五色鹦鹉图》《祥龙石图》和《瑞鹤图》。余辉先生在《〈五色鹦鹉图〉中的道教意识》一文中提到，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公元1609—1686年），清初属宋荦（公元1634—1713年），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公元1832—1898年），辛亥革命后被其后人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公元1881—1960年）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人山本悌二郎（公元1870—1937年）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一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作该卷是出于为国祈祷，以工笔勾线填色完成，显得工整绚丽，充分表达了画家的虔敬心情。在画幅右侧，有瘦金书题文和七律诗一首：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
养之禁籞，驯服可爱。
飞鸣自适，往来于苑囿间。
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
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
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
天产軋皋此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
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多言更好音。
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心。
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只剩下“制”“并”二字和残损的花押，根据《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后的款书都作“御制御画并书”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鹦鹉图》卷破损的字为“御制御画并书”，押署“天下一人”，与《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一样，在“制”字处钤印“御书”（朱文）。
(宋) 赵佶 祥龙石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53.9厘米 横127.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祥龙石图》题跋：
祥龙石者，立于环碧池之南，
芳洲桥之西，相对则胜瀛也。
其势胜湧，若虬龙出为瑞应之状，
奇容巧态，莫能具绝妙而言之也。
廼亲绘缣素，聊以四韵纪之。
彼美蜿蜒势若龙，挺然为瑞独称雄。
云凝好色来相借，水润清辉更不同。
常带瞑烟疑振鬣，每乘宵雨恐凌空。
故凭彩笔亲模写，融结功深未易穷。
(宋) 赵佶 瑞鹤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51厘米 横138.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瑞鹤图》题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
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
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
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
余皆翱翔，如应奏节。
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
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
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清晓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来仪；
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
似拟碧鸾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
徘徊嘹唳当丹阙，故使憧憧庶俗知。
(宋) 赵佶 瑞鹤图 绢本设色 纵51厘米 横138.2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赵佶字结体取自黄庭坚，笔法取自薛稷、薛曜，硬瘦中不失飘逸。以上三件均先文后诗，御制诗比文抬高三字左右，其后为“御制御画并书”与“天下一人”花押。关于花押，据文献载始于唐代。《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中提道：“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编者注释引周密《癸辛杂识》，提到花押即古人押字稍花之而成，唐代韦陟将其名押署如“五朵云”。北宋时人将押署或花押看作是心之形迹，甚至有吉凶之相，这一点颇值得注意。元人为求简便，则多见花押印，据王志敏研究，此物或可追溯至五代。要补充的是，中国特有的花押也传入了日本。日本学者常识英明在《花押的由来和历史》中提到，花押大致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中期由东传到日本，称为“草名体”；在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由于中日禅僧的交流再度传入日本，称为“二字合体”；至明代又将流行的样式随着贸易传入日本，称为“明朝体”。
徽宗时代的“宣和装”题写格式、君臣题跋，以及题诗入画心的营造，使这一时期的书画题跋样式基本完备，在后世延续发展出多种题跋样式。
（本文作者供职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文标题为《徽宗朝廷的文化气象： 君臣题跋与题画诗文》，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
